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集会常受天气的影响，很不方便，所以就有人提出了建造教堂的主张，这主张一提出，筹款人一定，马上就筹到了购买地皮修建教堂的足够款项。这个教堂长100英尺，宽70英尺，面积大约与威斯敏斯特教堂相当。这项工程做的热火朝天，建得相当神速，短时期内便完工了。全部房产一概归教堂董事会管理，并且明文规定，不管是信仰何种宗教的教士要对费城人民传教时都可以使用该教堂，因为该教堂的修建原不是为了某一教派的方便而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所以假使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兰教要派一个传教士向我们宣扬伊斯兰教，他也可以使用这个教堂。

怀特菲尔德先生离开我们以后沿路布道，经过各个殖民地直到佐治亚，佐治亚的殖民地刚建不久，那里的移民大多不是吃苦耐劳的庄稼汉，惟一不得不忍受垦殖艰苦的是那些破产的商人以及他们的家属还有其他的破产的债务人。其余的便是一些好吃懒做的或者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人，这些人住在荒天野地后因为不善垦殖，不能忍受开荒的艰苦生活，大批地死亡了，留下了一大群孤苦无依的儿童。看到这种悲惨的情况后，怀特菲尔德先生仁慈的心大受震动，就想在那里开办一个孤儿院来抚养和教育这些孩子，因此他就北上宣传这一慈善事业并且募捐，因为他仁慈的心，他的天才的演讲，听众除了心悦诚服地慷慨解囊别无他法，我就是其中一个，所以他募集了大量的捐款。

我并不反对他这个计划，但是因为佐治亚在那时缺乏建筑材料和工人，有人提议花钱把材料和工人从费城运过去。我想假如把孤儿院建在这里，把孩子们接过来不是更好吗？于是我就向他提出这个建议，可是遗憾的很，他还是坚持原先的计划，不听我的劝告，因此我就拒绝捐款。不久后我有一次偶尔听到他为筹款而布道，就暗地里下了个决心一个小钱也不给，那时我口袋中有少量的铜币，3、4块银圆和五块金币。当他讲的时候，我开始软化了，我决定把铜币给他。接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又使我感到惭愧，觉得铜币太少了，就决心把银币给他，但是当他结束时，我把口袋里的钱如数倒入捐盘中，包括金币和其他的一切。同时听道的还有我们社团的一个会员，他也像我一样不赞成在佐治亚修建孤儿院，他猜想也许会被感动而捐款，所以为了预防起见，他从家里出来之前把口袋里的钱全倒出来了。但在传道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十分想捐点钱，他就请站在他旁边的一个邻居借钱给他捐。但是不幸的是他的邻居也许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完全不为怀特菲尔德先生的演讲所动，并且说：“在任何时候，霍布金逊兄，您要借多少，我都借给您，但是现在不行，因为您好像中了蛊惑了！”

怀特菲尔德先生的某些对头故意宣称他是想把这些捐款占为己有，但是我和怀特菲尔德先生很熟（他常叫我替他印刷讲道文，日记等），我从不怀疑他的诚实廉洁的品质，直到今天我仍坚信他的所作所为是诚实的。我想我为他作证，人们应当更加相信，因为我和他不属于同一教派。虽然他也曾经为我的改变信教而祈祷过，但是这祈祷好像从来没有奏效过，但这丝毫没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关系仅仅是一种世俗的友谊关系，双方都诚恳相处，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他死为止。

接下来的事例或许可以说明我和他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世俗的友谊，他有一次从英国到了波士顿，写信给我说不久要到费城来，但是不知道在费城的逗留期间内可以在什么地方落脚，因为他听说从前招待他的老朋友贝内舍先生已经搬到日尔曼镇去了。我在回信上说：“你知道我的住址，假如你不嫌简陋的话，欢迎光临！”他回信说：“假如你是看在基督的面上愿意竭诚招待我，上帝一定会祝福酬劳你。”我回答他说：“不要把我弄错了，我不是看在基督的面上而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们的一个熟人知道后开玩笑道：“按圣徒们的习惯，他们受了别人的恩惠的时候，总把人情记在天上，不愿说他们自己领了情，而你呢，却偏把它记在地上”。

