我突然想起了范雨灵。

那个穿着大红色棉袄，上面有金黄色的花，下面穿着绿色的粗布裤子，长得盖着她翠绿色花格子布鞋的范雨灵。短短的头发，扎一个马尾巴小辫子，额前的毛发整整齐齐，小小的眼睛，小小的鼻子，小小的嘴巴，圆乎乎的脸蛋，那个白白净净的范雨灵。

1989年的那个光景，当时我还不懂得男女性事和爱情以及其他一些复杂又世俗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玩具，如果非要说我们有玩具，那也全是自己制造出来的：弹弓，跳方格子，玩方牌，火枪，弹玻璃球，扔口袋等，这些都是文明的游戏。还有捉迷藏，捉迷藏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我一点都不喜欢，但是他们竟然还会玩得十分开心。在新家岭，我们的这个小村，山山沟沟的，破房屋，土坡，就连村头的那棵槐树的中间都可以藏人。（因为中间已经空了，至今我也不知道它究竟有多少年，我们曾经有八个小朋友都没有抱住它，它是新家岭的历史见证，也是新家岭的守护神）所以藏猫猫这种把戏，真的很没劲。倘若你藏起来，随便找个地方，寻找你的那个人会找上半天，甚至有些时候到吃饭时间了他还没有找到。

那是个春天的晌午，有和煦的风儿吹着。那是我第一次玩藏猫猫，也是最后一次。现在感觉也是，人的一生就是在玩藏猫猫的游戏，只是规则发生了变化而已，并且有了道德的约束。我和胡可、黑子、赵奇，还有一群小孩子，只不过现在都记不起他们的名字，我们是手心对手背的分了组。当然，这样是为了体现公平的游戏原则。黑子的一声“一二开始”我们就飞也似的分散开来。我是被寻找的那一组，和胡可一起。这时他们便在偌大的空间里寻找自己可以安身的地方。

我是不会慌张的，从来不会，至少现在我妈还说油瓶倒了我也不会着急。当时我小跑的顺着坡往上爬，赵奇那个笨蛋藏在碾子底下，不用想象他很快就被发现了，那样的地方，我在《地道战》里就看到过很多，游击队的八路军叔叔从那里爬出来，干掉了好几个日本鬼子。我爬到坡顶上，唱了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顺便还掏出尿了一泡。我的尿可以射过我的头顶，然后形成一个抛物线，在重力的作用下落在黄土中，然后渗入大地母亲的怀抱。对方的人已经开始东跑西跑的到处找被抓的那方了。那群笨蛋，要么在墙角里，要么在碾子下，要么在破房子里，他们根本不会知道我藏在哪里。我尿完那泡尿，在山坡上摘了一只蒲公英，把它举过头顶，然后憋足气，使劲一吹，无数个降落伞就在天空中飞翔起来，在阳光下，浮浮沉沉，打着旋儿。我很惬意那个时候的自己，多么值得怀念的时光。可惜人生那样的光景太过于短暂，匆匆而逝。就像我考上大学，从坐绿皮火车，在拥挤的人群中夹着沉重的背包挤着找座位，经过一天多的行程跋涉到学院的那一刻，我都历历在目。包括我和杨晓薇、颜梦琳师姐、陈丽静她们和睦相处的3年多，都好像是昨天的事情。

吹蒲公英的时候是会给人很多幻想的。

大一的那个寒假，我又挤着绿皮火车，一如既往的从这个车站到那个车站。我从学院北边的车站上车，人就塞得满满的，像秋天收获时候的玉米棒子，在蒲篮里塞的紧紧地。你可以想象你坐车时的情景，可能你们从来不坐这样的绿皮车，或者你就是一个十分爱干净的人，甚至可以坐飞机。飞机打折后的票价应该会很便宜，可是我仍旧没有钱。这是一个梦，遥远的梦，就像我想象着某个女明星会给我当老婆一样的梦。

