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筠，二十六岁，毕业于台大外文系。他不是父母为我“安排”的男朋友，也不是来自父母了解的家庭。他的出现，完全是个“偶然”，他和我成为朋友，是父母的一个大大的“意外”。庆筠的身世，是蛮可怜的。他是浙江人，十七岁那年高中毕业，跑到台湾来找舅舅，从此就和父母离散了。在家乡，他有很好的家庭环境，在台湾，他却形同孤儿。完全靠他自己的努力和决心，他考入了台大。在没有任何经济支援，也没有家庭温暖的情况下，他独自苦撑，终于完成了大学学业。认识我那年，是他大学毕业的第二年，他正在台北近郊服兵役。说起来，他这人是有些疯狂的。在台大，他本来考入电机系。那时，电机正是最热门的科系，考进去非常难。他好不容易考进去了，念着念着，竟发现自己狂热的迷上了文学，于是，他毅然的放弃了电机系，转入外文系。因而，别人的大学念四年，他的大学竟念了七年。

他和我的认识，也因文学而起。那时，他和我一样，正热中于写作。他想写一篇历史，需要一些历史资料，他就毛遂自荐，来我家找我父亲，研究历史问题。事有凑巧，他来的那一天，父亲不在家。我正在客厅里和麒麟、小弟玩桥牌，三缺一，他坐下来就加入一脚。我们四个就玩起桥牌来，一场桥牌玩完了，他和我们三个都混熟了。第二天，他又来了，没有找父亲，他找我。谈文学，谈写作，谈抱负，谈……他惊奇于我居然看了那么多文学作品。我惊奇于他对写作的狂热。我们一谈起来就相当投机，毕竟，在这个世界上，要找一个志趣相投、兴趣接近的人并不容易。

我前面已经写过，我那时正有年轻男孩的“包围”。庆筠不属于那些男孩的圈子，他对我的过去一无所知。他糊里糊涂的闯进来，糊里糊涂的就对我发生了感情。我珍惜他这份感情，因为他不是那些男孩，他没有经过“安排”，他也没有对我的过去好奇，而用有色的眼光来看我！他喜欢我纯粹因为我是我，并不因为我是个“有浪漫故事”的女孩。

就这样，我和庆筠开始“约会”。他第一次约我出去，不敢只请我一个人，他向同学借了一把猎枪，约我和弟弟三人一起去新店的山上“打猎”。此事也非常“新鲜”，从没有人约我去“打猎”过。我们四个人到了山上，他把一把猎枪交给麒麟和小弟，说：“枪只有一把，人又太多！这么多人在山里走，把野兽都吓跑了！这样吧，我把枪让给你们两个，你们去打猎！我和你姐姐去看风景！”麒麟、小弟一听大乐，拿了枪就跑掉了。庆筠这才转头看着我，透了口气说：“好不容易，想出猎枪这个点子来，总算可以把他们两个给支开了！”他说得坦白，我不禁笑了起来。说实话，那个时期，能让我笑的人不多，能让我笑的事也不多。笑完了，觉得和他蛮亲近的，这种亲近的感觉也很好。自从和老师分手后，我觉得自己已命定孤独。虽然和别的男孩也约会过，我却从没有走出过我的孤独。这时，我仍然没有准备走出我的孤独。对老师，我依旧深深怀念。可是，和庆筠在一起，比较容易打发时间，听他谈文学、谈、谈写作……都是我爱谈的题目。然后，他拿来厚厚一叠剪报给我看，都是他大学时代发表的作品，他靠这些稿费来维持生活和缴学杂费。我翻弄剪报，心中佩服。他却说：“这些都是骗稿费的玩意儿，一点文学价值都没有！我为了生活，只好写这些投人所好的东西，这些东西不能代表我！等我服完兵役，我要全心投入，去写一些真正有血有肉有骨头有生命有价值的作品！”

我听得一愣一愣的，不禁大为折服。心想，我只求作品发表，我就会高兴死了，管它是不是骗稿费的玩意儿？他能“骗稿费”，就不简单，他居然还不满意！到底是台大外文系毕业的高材生，和我这个高中生不一样。他的胸怀大志，使我不能不刮目相看。再去细读他“骗稿费”的文章，觉得文笔流畅，表达力非常强，短短的小品文，亲切可喜。一些短篇，也写得颇为生动。

文学和写作，把我和庆筠拉得很近。这时，母亲却有些紧张了。她对庆筠的来龙去脉，完全摸不清楚，看他穷得滴滴答答，连一身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说起话来虽然壮志凌云，就怕做起事来不太实际。母亲已经看到我“写作”的艰辛，现在无巧不巧，又来了个庆筠，居然想把“写作”当成第二生命！两个“梦想家”在一起，除了梦想，还能有什么？母亲把这看法，非常婉转的对我说了。然后，就下个结论：

“我看，你还是收收心，去考大学吧！”

我一听到“考大学”就心惊胆战，浑身所有的神经细胞都紧张起来。我知道，母亲始终没有放弃让我读大学。就连那些包围我的男孩子，也鼓励我考大学。只有庆筠与众不同，他振振有辞的说：“如果你志在写作，读不读大学都一样！许多文学系毕业的学生，念了一肚子的文学理论，仍然一篇文章都写不好！我毕业的那班同学，现在准备走写作路线的，只有我一个，所以，与其浪费时间去考大学，念大学，不如立刻去写！”

他的话，于我心有戚戚焉。

这时，我对庆筠已颇有好感。但，好感归好感，至于恋爱，还有好大一段距离。我曾经那样轰轰烈烈的爱过，所以我知道什么叫恋爱。庆筠呢？他懵懵懂懂，虽然在大学里也追过女孩子，也似乎爱过，似乎失落过。但，那都只是淡淡的来，淡淡的去而已。这次和我的认识，完全在他的“计划以外”。他像一个出轨的火车头，一滑出自己的轨道，就完全无法控制。他用很大的冲力冲向了我。我心惶惶，充满了矛盾、困惑、不安，和隐隐的抗拒。

