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默有个学徒，他的名字是大卫·哈里，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指导过他，他买下了凯默的机器设备，在费城开起了印刷厂。我开始担心他会成为我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为他的朋友能干又有势力。因此，我提议和他合伙，幸运的是他轻蔑地拒绝了我。他这个人很狂傲，穿的像个绅士，生活奢侈，经常在外面寻欢作乐，债务缠身，疏于管理他的生意，因此也没有业务可做，最后他带上他的机器，也和凯默一样去了巴巴多斯。在巴巴多斯他雇佣了他原来的老板做工人，他们经常吵架。哈里仍然不断地负债，最后被迫把机器卖了返回宾西法尼亚种田去了。那个买下哈里机器的人继续雇佣凯默操作这些机器，几年以后他就去世了。

现在，费城除了一个老对手布雷福德就没有人和我竞争了。布雷福德现在生活富裕舒适，他只是雇些零工偶尔干些散活，对生意不是很担心。但是，由于他负责管理邮局，人们认为他有更多的机会得到新闻，他的报纸在投放渠道上也比我有优势，广告业务也比我多，这对他很有利却对我不利。事实上，我也通过他的邮局收发报纸，但是大家并不知道，我们是私下里秘密进行的，我是通过贿赂邮局的骑师来进行的。布雷福德知道了就会毫不留情地禁止，这种行为使我大为恼怒，也因此有点鄙视他。因此，当日后我处在他的位置时我从不学他的样。

个人修养

我考虑起自己的婚姻问题，四下寻觅，托人提亲，但我不久就发现，因为人们大都认为印刷行业不是一个赚钱的行当，我不可能从女方那里获得嫁妆，除非找一个我看不上眼的。同时，那些难于抑制的青春躁动经常使我跟那些我遇到的轻浮女子鬼混，这既花钱，又非常麻烦，我还得时常担心自己会染上我最害怕的疾病，尽管我还算幸运没有染上这种病。作为邻居和朋友，我和里德一家保持友好的关系。从我第一次寄宿在她们家时起，她们就很尊重我。她们经常邀请我去她们家，商讨她们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也可以出出主意。我同情里德小姐的不幸遭遇，她经常是一幅灰心丧气的样子，很少有快乐的时候，并且刻意不和别人在一起。

我认为自己在伦敦的轻浮与变心应该对她的不幸遭遇负很大的责任，尽管她母亲说过错主要在她，因为是她阻止我们结婚，又劝她在我不在的时候嫁给别人。我和里德小姐又旧情复燃了，但是我们的结合还有很多困难。她和罗杰斯的婚姻事实确实是没有效力的，因为听说罗杰斯的前妻还在英国，但是这并不容易得到证实，因为相隔太远了。尽管有报告说罗杰斯已经死了，但并不是很确定。就算罗杰斯真的去世了，他还留下了一屁股债，他的继承人可能会被要求清还这些债务。但我还是克服种种困难娶了里德小姐，时间是1730年的9月1日。我们意料中的那些麻烦事情后来没有发生，里德小姐也被证明是一个忠诚的好伴侣。她协助我打理店铺，我们一起开心，尽量使对方高兴。这样，我总算尽可能地改正了那个错误。

大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俱乐部的会不再在酒馆里面开，而转到了格雷斯先生的小房间里面。既然在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经常要引用书中的东西，我于是建议把书放在我们聚会的地方也许更方便，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拿来参考。书籍就这样凑集起来，成为一个公共图书馆。只要我们愿意把书放在一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充分利用其他人的书。这样就像每一个人都拥有全部书籍一样，很有益处。大家都喜欢我这个想法就同意了，我们把我们能共享的书都放在房间的一边，但是数量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多，虽然这些书放在一起有很多好处，但由于疏于管理，也产生了不少麻烦。大概一年以后，这些书又拆散了，回到了各人的手中。