我习惯于在3号车厢。

那里有很多的学生，不过没有美女，美女从来就是坐卧铺的。我从一开始把自己塞进靠窗的17号座，就没有想象过以后还能出来。有两个女孩子坐在对面，她们是在大连下，这趟车的终点。我不是，我在唐山下，至少要比她们早一点。我的旁边坐了一个打工的男人，他的样子古怪，古怪的我无法给你描述：他瘦，皮肤黝黑，全是骨头，或者说全是黝黑的皮，包着他的内脏。我看见他的第一感觉好像我的旁边是站着一棵树，直直的，树皮皴着。他的脸狭长，宽窄和上下那么不成比例，根本没有黄金分割点的优化。甚至他根本就是一块板，细长，在过道里被人群几乎挤碎。他身上有一股特别的味道，汗臭，烟草，酒精，脚气，还有毛孔分泌的液体的味道。这些味道与车厢里泡面的味道混合在一起，难闻至极。

他一直沉默着。

火车像一匹骏马，在黑夜中，一直向着北边挺进，吞噬着远处的光明。窗子外边，早已灯火阑珊。像星星一样的灯火在飞速的流逝。还好，这节车厢里没有太多的民工和肥胖的大肚子男人，除了我旁边的那块木板。

晚上十点左右，对面两个女孩开始看书，好像是蜡笔小新的漫画，一摞一摞的。那个流氓小孩，简直就是混蛋一个，我如果将来有这么一个孩子，我还不如早把他掐死，免得以后太多的女生遭殃。她们看得津津有味，得意之时还会会心的一笑。一只手不停地在抓着桌子上的薯片吃。她们从一上车嘴就没有停过，饼干，牛奶，巧克力，口香糖。就连卫生纸都用了好几包，心相印的那种，带着香味，我在对面就可以闻到。奢侈，真他妈的浮华，中国还有多少人在贫困线以下呢。

我坐在角落，旁边有一个男生已经呼呼大睡，他靠着座背，嘴巴张的大大的，眼镜挂在鼻尖上，摇摇欲坠。不时还会呵呵地傻笑，他一定在做春梦，要么在意淫。

那张“木板”开始吃东西，他从屁股底下的蛇皮袋子掏出个红色的塑料袋，里面包着一个褪了瓷的缸子，没有了把儿，一侧黑黑的，盖子已经生锈。上面印着“全国铁路职工纪念一九七七年”，而且那几个字已经被磨得不清，“念”字被磨掉了一大半。他打开盖子，里面有几张饼，就是那种五毛钱一个的油饼。看着颜色不错，黄澄澄的，不过有点硬，应该是很硬，他咬了一口，咀嚼了几下，试图咽下去的时候，细长的脸有些变形。他用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上面有红色的血迹和起了皮的白色东西。他舔了好几次，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将它咽了下去。我无法猜想他要去哪里，或者是否回家。此时的车厢里，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挪动，更别说去打水。

一个肥胖的女人，穿着蓝色的制服，围着一块白色的裙子。说是白色的裙子，其实已经发黄了，上面还有分布不均的黑色污团。我无法知道那些黑色的污团到底是什么东西，她从车头到车尾，发黑的围裙要与多少个男男女女接触，别人的脸，胸部，屁股，甚至还有男人的命根。所以我也不敢确定那上面是否有着众多不知名的细菌。因此，我从来不会在这样的绿皮火车上吃东西，哪怕饿得半死。肥胖女人用一个大皮夹子不停地拍打着她推着的车子一侧。

“盒饭盒饭，十块十块啊！”

小车在慢慢的蠕动，比蚯蚓还要慢。

“起来起来，拿起你的包！”

她的声音带着轻蔑，鄙视，不屑，还有轻浮。犯困的那块“木板”抬起头，他的眼皮在打架。

“拿起你的包！听到没有！”肥胖女人踢了他一脚。

“别挡住路。盒饭盒饭啊，最后一次供应，十块了。”那块“木板”本能的站起来，后面过道的人也都呼地站了起来，拿起自己屁股底下的东西。肥胖女人摇摆着她臃肿的屁股，在人群的紧密结合中挤了过去。她的屁股摇摆，像个熟老了的冬瓜。木板在她走后又坐了下来，继续打瞌睡。