自从和老师分手，我就认为自己这一生，再也不会恋爱了，不止不会恋爱，而且没有能力恋爱了。那次初恋，带来的创伤如此深刻，我仍然时时陷在往日的伤痛里。午夜梦回，老师的影子挥之不去。这样的我，怎么能和庆筠谈恋爱呢？这对他是不公平的。于是，我有意拉远两人的距离，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我越退，他越进，我想淡化，他却狂热。

在这种情况中，我的情绪真矛盾极了。说实话，庆筠填补了我内心的空虚，带给我好多的温暖。让我在孤独和无助中，有了扶持。我对他确实心存感激。再加上，我那么自卑，依然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这样一个一无是处的我，居然能让他心动，他的“心动”就“感动”了我。我一直是个非常容易感动的人。有一天，我生病了。我的身体并不很坏，可是，自幼就过着颠沛流离的苦日子，难免抵抗力弱。几乎每年的冬天，我都逃不过要感冒一次。我的感冒，总是来势汹汹。那天，我卧病在床，因为发烧，有些昏昏沉沉。我说过，我的卧室就是餐厅，在厨房的隔壁。厨房中正在生煤球，煤气满溢在我的房间里。我躺在床上，咳得厉害。咳着咳着，我忽然发现庆筠正忙得不可开交，他给那扇通厨房的门，加了一条弹簧，让它能自动合上。他发现这样仍不足以阻挡煤气，就拿着胶纸，把门缝密密的贴起来。我看着他做这件事，觉得他好傻，那扇门一天要开开关关几十次，贴胶纸有什么用？但，一转头，我泪珠滚下。在这小屋里已住了快十年，第一次有人想帮我阻挡煤气！庆筠没有父母，没有家，他很穷。穷得只有一件西装上衣，两条西装裤。两条裤子是必需品，要换着穿，一件西装上衣也是必需品，永远不肯脱。后来，我才发现，他的两条裤子，屁股后面都磨破了，破得不忍卒睹。他就穿上西装上衣，用来遮住屁股。所以，不管天气多么热，他就无法脱掉西装上衣。他除了以上的衣服外，还有一件毛衣，毛衣的线头都已经滑落，整件毛衣，稀稀落落，像山羊胡子般垂着胡须。那不是一件毛衣，简直像个破鱼网。他却珍惜这件毛衣珍惜得不得了，他说：“这是我母亲亲手给我打的，穿着它，我就暖了！”

我真不知道穿着它，怎么会暖？但是，他这种小地方，实在让我心酸酸，充满了怜惜。这件毛衣的边际效用，还不止于保暖，每到夏天，他居然有本领把这件毛衣送进当铺，他对当铺老板说：“你放心，这是我母亲亲手打的毛衣，对我而言，是件无价之宝，我绝不可能让它死当的！所以，你放心的当给我，我一定会来赎！”那当铺老板，也真的会当给他。过了一阵子，他拿到稿费，就飞奔去赎毛衣，从来没让那件毛衣死当。一年里面，这件毛衣在当铺里出出入入，总有好几次。后来，当铺老板对他也熟了，只要他拎着这件破毛衣来，就当给他两百元。在我和他交朋友这段期间，他难免要多用一点钱，这件毛衣就经常躺在当铺里。他虽然这么穷，却穷得满不在乎。他对物质的需求已接近于零，只是满脑子想写作。他这种傻劲，和他这份穷苦，都让我心中恻然。然后，他退役了。退役之后，他原准备找间能挡风遮雨的小屋，去埋头从事写作。可是，小屋也要钱，没有人会给你白住的小屋。他迫不得已去找工作，在同学帮助下，找到一个教书的工作。那学校在台北近郊，新店附近，一个名叫“七张”的地方。在那时候，算是相当荒僻的地点。学校是私立教会学校，待遇不高，所喜的是，工作时间也不长，每天只要教两节英文，有大部分的时间都属于自己。学校本来不供宿舍，看他实在没地方住，就把校园中一间堆杂物的小破房间清理出来给他住。我第一次跟他去看他的小屋，真的吓了一跳。那小屋单薄极了，是由几片木板搭盖而成，由于年久失修，门窗都早已破损。风一吹过，窗也动，门也动，连木板墙都会动。窗子外面，是学校最荒僻的一个死角，到处都是荒烟蔓草，看起来十分苍凉。小屋里，有一张木板床、有一张小书桌和一把竹椅。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我看得好不凄惨，他却笑嘻嘻的说：“够了！能写作就好了！有桌子有椅子，够了！有笔有稿纸，够了！有我的头脑和我的决心，够了！”

他在那儿左一声“够了”，右一声“够了”，我看来看去，实在是左也不够，右也不够。心想，这小屋已破落得无从改善，最起码帮他把小屋的气氛改一改吧！于是，第二次，我带了一盏有纱罩的小台灯，又剪了一匹有小花朵的印花布去他那儿，我要帮他缝制一面窗帘。

那天，他坐在小台灯下写作，我坐在床上缝窗帘，房间里静悄悄。他写着写着，回头看看我。我专心的缝窗帘，他又掉头去写作。再写着写着，他又回头看着我。这次他看了好久好久，看得我停下了针线。我们互视了好一会儿，他终于丢下了笔和稿纸，走到我身边坐下来，握住了我的手，诚挚的说：“我们结婚吧！与其分在两处，各人孤独的写作，不如聚在一起，结伴写作！你说呢？”

我怔怔的呆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