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李鸿章，人们便会将他冠上“卖国贼”的称号，在今天人们的眼里，李鸿章就是无能的代表，是耻辱的代名词。然而，当我们静下心来从史料中仔细搜寻李鸿章的过去，当我们的思绪穿越时空重新回到那个腐朽不堪的大清王朝之时，当一个真实的李鸿章摆在我们眼前之时，我们不禁会扪心自问：我们真得给予李鸿章以客观的评价了吗？

李鸿章，本名章桐，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人。他是中国清朝末期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也是淮军的创始人和统帅，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尽管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美国记者都给予李鸿章以极高的评价，称他为“大清帝国唯一有能力扭转乾坤之人”，但是，在中国人们的心中，李鸿章却是一个徒有虚名的伪君子，一个十足的卖国贼。然而，李鸿章果真有着让后世人如此痛恨的“业绩”吗？“卖国贼”的称号当真可以理所当然地戴到他的头上吗？李鸿章之所以被后世所唾弃，其一是他所创办的洋务运动；其二是他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其三是他镇压了太平天国。然而，这些都是他一人之过吗？

鸦片战争的失败，将中国推向了内忧外患的绝境。然而，政府身处如此进退两难的境地，一些封建士大夫却视而不见，或者认为外国器械是奇技淫巧，把洋枪洋炮当作妖法；或认为外国利器神妙莫测，无法学习；认为学习西方就是以夷变夏。放眼整个朝廷，只有极少数有识之士将以往盲目自大的眼光投向了西方，李鸿章正是其中之一。为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来使腐朽不堪的大清王朝走向迅速发展的道路，李鸿章发动了洋务运动，创办了诸如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等之类的近代化工厂，还派遣了一批留学生，这些实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他这些努力却并没有换来世人的理解和同情。

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世人又将挑剔的眼光投向了李鸿章，认为他崇洋媚外，使大清王朝在列强之中丢尽了脸面。扪心自问，如果没有李鸿章所发动的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起码需要再向后退几十年；如果没有李鸿章所发动的洋务运动，那么，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恐怕不是以失去几艘军舰和向日本赔偿二亿两白银能够将事情摆平的。实际上，洋务运动不仅不是一次“崇洋媚外”的愚昧举动，而且还是中国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诚然，李鸿章确实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除了把损失减到最小，还能做什么呢？真正心甘情愿与列强签订条约的是当时清朝的实权派人物慈禧太后，李鸿章只不过是慈禧太后与西方列强进行斡旋的工具，李鸿章当然只能按照慈禧太后的懿旨行事，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每次谈判，他总是面临签与不签的两难选择：如果选择前者，肯定会得罪全国的百姓；如果选择后者，又会得罪西方列强，从而给清政府带来更大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通过权衡从中两害取其轻之外，他还能做什么呢？每一次在国家面临危机时，作为清政府的外交大臣，李鸿章当然必须代表政府出面来收拾残局，这也是他被国人视为卖国贼的主要原因。但是国人可曾想过，每次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之后，他自己也要遭爱多少伤痛与心痛的折磨。据史料记载，在签订完《马关条约》之后，李鸿章更是接二连三地遭到刺客的袭击。在《马关条约》签订前夕，一刺客在远处将一把匕首迎面朝他掷过来，幸好躲得快，匕首擦脸而过，只划破了一点皮。第二天，他脸上捆着绷带，被迫在条约上签字。也许，当时的国人以为只要刺杀了李鸿章，日本企图通过《马关条约》在中国获取特权的妄想就会破产，实际上，日本这种早有预谋的计划怎么可能会因为一个大臣的被刺身亡而宣告终结呢？

就镇压太平天国这件事情而言，国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更是有失公正和客观。镇压农民起义，是由他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许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敌视人民这一点上，一切封建统治者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被后人誉为民族英雄的岳飞和史可法，在阶级矛盾激化时都曾主张并执行了镇压农民的政策。我们能因为岳飞曾经镇压过农民运动而说他们不是民族英雄，进而鄙视他、唾弃他吗？很显然，在对李鸿章的评价上，国人戴上了一副有色的眼镜。

在中国，评价一个人，尤其是像李鸿章这样在大清朝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艰难的事情，但无疑的是，李鸿章肯定在十九世纪的中国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