我的膀胱开始膨胀起来，有点隐隐作痛，里面的液体使我十分难受。我想上厕所，但是这几乎没有可能，厕所里挤满了人，就连座椅底下都是，几乎所有可以利用的空间都被合理利用了。我开始怀疑火车上为什么不罚超载，每一车厢定员118个，结果呢，我无法想象我所在的3号车厢到底有多少人，我根本数不清楚，就像卢沟桥上的石狮子，至今也没有人知道它有多少只。

我趴在座椅上，脚已经发麻，半天都没有知觉，搓了好久才感觉到温度。看着厕所所在的位置，虽然很近，我就在17号座，但是没有可能过去的。车厢的一侧挂了一幅穿着蓝色制服的警察提示画，最右面是一个女的，她很漂亮。他们神情自若，向我行着军礼。下面是一行黑体的“请不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上车”，右面挂着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题词，这幅画已经破旧，泛黄。现在最主要的事情是：我不需要他们给我行军礼，也不必要为人民或者为人民币服务，我要上厕所。我的膀胱开始肿胀起来，我怕自己会得膀胱炎，书上说憋尿的人就会得膀胱炎，男的还会得前列腺炎，前列腺炎还会导致阳痿，早泄，最终就是没救了。我怕，我怕得要命。我的两腿紧夹着我的命根，它有点不由自主地往外溢，就像水龙头底下的盆子，满了就向四周流出来。我用手紧紧握住它，不停地在座椅上乱动。旁边的“眼镜”还没有掉下来，他换了个姿势，继续熟睡。他肯定是属猪的，我敢打赌。

我只有一个念头，把那使人难受的液体排泄出来。对面的两个女生此时已经趴在桌子上熟睡。凌晨一点多，我已经忍受了2个多小时的尿憋，深刻的感觉到自己随时要爆炸，全身像无数只蚂蚁在往上爬，还会不停地打着冷颤。

什么叫车到山前必有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最终撕去文明的面孔，也许还剩余一丁点文明的掺杂，而论证了这条古训。我不是3岁的孩子，因为孩子可以无拘无束的在人群里尿尿，甚至拉屎，并且招摇着自己还未发育的生殖器官。我只能拿起桌上那瓶还有一半的“脉动”饮料瓶，咕咚咕咚的喝完剩下的水。我要感谢“乐百氏”公司，他们在那个十万火急的时候帮助了我。本来一直想写给他们写一封感谢信，感谢他们的瓶子在拥挤的火车上给我充当了一次夜壶，只是愁于没有时间。

我把它一放进瓶口，就满满当当的喷洒出来。立刻，周围弥漫了一股味道，就像在公共厕所里那种扑鼻而来的味道。我终于舒服下来，如释重担，整个人轻松许多。我拉好拉链，然后将帮助我的脉动瓶子从窗口扔了出去。在黑夜里，它“嘭”的一声，我想象它一定洒在路边的树根下，来年，那里会枝叶繁茂，芊芊莽莽。

此时，我看到对面的女孩揉揉鼻子，又睡死过去。其实，那个脉动的瓶子是她放在桌上的。

这是2004年春节我回家路上所发生的片段。

其实我应该跟你们说，我是十分喜欢蒲公英的。那东西对我有一种十分特别的感情。因为它一开花，春天就到了。

2004年春节，我回到新家岭。此前我是坐了25个小时的火车到了唐山，然后转车。矮小破旧的中巴，一颠一颠的2个小时。最后我大包小包的走着回到了新家岭。这是我久违的故乡，虽然我不怎么喜欢它。那一年的春天，在新家岭来的特别的早。我在新家岭山坡的空地上看到了很多蒲公英，我摘了一只最大的，把它举过头顶，像十几年前在这里藏猫猫时候的情景，憋足气，使劲一吹，无数个降落伞就在天空中飞翔起来，浮浮沉沉，打着旋儿。十几年前的那天，阳光明媚，我脸上泛着天真的微笑，看着飘落的蒲公英种子，然后顺着山坡往北。那是一个偌大的草场，成垛成垛的麦草堆子，圆圆的像刚出锅的馒头。我爬上一个最高的麦草垛子，悠然的躺在上面。他们谁都不会找到我的，我深信不疑。

