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使我知道扫街原本花费不了多少时间。一天早晨，我在克雷文街寓所的门口，看见一个穷苦的妇人拿着一把桦树枝扫帚在扫我门前的人行道。她看上去苍白瘦弱，好像大病初愈的样子。我问她是谁雇她来扫街，她说，“谁也没有雇佣我，但是我很穷，我来富人门前扫地，希望他们会给我一点钱。”我要她把整条街都扫干净，并且答应付她1先令。当时是9点整，12点钟她来要工钱，起初我以为她动作迟缓，不可能做得这样快，就派我的仆人去看个究竟，仆人很快回来报告说整条街都扫得一干二净，所有的尘土都堆在了路中央的阴沟之中，在下次下雨的时候，雨水就可以把尘土冲走，所以人行道，甚至阴沟，都会十分干净。

当时我认为若一个虚弱的妇人可以在3个小时之内扫完这条街，那么一个强壮的男子或许只需一半的时间就可以办到。这里让我说明，在这样狭窄的街道中，与其两边靠着人行道各有一个阴沟，不如在街道中间开一条沟来得方便。因为当一条街上的雨水从两旁集中到中央时，会在中央形成一股急流，它有足够大的力量冲洗掉路上所积的尘土。但是如果把它分为左右两条水路，那水流的力量不足以冲刷干净路上的积土，只能使它接触到的泥土更加稀烂，车轮和马脚就会把它们溅在人行道上，使道路变得泥泞肮脏，有时也会溅在行人身上。我曾经向这位善良的博士提出了以下的建议：

为更有效地打扫和保持伦敦和韦斯敏斯德的街道清洁起见，本人建议雇佣看守若干名，负责在干旱的季节里扫除尘土，在雨季里作刮泥的工作。每名看守人负责巡逻几条大街小巷，他们要配置的扫帚和其他清道工具统一放置在固定的场所，以备他们所雇佣的清扫人员工作之用。

耙集在一起，上午泥土不可堆积在街上，以免被车轮和马足扬起。清道人员应备有若干车辆，车身不是高高地装在车轮上，而是应该低低地装在滑盘上。车底由格子构成，上铺稻草，以保持倒入的泥浆的水分从车子底部排出。除去大量的水，泥浆的重量将大大减轻。这种车辆应放置在适当远的地方，泥浆先用手推车运送，而泥车在将泥中水分排干后，用马匹把它们拖走。

之后我对这个建议的后半部分的可行性有些怀疑，因为有些街道很狭窄，泥车放在那里就不能不占去太多的位置，以致阻塞交通，但是我还以为那建议的前半部（主张在商店营业前清扫街道运走垃圾），在夏天是切实可行的，因为夏天日子长。一天早晨7点钟，我走过伦敦河滨街和佛里特街，看见虽然天已经亮了，太阳已经出来3个多小时了，可是还没有一家店铺开门。伦敦的市民宁愿在烛光下生活，在白天睡觉，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常常抱怨烛税太高，烛价太贵，真有点荒唐啊！

也许有人以为这些小事不值得留心或加以叙述。虽然在刮风的时候，灰沙吹进一个人的眼睛或是一家店铺是件小事，但是假如他们考虑到在人口众多的城市里有千千万万的人或者店铺受到灰沙的袭击，而且这样的情况时时发生，那他们就会认为这不是一件小事了，他们也不会妄加指责那些留意这些似乎微不足道的事情的人来了。人类幸福不是由偶然的巨大的机遇带来的而是由每天的时时发生的好事所积累而来的。所以说，假如你教会一个贫穷的年轻人怎样修饰自己，怎样保养他的剃刀远比给他1000个金币要好得多。这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些钱总有一天会花光的，只会留下用钱不当的遗憾；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假如他学会了自己修面，他就会逃开时常因等待理发师恶心的剪刀，还有那粗重的呼吸，肮脏的手指所带来的不快，随心所欲地想在哪个高兴的时候做就在哪个时候做，而且器具也是令人感到舒适而又锋利的。本着这样的思想，我大胆冒昧地写下了上面的文字，希望他们能够对我所住的，所热爱的城市提供一些有用的参考意见，或是对美洲的其他城市也有这样的用处。

