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约翰从伊拉克回来过感恩节和圣诞节时，他非常沮丧，他告诉金，“他看到了罪恶的脸”，他从不谈及自己在波斯尼亚和索马里的事情。他对孩子没耐心，丧失活力，不愿意和金开诚布公地交流。她再次鼓励他寻求帮助，但这次他拒绝了。他仍然相信公开承认问题会毁了他的军队生涯。金说：“如果有人，一个可以信赖和提供咨询的人，告诉约翰：‘如果这发生在我身上，我会去寻求帮助。你也能。你能恢复过来。’或许约翰就会去。但没人这么做。约翰的同事不知道他出了什么问题。公平地说，他们也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处理。”金解释，“他们也在保护他，因为他们非常尊敬他。”她的声音沙哑了，眼泪夺眶而出。“很多海军陆战队的人说，‘我认识你丈夫，你简直不敢相信他为我做了什么——他救了我的命，他掩护了我。他在伊拉克时全力以赴。’”

2005年1月5日，即将在3月份被派去伊拉克之前，约翰不得不去加利福尼亚参加飞行编队。这是金和孩子们最后一次看到他。他开始在飞机场哭。当他们分开的时候，约翰对金说：“你怎么变得这么坚强，我却如此脆弱？”

接下来几周里，约翰继续挣扎，金每天都和他通话。在2月的超级碗（超级碗（superbowl）是美式橄榄球联盟的年度冠军赛，一般在每年1月最后一个或2月第一个星期天举行，那一天称为超级碗星期天。——译者注）星期天，当时新英格兰爱国者队（金和约翰最喜欢的队）在比赛，她给约翰打了很多次电话，但他没有接。当他终于拿起电话时，说他没看比赛。那一刻，金觉得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最后，她问了个令她担心的问题：“你想自杀？”约翰向她保证，他绝不会扔下她和孩子们。谈了一会儿之后，约翰同意去医院检查。

金一挂断电话，她就知道必须得采取行动了。虽然一直目睹约翰忍受着过山车般的使人衰弱的抑郁过程，她知道这次不同。那晚她满眼布满红血丝，预订了去加利福尼亚的机票。“回顾往事，我觉得自己应该拨打911。”

早上她落地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即给医院打电话，但约翰没在那里。她打他的办公电话，也没人接。她租了一辆车，开到约翰一直居住的酒店。“当我到达的时候，”她说，“我能看到那些贴着海军陆战队标志的车杂乱地停在那里，我知道出了紧急情况。我冲上楼梯，看到几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眼角挂着泪水走过来。我当时就垮了：我知道事情发生了。”

金努力不用“如果”之类的念头困扰自己。如果她拨打了911会怎样。如果之前她强迫约翰去寻求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帮助会怎样。如果那晚她在上飞机之前给军队的某个人打电话会怎么样……

她想象也许约翰的灵魂受到重创，无法修补。但她常常忍不住批评自己没有坚持让他早点儿去寻求帮助。

不幸的是，之后的日子里，警察、教堂和其他一些民间心理创伤治疗组织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金的生活在混乱、眼泪和痛苦中度过。最后，她找到了一个非常幽默、思想自由的女牧师，她成了为金疗伤的导师。

一天，金发现了一本伤亡军官留下来的小册子，里面提到了“幸存者创伤求助项目”。她以为它只针对在行动中死亡的士兵家属。但约翰死亡六个月后，她与他们联系，询问是否能提供她需要的帮助。邦妮·卡尔——幸存者创伤求助项目的创始人和主席——立即回复了金，说：“我们在这里等你。我们怎样才能帮你？”金第一次参加幸存者创伤求助项目会议是在2006年的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memorialday）美国纪念日，每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用于悼念在各战争中阵亡的美军官兵，全国悼念时间于华盛顿时间下午3时开始。——编者注）。只有另一名自杀幸存者参加。金受到启发，开始采取行动，聚集更多来自军队的自杀幸存者，并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经历。2009年，很大程度上由于金的努力，几百名自杀幸存者参加了幸存者创伤求助项目会议。“我们正在消除自杀带来的烙印。”金很重视约翰去世后她做出的选择，并伸出双手去帮助其他自杀幸存者，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帮助他们继续生活。她觉得所有人都应该对自己的生活经历负责。“你发生了什么不重要；关键看你怎么对待。”金告诉我，“一旦接受这一切都是某种安排，你就会把每天看成礼物。如果总是沉浸在已经发生的糟糕的事情中，你会被困住。你可以选择抽走已经发生的事情并从中受益。当你像凤凰一样一头撞到石头上，继而燃烧，你就能把自己变得更强大。这种方式对你自己更好，对你周围的人也更好。”

中年孤儿

不论年龄多大，当我们与家人互动时，时钟似乎总是会停下来，这不是很有趣吗？花一点儿时间想想自己在工作中或与朋友们在一起时的行为，对比去拜访父母时的行为。不知为何，在长辈前面，我们总是情不自禁地退回到孩提时的角色。年幼时的记忆和习惯似乎绑架了我们的身体，使我们又变成了孩子，尽管穿着成年人的服装。我想起有时候，我和姐妹们，作为成年人和应该很成熟的人，却像小女孩般吵架，这种吵架明显与现在的事情无关。