我嘴里含着一根野草，它可以发出口哨的声音。那里阳光和煦，温暖，让人惬意，舒服，甜蜜，温馨，想入非非。太阳的味道浓烈，我感觉过了很久那群家伙都没有找到。阳光在头顶上，我用手把它挡住。你猜我看到了什么？红色，橙色，绿色，蓝色，紫色在头顶上一圈一圈，忽隐忽现。我幸福的微笑，然后和这些颜色融合在一起，忽隐忽现，闪烁，消失。

范雨灵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她手上拿着一支麦秸，在我的鼻孔里捣。我痒痒，不耐烦，她就咯咯的笑。我睁开眼睛，看到阳光在她的背面，和五颜六色混在一起，她变成了天使。真的，范雨灵最后真的成了我的天使，同时也成了我初恋的情人。

“白朗杰，你睡在这里干啥呢？”她问我。

我睁开眼睛，揉去惺忪的睡意，看到的范雨灵穿着大红色外衣，上面有金黄色的花，下面穿着黑色的粗布裤子，长的盖着她翠绿色的花格子布鞋。短短的头发，扎一个马尾巴小辫子。额前的眼絮整整齐齐，小小的眼睛，小小的鼻子，小小的嘴巴，圆乎乎的脸蛋白白净净。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从高高的麦垛上跌了下来，我抱着范雨灵，在她红红的脸蛋上亲了一口。范雨灵把我推开：“你混蛋，白朗杰。”

我哈哈大笑，看着范雨灵撅嘴，就像一只生气的小绵羊。

我不明白，那个时候为什么要去亲范雨灵。在那样的年纪我是不懂得男女性事和爱情的。但是范雨灵的确是美丽的，她的脸蛋，眼睛，鼻子，嘴巴，都是美丽的。

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原来我是善于发现美的，任何一个美丽的事物，都不会逃过我的眼睛。因此我本能的亲了范雨灵，因为范雨灵是美的。很可惜，我的初吻就这么轻易地给了别人。那一年，我才5岁，这是一个萌动的年龄。

我得给你们继续说说白玉玺的那个事。

白玉玺杀了那个骑着膘肥白马的日本人。那个临死之前的鬼子给他脸上和身上从此留下了一道永远无法忘却的疤痕，而且他又玩弄了两个在湖里洗澡的日本女人，发生这件事情是在1939年的秋天。

白玉玺从此拥有了两把枪，一把东洋刀。他有空的时候就会把那家伙擦得贼亮贼亮。他说，那是他用命换来的，和王小翠一样珍贵。

他们开始一路向南挺进。瘦弱的骡子拉着他和王小翠还有那个傻子哥哥白玉福。一直3个月，他们渡过无数条河，从内蒙古回到黑龙江南部，而后又从吉林、辽宁经过，直到进了河北，最后到了青龙寨这个地方。青龙寨离唐山市区有40里地。这是座孤独的小山，有一条叫还乡河的小河从山里穿过，山脚下有十分肥沃的土地，所以民国十八年年景之后，这里便有了一个叫李二歪的做了土匪，占领了这块风水宝地。忘记告诉你了，青龙寨离我们新家岭很近，估计就十来里地。

白玉玺走到青龙寨的时候已经是隆冬，北风呼呼的刮着，刺刺的直进入到胸膛。还乡河里的水早已结冰，厚厚的冰面，人和骡子可以站在上面。白玉玺沿着长长的结冰小道行走，他的骡子疲惫的驮着行囊，王小翠坐在上面，紧紧的包着自己的胸膛，生怕温暖流散到寒冷的空气中。

那是个早晨，阴天，风把干裂的树枝吹得“嘶嘶”的响。白玉玺捡了一些干柴，在一个树洞前点起了火准备取暖。这时，两个戴着火车头棉帽，手里扛着土枪的男人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们哆嗦，肯定是因为冷，战战兢兢。一个不停地搓着手，一个用枪指着他的头。

“干啥的？”

“没干啥！”

“那你跑到这里干啥？”

“烤烤火。”

“烤火？”一个家伙用眼睛瞅了瞅王小翠和白玉福，他们正在那里拾掇干柴。

“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跑到这里烤火来了，老实说，跑来干啥来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