上次在伦敦遇见了怀特菲尔德先生时候，他跟我谈起了孤儿院房屋的问题，他说他打算把这些建筑用来开办一所大学。

他讲话时声音洪亮清晰，每字每句的发音十分清晰，站在老远的地方也可以听得清楚他的话，特别是不管他的观众多么多的时候，人们都鸦雀无声地听着。有天晚上他站在法院台阶上面传道，法院位于市场街中段和第二街西段，这两条街成直角。当时两条街上远远地站满了人。我站在市场街的末端，我想知道他的声音究竟可以传得多远，就一直向河边向反方向走，我发现他的声音一直到离前街不远的地方还可以听得清楚，当我跑到前街时，街上的嘈杂声才把它盖住了。当时我就想：假如以我和他的距离作一个半圆，当中站满听众，假定每人占地两平方英尺，我算了一下，至少有30000人可以听到他的讲话，这时我才相信报纸的记载说他曾经在旷野里对25000人传道。古代历史中也曾记载着将军们向全军作全军动员的演说，过去我也将信将疑，这时我终于相信了。

因为我经常听他讲道，我能很好地分清哪些是他刚写好的说教，哪些是他在旅行中已经讲过多次的稿子。因为讲过很多次，他用后一类稿子传教的话讲演的效果就会很好，每个词的重音和每一句的重音把握的十分恰当，声调抑扬顿挫，十分优美，即使一个人对他演讲的内容不感兴趣，也会对他那种语调感到赏心悦目，这种赏心悦目恰如优美的音乐带给我们的感觉一样。这是云游牧师比住家牧师有利的地方，因为后者不能反复使用同样的一篇稿子来说教，籍此来改进他演讲时的声调和姿态。

他偶尔发表的一些文章却大大地助长了他对手的气焰。假如在演讲时不小心说错了或者甚至提出了错误的观点，以后还可以解释，或是因上下文的关系而对它的意义加以限制，或者直接加以否认；但是文字的证据是很难磨灭的。他的对手就猛烈地攻击他的文章，他们的批评似乎也很有道理，这样他的信徒就减少了，他们的人数也不再增长了。因此我认为假如他不曾发表什么文章，他的信徒一定会多得多，他建立的教派一定会更重要，同时他的声誉即使在他死后也许还会不断增长，因为没有文章就没有什么证据，也无从加以谴责和毁谤，他的信徒们就可以任意想象他具有一连串的优秀品质，因为他们热烈地崇拜他，当然希望他具有这些高贵品质了。

公共事业

我的生意越来越多了，我的生活状况也一天比一天优裕了，因为我的报纸利润丰厚，有一段时期它是本州和邻近各州惟一的报纸。我的经历再次证明这句格言：“获得第一桶金后，赚第二桶就轻而易举”，资本会自己增值的。

在卡莱罗纳州建立成功的合作关系后，我大受鼓舞，在其他州也尝试着这样做，并且提升一些做的好的工人，给他们提供一些资源让他们按卡莱罗纳州的合作模式在其他殖民地建立印刷所。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做的很成功，且在6年的合同期满后能从我这里购买铅字继续经营，许多的家庭因此也过得还好。许多合作关系最后都在争吵中结束，我很庆幸我的合作都在友善的氛围中进行，结局也很令人欣慰。我想这应归功于我的未雨绸缪，事先签订合同，在合同中非常明确地说明双方应尽的义务和应有的权利，这样发生争执的情况就很少了。因此，我想劝所有合伙创业的人都采取这种方式来预防争执，因为不管当初合作时双方多么尊敬，多么信任，日后也免不了小小的猜忌和抱怨，以及在照料业务和承担事物方面所产生的不平等之感等等，这样很容易引起友谊和合作关系的破裂，甚至发展到对薄公堂等其他不愉快的境地。