现在我正式着手实施一个具有公共性质的工程，就是建立订阅图书馆。我起草了计划书，然后找来了我们伟大的公证人布罗克登修改成文。在“讲读俱乐部”的帮助下，我们征集了50个订阅者，每一位订阅者先交40先令，以后每年还要交10先令，共交50年，50年就是我们这个图书馆存在的期限。后来，我们这个图书馆的订阅者增加到了100人的时候，我们取得了一张许可证。这就是北美订阅图书馆的鼻祖，现在这样的图书馆到处都是。图书馆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它的数目还在不断上升。图书馆改善了人们的日常会话水平，它使得普通商人、农民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绅士一样文明、聪明，并且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为殖民地人民广泛地开展保卫自身权利的斗争做出了贡献。

图书馆刚开始的时候规模很小，现在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了。我记得已经讲到靠近创办图书馆的时间1730年了。那个时候，我在宾西法尼亚开业的时候，在波士顿以南的任何一块殖民地都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在纽约和费城印刷所实际上还是文具店，它们只卖些纸张、历书、民谣以及一些普通的教科书等，那些喜爱读书的人就得从英国邮购书籍。“讲读俱乐部”的成员每个人都有一些书，但数量不多。我们离开第一次聚会的啤酒屋以后就租了间房子作为俱乐部的场所。我建议把我们大家的书都放到那个房子里去。这样大家聚会的时候不仅方便个人参考，还对大家都有好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把自己喜欢的书带到家里去看。这样子做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很满意。

发现这批数量不多的聚集过来的书的作用以后，我就建议成立一个公共订阅图书馆，这样从书中受益的人就会更多。我拟订了必要的计划和规则草案，然后去找了资深公证人查尔斯·布罗克登先生按照草案形成协议，征集订阅者。根据协议，每一个入会的人要付一定数量的英镑用于第一次购书，以后每年再交一笔钱，用来增加书籍。那个时候费城基本上没有读书的人，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很穷，没有什么能力，经过极大的努力之后，好不容易找到了50个订阅者，其中绝大数是商人，他们愿意支付40镑，每年再支付10镑。我们的图书馆就是靠着这些微薄的资金起家的。书购进来了，图书馆一周开放一次，以把书借给订阅人。按照协议，如果他们到期不还的话就要付双倍的钱。图书馆很快就显示出了它的作用，在我们州里被其它城市争相效仿。由于捐赠，图书馆扩大了规模，读书也变得时髦起来。那个时候，人们没有什么公共娱乐，就把他们的兴趣转到了读书上来，大家对书就更熟悉了。几年以后，人们认为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和智力水平比其它国家的同一层次的人更好。

当我们签署上述协议的时候（那些协议对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继承人都有效力，协议的期限是50年），布罗克登先生，那个公证人，对我们说：“你们都是年轻人，但是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很难活到协议规定的期限。”然而，我们中一些人，到今天为止还活着。但是，图书馆几年以后得到了一张特许状成为了政府一部分，上述文件也就没有法律效力了。

当我在邀请人们加入图书馆碰到反对和勉强的意见的时候，我就觉得标榜自己是某个有用计划的倡导者是不明智的。当你需要别人的帮助来完成某项计划的时候，标榜自己会被认为是提高某人的名望，至少也显示出你是在某种程度比你身边的人要高明。我因此尽力不太过张扬，只是说这个计划是朋友们提出来的，是他们要求我四处去看看那些喜欢读书的人，并邀请他们参加。通过这样的方式，我的计划进展得很顺利。我以后也是这样做的，屡试不爽，我诚心向大家推荐这种方法。你现在付出的一点牺牲以后会完全回报给你的。有些时候不能确定功劳属于谁，有些爱慕虚荣的人会站出来说功劳是他们的，到时候，就是心怀嫉妒的人也会把公正的评价还给你，把功劳还给真正的主人。

这个图书馆给我了不断提高自己的条件。我不断学习，每天抽出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来读书，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父亲最初打算让我接受的，后来又最终失去的学校教育。读书是我为自己规定的惟一娱乐，我从不把时间花在酒馆、游戏赌博以及其他任何的嬉戏事物之上。我对待生意非常勤奋，好像自己不会疲倦似的，好像自己必须这样做。那个时候，印刷所还欠着债，我有了家庭，孩子也要去读书了，我还得和本地早在我之前就建立了的印刷所竞争，但是，我的环境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我天生的节俭习惯还在继续着，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就经常用所罗门的一句格言来教导我，那就是：“一个勤俭做事的人，他不会站在普通人的面前，而是站在国王面前。”因此，我认为勤劳是一个获得财富和名声的手段。这种思想时时在激励着我，虽然我并不认为我要站在国王面前。事实上，这些真的成为了现实，我就曾经站在五位国王面前，甚至还有幸和丹麦的一位国王坐在一起进餐。