根据《纽约时报》，八十岁以上的人群是美国增长最快的群体。照顾年老的父母对我们的情绪健康、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和财务都是一项巨大的压力。它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试图自己照顾年迈的父母？我们怎样应付他们的护士和医生、医疗和保险？我们和兄弟姐妹或其他亲属怎样分割财产或债务以及管理遗产？我们怎样平衡自己的需要和那些依赖我们的人的需要？这是个难解的问题，没多少人能轻易找到出路。

进入四十岁以后，怎样与年迈的父母相处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在我们的一生中与父母的关系如何，他们的离世是最能给我们造成创伤的事件。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不可避免。这个时刻总会到来，这是事物的自然规律，我们将目睹亲人去世。但他们的离世可能让我们彻底偏离正常的人生方向。对幸运的人来说，父母意味着家、安全、熟悉、爱和接纳，当他们去世时，我们觉得自己像是遗失了锚和方向的船。

卡莉很幸运。她终生和母亲保持着牢固的良好关系，她的兄弟姐妹和父母亲的关系也非常紧密。当母亲去世时，他们没有任何未完成的事务。她的母亲去世前也没有遭受长时间的痛苦。尽管如此，当时只有三十岁的卡莉，仍然认为母亲去世是她一生中最为悲痛的事件。

现在，卡莉四十岁了，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和丈夫在纽约生活和工作。卡莉将母亲阿比盖尔描述为“一股自然的力量”，她长着一头卷曲的红头发，涂着颜色怪异的指甲油，笑声洪亮。母亲直到四十岁才有自己的职业。在那个年纪，她开始创建一家成功的公司，尽管有人告诉她她做不到。但她的回应是：生活是你自己创造的。

当母亲被诊断出癌症，二十七岁的卡莉在读研究生。阿比盖尔走进手术室切除了肿瘤，认为“不是什么大事。”但医生发现癌症已经扩撒，阿比盖尔得接受化疗。

阿比盖尔把癌症看作要战胜的事情，决不屈服。“她从不谈及可能会死的事实——一次也不。”卡莉说，眼里闪着泪光。“她不是在否认，而是不想听任何负面的事情，不管来自医生还是别人。她拒绝成为任何人的负担。她让周围的人感到有趣，即使到了病重，感觉很糟糕的时候。她把自己的病当作生命的继续。”不幸的是，阿比盖尔最终去世了。

阿比盖尔坚持她的葬礼要办成庆祝而不是昏暗而忧伤的仪式，因此她的家人要求每个人都穿着鲜艳的衣服来参加。阿比盖尔甚至要求埋葬时穿着她的皮草外套。一共有一千多人，包括她的美甲师，前来和她告别。卡莉为和家人如此亲密而感到十分幸运：很多人在她身边，他们可以聊天和分担母亲去世的重负。他们常常很幽默地看待痛苦。每年的阿比盖尔忌辰，卡莉、父亲和兄弟姐妹都出去聚餐，分享母亲有趣的故事。

卡莉之前一直是电视制片人，母亲去世后，她决定要做一点儿事情，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她和兄弟开始了一项业务，在网上为公益组织筹集资金。她觉得这是纪念母亲最好的方式。最近，卡莉认识到三个孩子和公益工作让她非常忙碌。她难以想象母亲成功地养育了四个孩子还经营着自己的生意。“我们从没觉得她离开了我们。”卡莉说着，很快地擦了擦眼角。

现在，母亲让卡莉最惦念是她无法看到自己的外孙长大。她说：“这一年，在妈妈的忌辰，我带着两岁的孩子上楼去睡觉。我常常给他读《小火车做到了》，这是母亲最喜欢的书。但我一直不喜欢那本书。那晚，当我问他最想要读哪本书，没想到他说，那本‘我认为我能’的书。我不得不认为那天他的选择与母亲有关。”埃里克·埃里克松称老年是人生中的第八阶段。他主张，在这个阶段，人们必须与命运达成妥协，完成自我整合。有的人会陷入绝望的状态，对生活感到痛苦或不快乐。无论我们的父母对他们的生活采取正面还是负面的见解，都对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幸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不论我们父母采取庆祝的态度，像阿比盖尔那样，还是对接近坟墓感觉悲痛和后悔，我们都必须达到一个和他们不同的最终阶段。如果我们想真实地成长，我们需要把自我和来自家庭的生活经历分离开来。我们需要为我们是谁及我们所做的选择负责任，彻底地步入成年。

有益的悲伤

知名心理学家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强调悲伤的五个阶段。库布勒罗斯主张，当面对失去亲友或疾病之类的创伤时，我们会经历否定、愤怒、讨价还价、沮丧、抑郁，直到最后到接受的过程。

