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的父亲在二战后移民来到美国，他搬到明尼苏达并建立了一所治疗感官缺失症的心理诊所。他是最早在中西部进行心理治疗执业的亚裔医生之一。他也是一名工作狂。直到七十岁，他仍然全职从事感觉缺失和疼痛的治疗。当他退休时，需要三名医生才能替换他的工作。

而玛丽的母亲，大萧条时期在明尼苏达的乡村农场长大，对她来说，黎明之前起来挤牛奶只是漫长的一天繁重劳动的序曲。

玛丽对成就的标准非常高。玛丽说：“在我的家里三个共同话题就是：工作、工作、工作。”对她的父亲来说，工作是表达其韩国文化中儒家道德的方式，也是作为移民取得成功的方式。对她的母亲来说，工作是生存的必须方式。“父母的儒家文化和大萧条时的思维方式就像是打了兴奋剂的新教徒的工作伦理观。”玛丽描述时大笑。

玛丽苦于应付父亲对她固有的失望——仅仅因为她是个女孩。作为一个韩国家庭中的长子，父亲一向重男轻女。而其他同时代的美国父亲是在之前的女性解放运动中长大的，玛丽觉得父亲固有的观念“简直是来自于中古时代。”他的男权观念和性别歧视让她发狂。他没能一视同仁地对待玛丽和她的兄弟，妻子和女儿们对他产生了强烈的愤怒和不满。玛丽理解父亲的大男子主义是文化性的，但她觉得这不能作为理由。

玛丽认为这种情绪在很多亚裔美国女性中非常普遍。她说：“我发现亚裔女性——我这里是泛指——成长的文化中，要求她们成功和竞争，同时又被灌输了女性应取悦别人和保持恭敬的价值观。这两种观念本身是冲突的。亚裔女性在成长的家庭和社区中所经历的被贬低的待遇，会导致她们产生一种巨大的愤怒——通常是无意识的，也是未说出口的。但是，在这表面之下，是一种极端的渴望——有时到了饥渴的程度，渴望来自父亲的爱和认可。为取悦父亲成为成功的女性与专心于伺候男性，这是两种不可调和的愿望。这会导致思想冲撞的冲突。”

玛丽继续解释她在很多女性——尤其是亚裔美国女性——身上看到的一种刻意的、但常常是脆弱的完美主义。首先，她们觉得想要被人重视、认可和不被忽视，必须取悦所有人，在所有方面都获得成就。她们得穿得无可挑剔，社交上八面玲珑，性感迷人，成为社团专业活动家，同时要完美地抚养孩子迈进常春藤盟校并获得专业学位。“真是一点儿都不能马虎，”玛丽说，“放松了任何一方面，就有可能不被认可或让人失望，失去作为一名女性的价值。许多女性陷入仓鼠蹬轮子一般的境地，寻求父亲的认可。如果获得父亲的关注已经不可能，那就获得对自己身体、食物的控制等等，这些会成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当然，这些也是焦虑、压抑、饮食紊乱和关系冲突的原因。”

即使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非常专业的心理治疗医生，玛丽仍然在努力不让自己陷入需要从他人那里获得认可的境地。她说了一番富有智慧的话。“我想，我的愿望是亚裔美国女性们能后退一步，审视引起‘不够好’感觉的环境和文化因素。我的确认为这始于人生早期，常常是源于亚裔美国家庭对女孩（而不是男孩！）诞生的失望。我希望女性们能审慎鉴别这些文化讯息是如何导致了内化的自卑感，从而有意识地抗拒、抗拒、再抗拒！”

饮食紊乱

女性表明感觉到自己“不够好”的一个通常方式是饮食紊乱。美国6%的女性在一生中的某个阶段会与厌食症、暴食症，或是饮食紊乱做艰难斗争。

大多数人认为饮食紊乱是年轻女性的问题。但最近美国公共卫生协会的统计数据表明，从1999年到2006年，四十五岁至六十五岁因饮食紊乱而住院治疗的患者增长了48%。根据我的职业经验，中老年女性的饮食紊乱问题被严重低估了。之所以不易察觉，是因为这些女性较少处于别人的监督下（她们不再生活在父母或是大学舍友的注意之中），而且更善于隐藏自己的饮食紊乱。

我个人十年的心理治疗中，有十几位超过二十五岁的饮食紊乱患者。暴食症比厌食症更难觉察，因为患者通常不会很瘦弱。尽管如此，长期的暴食症会对胃、牙齿和食道造成损害，因而引起更糟的血压问题，它的负面后果不那么明显，尤其对外人来说。这些患者都很会通过漱口来掩盖呕吐的声音，独自一人的时候就暴饮暴食，或者采取别的方式一直隐藏这个秘密。

饮食紊乱看起来与地位、种族，或职业没有什么相关性。我观察到一个特点，这些患者都是非常努力、以成功为导向的人。很多有厌食症、暴食症的年轻女性也如此，她们是非常有修养的人。

对有强烈成功动机的女性来说，向世界证明自己“足够好”，体重只是最容易控制的一个因素。无论我们多么努力，都不可能完全决定自己在职业上的成就和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但我们能直接控制吃进身体的东西和每天的锻炼程度。