曾经一度我被美洲的邮政总局局长任命为他的审计员管理几个邮政所和几个邮政官员，直到1753年他去世，我和威廉·亨特先生一同被英国邮政总局任命继任了他的职位。截止到我们上任时，美洲的邮政从来没有给英国邮政总局上缴过利润。假如我们能够创造利润，我们可以从中提取六百英镑作为我们的年薪，为了做到这一点，许多一系列改进的工作就必须要做了，有些开支开始又是不可避免的要花很多钱，所以在最初的4年里，英国邮政总局借给我们900镑。但是不久都还清了；在我被一个行为怪诞的英国政府的大臣错误地卸职之前，在以后的文章里我还会提到此事，我们已经使得它给英国政府创造了比爱尔兰最高峰时的邮政收入还多3倍的纯利润。自从那次错误的解职后，他们再也没从美洲邮政局收到过一个子儿。

这年，邮政局的事情给了我一个去新英格兰旅行的机遇。新英格兰的剑桥大学，出于他们的好意，授予了我一个文学硕士的学位。康涅狄格州的耶鲁大学，曾经也授予了一个同样的学位给我，因此，虽然我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但是我凭着我的自学还是分享了大学的荣誉，他们也是由于我在自然学科中对电学方面的发现和成绩而授予我荣誉的。

准备战事

1754年，与法兰西的战争又有端倪了，在商务部议员的命令下，各殖民地的委员代表们还有当地的6个土族的酋长们将在奥尔巴尼齐集，并在那里召开一个大会，讨论协商我们的国家安全防御问题。汉密尔顿州长在接到这个命令后就通知州议会，并请州议会提供适当礼品，准备在开会的时候送给印地安人。州长提议由我和议长（诺里斯先生）还有托马斯·潘先生以及秘书彼得斯先生组成宾西法尼亚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州议会通过了这个名单且提供了礼品，然而，他们却不赞成在宾西法尼亚以外的州开会进行谈判。我们和其他的代表团大概在6月的中旬在奥尔巴尼会集。

在赴会途中，我起草了一个将各个殖民地联合在一个政府之下的方案，这样的话为我们共同的防御和其他共同的重大事件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平台。当我们经过纽约时，我把我的方案拿给了詹姆士·亚历山大先生和肯尼迪先生看，这两位绅士对公众事情有相当的造诣，得到他们的嘉许，我就更大胆地在大会上提出了我的这一方案。碰巧，有几位代表也提出了这样类似的计划。一个先决问题首先被提到了大会上那就是我们是否应该成立一个联邦，这个问题被全体一致肯定通过。考虑了几种关于组建联邦的方案和报告后，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成员由每个殖民地派出一名。据报道，我的方案碰巧成为委员会的首选，只是经过了一些修改完善。

按照这个方案，联邦政府将由一个总统来管辖治理，这个总统由英王来任命，由各殖民地的代表选举成立一个参议会，代表他们各自的集团。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天天进行，与此同时的还有印地安的事物。许多反对意见和不同意见都提了出来，但最终都被说服了，这个方案最后被全体一致无异议地通过，复本被寄送给商务部和各州的州议会。这个方案的命运非常奇特：州议会没有采纳它，因为他们认为它太专权了，而在英国却认为它太民主了也没被采纳。

商务部没有赞成它，也没有报请英王陛下通过；有人提出了另一个方案，据说它更符合要求。按照这个方案，由各州的州长和部分参议会的议员商量练兵和修建炮台等事宜，所需费用由英国国库先垫付，事后由议会向美洲殖民地征税来偿还。我的计划和支持我这个计划的理由都可以在我后来刊印的政治论文集中看到。

接下来的那个冬天我到了波士顿，因此我就有很多机会和薛力州长讨论这两个方案。我们之间关于这一问题的部分谈话也可以在上述那些论文中找到。这些不同的和反对的不喜欢我这个方案的理由，使得我怀疑我的方案是否真的半生不熟；我一直坚持我的观点，它会给大西洋两岸都会带来幸福假如它被采纳的话。这些殖民地如果联合在一起的话，力量会加强，捍卫自己的利益不在话下，这样一来就用不着从英国派遣军队了；也用不着向美洲人课税了，由课税引起的流血战争时时发生，这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像这样的错误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历史上君王和国家的这样的谬误俯拾皆是。