她指出，人们并不一定按照上述顺序逐一经历这些阶段。我同意这个观点。在我的经验中，悲伤的过程可能会循环。我们有可能经历愤怒到接受后，发现自己几周后又回到否定阶段，然后受到某些强烈的刺激时又会感到愤怒。能使我们感到安慰的事实是，即使悲痛的状态在感觉上是持久的，但它绝不是如此。时间真的会治愈我们的创伤，最后我们所有人都会从失去亲友中的悲痛恢复。

文化上，我们给悲伤设置了一个严格的时间界线。但在现实中，你不能把悲伤的过程加速。作为一名精神治疗医生，我发现你越允许自己放纵感觉，越可能尽快地继续前进。“有益的悲伤”意味着允许自己难过、哭泣、想家、对上帝愤怒、为失去感到难以承受、伸出双手去拥抱别人。“坏的悲伤”意味着否定自己的情绪，甚至对自己感到愤怒或挫败。我们给自己一些时间坐下来深刻地感受自己的情绪，比试图用酒精淹没或压抑它们更好。我们的身体会对失去的创伤产生生理反应，需要尊重这一点。我们可以带着同情和温柔来拥抱悲伤。

从实用的角度，我推荐一个支持系统——一个心理治疗医生、精神导师，或悲伤群体。如果你开始将自己与别人隔离，或发现自己早上不能再起床，一定得去寻求帮助。如果你需要抗抑郁药物帮助你度过一小段创伤期，也没问题。做这样的选择去照顾自己时，我们不应该觉得羞愧或羞耻。

正如卡莉和金那样，当她们所爱的人去世，想到如何将悲伤转变成让这个世界更美好的行动是非常有益的。我发现，当患者意识到他们所爱的人与别人分享的优秀品质，弄明白他们怎样才能继续将能量传递给其他人时，他们受益最大。

我建议那些悲伤的患者每天留出一定时间——比如，从下午4点到4点一刻——什么也不用想，只想着逝去的人。这看起来有些违反直觉，因为别人总是告诉我们不要去想与去世的人有关的事情。但不论你花十五分钟还是五分钟去真正和这个人在一起，你能为自己建立起一种美好的、有意义的惯例。点燃一根蜡烛，播放他最喜欢的歌曲，给他写信或电子邮件，或像卡莉那样，给孩子读母亲最喜欢的书。花时间去做某些事情，有助于你与自己的情绪接触。

我们不能让时间停止，肯定也不能欺骗死亡。在成年生活中的某些时刻，所有人都会被所爱的人遗弃。关系亲密的人的离世几乎都会给人留下创伤。这不一定是悲剧。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别人一起分享他们的精神。我们能带着离世者留给我们的光明、爱和欢笑度过余生。

十五、生活由你来讲述

“你不能改变生活中发生的事实，但你能改变你的叙事方式。”这是我常对我的患者说的——现在我和你们一起分享这句话。无论你的宗教信仰如何，你都能把这一强有力的经验用在生活中。它的意思是：事实是事实，有时事实是冰冷而坚硬的，但你能选择很多种方式来解读。你可以讲述一个关于失败的悲伤故事——出错的事情、错失的机会、忽视的人——或你可以把事情倒过来，谈论（对自己和别人）你拥有的一切：或大或小的好事，你的感激和礼物，你怎样克服逆境和从挫败中汲取经验，你期待的东西。你或许不能改变生活中实际的事件，但你肯定能改写脑海中的电影剧本。

存在主义哲学家所说的“自由的痛苦”，指的是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选择但无法保证一个特定的结果。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倾向于忘记自由带来的焦虑。我们并不很容易做出选择。

有时我们完全忘记了自己可以有选择。但我们总是可以选择改变自己的叙事方式。我们需要决定如何告诉别人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能以积极的眼光设计自己的生活故事，也能把它们变成负面的。比如，你可以用“令人恐惧”这个词来形容发生在你身上令人讨厌的事情——如丢了工作——你也可以用“荒唐的”这个词。不同的词语是否使你感觉上好多了？

一旦你认识到“自由的痛苦”源自于你想要发展自己、实现最好的自我这一努力时，你就会更有信心做出有风险的选择。再想想，假如根本没有选择的自由。你那时将变成什么样？

我为一名叫朱丽叶的三十九岁女性提供过咨询，她就需要改变叙事方式。十五年前，朱丽叶是中西部一所大学的全优学生，她满脑子都是钞票，满眼都是钱。拿到文学学士学位后，仅用三年时间，她就赢得了一所顶尖商学院的职务并支付自己的学费。她搬到纽约后加入了一个排名全国前列的金融机构，在那里，她每周在办公室的荧光灯下工作七十五到一百个小时。

朱丽叶一心想要成功，因此把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事业。她遇到了玻璃天花板——比想象的要厚很多——但她没有让这个浇灭自己的热情。她很早就意识到，要想爬到顶层，就需要牺牲。因此她选择了这些牺牲——做额外的项目和经常放弃周末。

十年在工作上的殚精竭虑后，朱丽叶晋升资深职位，并得到了公司的股份、更高的奖金、更好的就业保险作为回报。朱丽叶对未来所有的计划，包括投资和养老计划，都直接和她的股份捆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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