偶尔，一个患者的饮食紊乱非常严重，我会建议住院治疗。总的来说，个人治疗和群体支持结合比较有效。当我和患者一起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时，我们会建议她们建立自信，不断地谈及成就感的话题。我发现如果她们能建立起强烈的内在“足够好”的念头，就能控制住饮食紊乱行为。

丽芭四十一岁，是一名一半西班牙、一半美国非裔血统的健身爱好者。遭受了很长时间暴食症的痛苦后，她在二十九岁时承认患有此病，决心通过咨询心理医生和参加支持团体来解决这个问题。她扔掉了这些旧习，再次找到了全新的生活热情。

第一眼看上去，丽芭高高的个头和强健的体格让人觉得有点儿害怕。但她开朗温和的笑声很快让人放松下来。很难想象她是在密歇根一个中上层白人社区中长大的，还是该社区唯一一个有色女孩。她接受的是白人女性关于美丽的标准——渴望不自然的苗条。在大学里，一个白人室友教会她每次大餐后呕吐的办法。从那时起，她就患上了暴食症。“在接近二十岁时，我第一次变得又苗条又有肌肉线条，我发现自己从白人女性那里赢得了从未有过的尊重。”她告诉我，“而且我喜欢呕吐之后那种兴奋感，一种控制感。”

十几年来，丽芭一直独自和暴食症做斗争。“我过去认为自己是唯一患饮食紊乱的有色或拉丁裔女性。”她告诉我。在她看来，部分原因是没人提及过少数族裔中也有饮食紊乱的问题。在二十多岁时，她上网去了解了一些情况，才发现只有白人女性才有饮食紊乱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我发现少数族裔中的很多女性有这些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需要被大家知道，这点很重要。”

自从承认自己的问题并寻求帮助之后，丽芭开始明白过去她一直给自己施加了太多要“足够好”的压力。“我原来一直觉得自己是有所欠缺的，”她说，“我过去认为自己从来不可能成为一个白人，但我又与其他黑人女性格格不入。我必须确切地接纳自己本来的样子。我现在比过去快乐多了。我仍喜爱出去工作和享受美食，但现在不再去毁掉它了。我不断告诉自己不完美并没有什么——我宁愿好好活着。”

珍惜当下

著名的精神病医生卡尔·荣格写道，人们在接近四十岁之前，难以完成个体化进程，或者说实现心理上从儿时家庭中的独立。除了这个观点，还有另一个原因让我们渴望步入四十岁。年老的同时，也是在建立自己唯一的身份认同，雕琢真正属于自己的特质的过程，这也是人们在四十岁之后往往特别自信的一个原因。状态良好的四十岁女性非常清楚自己的天分所在，知道怎样专注于擅长的领域。她们放弃追求那些对健康和幸福无关的道路。她们学会欣赏本来已足够好的自己。

这里有一项我给那些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患者的练习。闭上双眼开始深呼吸，想象一下自己所做的事情。评价自己在这些事情中的积极水平。不要评价自己是否擅长这些事情——无论捉迷藏、教足球，或是组织会议——无须与别人比较，而是完全专注于是否喜爱和满足。最后，讨论为什么浪费时间在一些不喜爱的活动上。我建议大家把精力尽可能放在那些让心灵愉悦并最能给予正面感觉的活动上。

很多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会坚持这句座右铭：“将来有一天，我会有x，然后我会很快乐。”x或是一座新房子，一个新伴侣，或工作，或是仅仅减掉十磅体重。这一信念常常专注在完成的结果上，而不是感觉“足够好”上。“需要成为什么样，做什么，拥有更多才能快乐满足——这样的想法把我们折磨得很痛苦。”

但这不是生活。我们得自己掌握生活的活力和幸福，就在当下这一刻。没有以后，只有现在。如果我们为将来而活，最终会忽略许多已有的幸福。

八、是你让我变得更好

当我认真思索成功伴侣的原型时，立即想到我的母亲——梅瑞迪斯·布罗考，她不仅嫁给了一位出色的男性，而且自身也是位非常优秀的女性。当然她也有失败和痛苦，但她优雅地一路走了过来。她似乎从未觉得作为一名著名新闻主播妻子的角色是负担或束缚。尽管可以轻易地选择依赖我父亲头上的光环，但她从未这么做。她选择了在丈夫成功的庇护之外，实现自己在职业和个人上价值。

母亲开始不愿意接受我的访谈，因为她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特别成功之处。当然我也不想过分张扬我的母亲。但她对被写入本书中的犹豫，反而更加证明她是一个多么合适的人选。我曾考虑了别的人选，但我仍忍不住想到她。朋友们及其他认识我母亲的人都一致认同她是个合适人选。我花了几个月去找其他更为合适的人选未果后，母亲终于默许了。

一个夜晚，我们在曼哈顿西村一起共进晚餐，坐下来谈论这个话题。我们点完菜后，惬意地品尝着普罗塞克美酒，她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