我从小就受到长老会的宗教教育，虽然这个教派的某些教义，比如上帝的永恒法，上帝的选民，上帝的惩罚等，看起来莫名其妙，其它一些我对之则是半信半疑，并且我很早就不去长老会的教堂做礼拜了，星期六是我学习的日子。但是我一直保持着宗教信仰，比如，我从来不怀疑上帝的存在；上帝创造了世界；上帝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治理这个世界；上帝最喜欢接受的就是对人行善；我们的灵魂是不朽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终有一报，不是今生就是来世。这就是我尊重的每一个宗教的精髓，这些精髓在我们国家的所有宗教里面都可以找到。我们尊重所有的这些宗教，尽管尊敬的程度有所不同，因为我发现它们或多或少地和别的一些观点相混杂在一起，这些东西不可能鼓舞、促进或者确立德性，它们主要的目的在于分化我们，使我们之间相互敌对。我对所有宗教的敬重，我认为即使是最坏的宗教里面也有好的东西、好的观点使得我在和别人谈话的时候不去损害别人对自己所信仰宗教的良好意见。随着我们这个州人口的不断增加，需要不断建立新的教堂，这些新的教堂都是通过自愿捐款建立的，无论是哪个教派要求捐款，我都愿意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从不拒绝。

尽管我很少参加公共的礼拜活动，我仍然认为，礼拜活动是适宜而有用的，如果举行得当的话。为了支持费城惟一的长老会活动，我每年都会定期捐款。牧师常常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来拜访我，并且我参加他主持的礼拜。我于是不时地去看看，有一次连续去了5个星期。如果他是一个好的牧师的话，也许我会继续去的，而把我星期六的学习放在一边，但是他的言谈主要不是攻击性的言论就是对本门教派特别教义的辩护，那些东西对我来说是太枯燥了，太乏味了，是没有丝毫启发意义的。因为这种布道从来不接受一条道德原则，好像只想人们作个长老会的好教徒，而不是作个好公民。

最终，有一次，他开讲腓力比第四章中的一节诗文，“最后，兄弟们，凡是真实的、诚实的、公正的、纯洁的、可爱的、荣誉的，只要有德行和赞美的地方，你们都要去思考。”我想，通过宣讲这样的诗文来布道，里面不可能不讲到道德。但是，他却把自己限定在5个方面，那就是：1、虔守安息日；2、勤读《圣经》；3、按时出席礼拜；4、参加圣典；5、尊重上帝下派的牧师。这些也许都是没有问题的，但都不是我希望从中得到的那个东西。我对从他主持的其它礼拜上得到这些我想得到的也绝望了，我再也不参加他的礼拜会。几年前（1728年），我自己搞了个礼拜仪式，供自己私人使用，我把它命名为《宗教信仰和行动条例》。我再也不参加公共的礼拜，而是使用自己搞的这一套仪式。我的这些行为也许应该受到指责，但我不管这些，也不想去作进一步的辩解，我的目的就是讲求实际，而不是为了去解释它们。

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想出了一个获得完美品德的大胆而又艰巨的计划，我希望我活着的任何时候都不要犯任何错误，我要征服所有的缺点，不管它们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或者是由于交友不善而引起的。因为我知道，或者我想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样我就可以只做对的而避免错的。但是，不久我就发现我正在做的事情其难度远远大于我想象的。当我小心翼翼地避免犯一个错误的时候，另一个却又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习惯利用了一时的疏忽，偏好对于理智来说有时候太强大了。最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光是嘴巴上觉得完美的品德对我们是有益的，还不足以防止过失的产生，坏的习惯必须被打破，好的习惯必须建立，这样我们才能相信我们的行为能够始终坚定不移的正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设计了下面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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