总体上来说，我对我在宾西法尼亚建立的一切事业感到还算满意，不过，有两件事我觉得比较遗憾，那就是：这里没有安全防务，也没有一所教育青年的高等学府；没有民兵队，也没有大学。因此，1734年我就提议建立一所高等学校，当时有一个彼得斯牧师正失业，我就想当然他会是管理这样一所学校的适当人选，所以就把这个计划告诉了他，但是他想替地主服务，赚大钱，而且成功地谋到了一个这样的职位，所以他拒绝了我的请求。因为当时想不出其他适合这个职位的人选，所以就把这个计划暂时搁置下来了。第二年，也就是1744年，我提议成立了一个哲学研究会，为此还写了篇论文，将来我的文集出版的时候你们会看到它。

至于防务问题，西班牙跟大不列颠打了几年仗，最后法国终于也参加到西班牙那边去了，这使得我们的处境十分险恶。我们的州长托马斯曾经不辞辛劳地试图说服在教会控制下的州议会，通过一条民兵法和制定一些保障本州的安全措施，但是他的努力都付之东流，因此我就设法试着从民间征募义勇军。为了推进这件事，我首先撰写并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定名为《平凡的真理》。在这本小册子里我强调指出我们毫无防备的情形，指出为了我们的州防，我们必须征兵和训练军队，并且相约在几天之内组建义勇军，广泛征求队员来加强国防。这本小册子产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惊异的效果，有人向我提交要加入义勇军的志愿书，我跟几个朋友商定了一个志愿书草样后，就在前面提过的大教堂里召开了一个市民会议。教堂里差不多坐满了人，我预先印好了入队志愿书，在教堂各处也预备了笔墨。我向他们做了一些关于国防讲话，读了志愿书上的项目并加以解释，之后就把它们分发出去，大家便在志愿书上踊跃签名，一点反对的意思都没有。

散会以后，志愿书收了上来，我们数了一下，大概有一千两百张以上。另外还有分发到其他各地去的志愿书，这样加起来大概有10000张以上。这些人尽速地自备枪械，自己编队，自选长官，每周集合一次，进行体力训练和其他的军事训练。妇女们自发捐献丝绸军旗，并在上面绣上了各种不同的图案和格言，这些图案和格言是我提供的。

组成费城联队的各团军官推举我做他们的团长，考虑到我对这个位置的不合适就拒绝了他们的盛情，之后我推荐了劳伦斯，一个非常棒，且相当有影响力的人！军官们就采纳了我的意见，请他做他们的长官。接着我提议发行奖券集资，在城南修建炮台和装配大炮。资金迅速地凑足了，炮台也不日完工，墙垛是用原木做成的，里面填上泥土。我们从波士顿买来了几尊旧大炮，光这几尊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们就写信到英国去订购，同时向私人军火商求援，当然我们对此也没抱有太多的希望。

同时，我和劳伦斯将军、威廉·艾伦先生、亚布拉罕·泰勒先生被派到纽约向克林顿州长借几尊大炮。他一开始坚决地拒绝了我们，后来按照当地的风俗，我们宴请了他和他的顾问班子，在餐桌上几杯烈性的白葡萄酒下肚后他的态度逐步地软化下来了，他说愿意借给我们6尊。接着满饮几杯后，他把数目增至10尊，最后他十分优厚地答应让给我们18尊。他借给我们的是质地上乘的可以发射18磅的重磅大炮，还包括坚固的炮架。没过多久，我们便把它们运回来装在我们的炮台上。在战争期间，联合部队每夜在炮台上放哨守望，我跟其他队员像一个普通的士兵一样按时轮班值勤。

我在这些活动中的表现受到了州长和他参议会的嘉许和欢迎，他们对我相当信任，总向我咨询有关有益于军团训练的措施。为了在宗教上得到支持，我建议他宣布一个斋戒日，以促进军队的改良和祈求上帝对我们所进行的事业的祝福。他们很拥护这一主张，但是因为在宾西法尼亚历史上没有举行过斋戒日，所以秘书找不到前例可循，不知道应该怎样起草这个文告。我在新英格兰求过学，在那里每年都会举行一个斋戒日，因此这点好处可以利用一下。因此，我就按那的传统格式起草一篇文告，译成德文，用德英两种文字印刷出来，向全州公布。这也就给各教派的牧师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去鼓励他们的信徒们参加联合军队，假如不是因为战事很快地结束了的话，也许除了教友会以外的各个教派都会积极地参加联合军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