从加利福尼亚搬到华盛顿特区时，母亲三十三岁，我们几个女孩分别才三岁、五岁和七岁。梅瑞迪斯那时的主要任务是让我们能在横穿整个美国的搬家后安顿下来。她并不关心作为母亲之外的职业。同时，她发现华盛顿“对配偶来说很不适应”，即使女医生或是在其他职业上很成功的女性也如此，如果丈夫是政治圈内的，都会被视为“某某的妻子”。

在华盛顿待了两年半后，梅瑞迪斯开始思考，这么长期生活下去非常难受。而当时，父亲正好得到了纽约《今日秀》节目工作机会。母亲对搬到那里异常兴奋。“我觉得自己解放了，”她说，“在纽约，女性的角色作用明显不同。”

梅瑞迪斯在有三个孩子之前是名教师，我五岁之前她并不想念家庭之外的工作。当时是七十年代，女性刚开始真正追求职业生涯。她有几个朋友在三十多岁时重返法学院甚至医学院。三十五岁时，她开始问自己：“我下一步做什么？我的职业生涯是什么？”

母亲一直梦想着能经营自己的生意。有两个女性朋友是她的榜样，她们在华盛顿特区开办了教育玩具商店。当时，她意识到纽约还没这样的商店，便果断地抓住商机。她说：“我过去有个想法，我能成为一名企业家。然后，我遇到了一位极其出色的女性——玛丽·斯劳森。她非常有兴趣和我合作。剩下的就写进了历史。”母亲在三十七岁时，和玛丽开了曼哈顿第一家“便士哨”玩具店。她们很成功，后来开始扩张到其他地区，包括布鲁克林和布里奇汉普顿。

梅瑞迪斯相信最成功的婚姻、生意合作关系和友谊能使人们展现最好的自我。她觉得非常幸运，自己二十一岁时选择的丈夫如此支持她。她相信没有丈夫的支持，她就不会有现在的成就。“汤姆的观点一直都是‘梅瑞迪斯能做任何事情’，我有时得给他的热情降降温。比如，他认为我是一流的桥牌手和骑手，但我并不是。他只是很欣赏我。他真正为我所做的感到骄傲，包括写书和开便士哨玩具店。”

很明显，梅瑞迪斯同样为汤姆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她说：“这是条双行道，是我们的婚姻能持续半个世纪的原因。不论怎样，我们都认为对方非常棒，我们能找出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们拥有真正牢固的基础。”

确实，父亲难以置信地支持母亲，并极其欣赏她。我也觉得她的确成就非凡。当我九岁时，当时几乎没有女性参加马拉松，她却完成了纽约的马拉松比赛。我问她：“你从哪里获得的动力来取得这么多成就？”

母亲回答说：“有一次，一个记者采访我。他问：‘你的生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想，这是个多么有意思的问题啊。很多人确实在等待他们的生活真正开始。生活是从你结婚时开始的吗？得到第一份工作时？有了孩子时？

“但我不是这样看待生活的。我从来不问，生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认为生活更像一次度假：旅行就是全部，包括你出发前的规划，而不仅仅是到达目的地以后才开始。你得知道包括在高中努力为校报工作，这些都是生活中有价值的部分。不是一直等着完成学业并从事第一份新闻工作才开始。生活一直都在继续。你必须停下来对自己说，这就是我的生活。你只不过是一直在前进。”

鉴于她已经取得的成就，我好奇她现在是否还有成就感。梅瑞迪斯表示对自己的生活如此精彩感到难以置信。“如果说我有成就感的话，与其说是我个人的成就，不如说更多的是我们整个家庭取得的成就，”她说，“我们这些年来一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一起做有趣的事情，去过很多有趣的地方。汤姆和我在这个大城市抚养了几个孩子，而很多人却认为这些事情如此艰难，令人望而却步。我们也没想那么多，反倒不害怕，一切都顺利解决了。”

最后，我问梅瑞迪斯对三十多岁末期和四十岁的女性有什么建议。她坚定地说：“女性必须专注自身和自己的生活——与丈夫和孩子们的生活有所区别的生活。”

强大的女人，懦弱的男人？

在今天的世界，建立一段有牢固基础的亲密关系非常有挑战性。这一过程甚至比女性获得自己的权利更为复杂。根据《纽约时报》的文章，在1970年，4%的妻子比她们的丈夫赚得更多；在2007年，这个数字变成了22%。男人们也日渐可能娶一个比自己学历更高的妻子。很多取得高成就的女性仍担心大多数男人会因为她们的成功感觉受到威胁或是削弱。她们担心他们脆弱的自我不能够与一位与他们旗鼓相当，甚至成就更高的伴侣相处。

但是，女士们，这里有些好消息：男性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对强大的女性不来电。根据《今日心理学》的理论，很多男性在积极寻找和他们一样有成就的女性。事实上，他们认为找一位缺乏内涵的“美女花瓶”令人难堪。这一转变部分是由于现在的家庭生计得靠两人的工作才足以在当今社会立足。同时，社会标准也日益从将女性视为性对象转向视作平等的性别。男性声称，不仅他们会对“花瓶妻子”感觉厌倦，而且同伴也会对他们这样的选择做负面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