这年在我去波士顿的旅途中，我在纽约遇见了我们新州长莫里斯先生，他刚从英国来，曾经我跟他很熟悉。他奉命来接替汉密尔顿先生，汉密尔顿先生因为受了上司训令的约束，不可避免地要与州议会发生争执而辞职了。莫里斯先生问我，依照我的观点他是否会像前任州长一样地处境艰难，办事棘手？我说：“不，相反的，如果你小心不和州议会发生争辩，你的处境会一帆风顺的，完全称心如意”。他高兴地说：“我亲爱的朋友，你怎样能劝我避免争论啊？你知道，我最爱与人争论了，这是我人生一大乐事啊！然而，为了尊重你的忠告，我向你保证我将尽可能地避免与议会的争辩”。他爱好争辩是有些理由的，他巧舌如簧，思维敏捷，是个精明的辩论家，在争辩中往往处于上风。他在这方面从小就训练有素，据说他的父亲常常在饭后使他的孩子们相互争辩作为消遣，但我认为这样的方法是不明智的，根据我的观察，凡是喜欢争辩、抗辩和反驳的人在工作上一般总是倒霉的。尽管有时候他们会获得胜利，但那只是暂时的，人们总憎恨他们，获得人们的好感远比一时的争强好胜对他们有益处的多。我们分手后，他到费城去了，我上了波士顿。

在回来的路上，我在纽约看到了州议会的决议案，从这些决议案来看，好像尽管他向我做过保证，但他和州议会的关系已经十分恶劣了；在他任职期间，他和州议会之间一直是唇枪舌剑，不断地斗争着。我也加了进来，因为我一回到州议会，他们就要我参加各种各样的委员会，驳斥他的演讲和咨文，委员会总要我起草这些文件。我们的答复和他的咨文常常是尖刻的，有时竟是像泼妇骂街！他知道这些答复是我替议会写的，因此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当我们见面时，也难免会辩驳一番。但是他却是一个敦厚的人，公私分明，所以我们两人间并没有因为这些公事上的争执而影响了个人的恩怨，我们还常在一起吃饭呢！

我讲得太快了，抢到我的故事前面去了，在莫里斯州长的任期内还必须提这几件事。

与法战争在某种方式上已经开始了，马萨诸塞州的政府准备拿下王冠岬，并派了昆西先生到宾西法尼亚和波纳尔先生即后来的波纳尔州长，到纽约寻求援助。那时我正在议会，知道里面的情况；我还是昆西的老乡，所以，他就恳求我利用我的地位来帮帮他。我向他口授了一些对议会那些人演讲的内容，这篇演讲的反响良好。州议会投票决定援助一万英镑，用来购买粮秣辎重。但是州长拒绝通过该项议案（该议案还包括给国王的各项费用），除非再加进一条，免除私人领主支付任何因此而要交纳的捐税。虽然州议会极力想使他们对新英格兰的援助有效，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实现它。昆西先生努力使州长先生能够批准该项议案，但是州长就是不准，他很顽固的！

那时我提出了个建议，不需要州长的同意就可以办到，就是向贷款办订购信用券，按照法律，州议会有权这样做，但是那个时候，贷款办实际上也没有多少钱，因此我就提议这些信用券在一年之内就该兑现，并且承担5厘的利息。我认为可以利用这些信用券顺利地解决粮秣辎重问题。州议会没有丝毫犹豫就采纳了我的主张。信用券被立即印发了出来，我是指定签署和发行这些信用券的委员之一。当时全州的货币贷款的利息和消费税的收入都用来偿付这些信用券，大家知道这样的回收是绰绰有余的，因此立即赢得了人们的信任，这些信用券不仅用来买粮草，而且有些有钱人把手边的闲钱投在它身上，拿来做投资，而且这种投资没什么风险，因为这些信用券没转让出去时，它们有利息，而在任何时候它们可以当作现金来使用，所以它们在发行的短短几个星期之内就被抢购一空了。这样，这件重要的事在我的方法下终于完成了。在一篇措辞文雅的备忘录中我的朋友昆西先生对州议会表示了深深的谢意，并且对他这次外交的成功感到相当满意，可以说是载誉而归，此后，我俩之间的友谊是那么的热诚和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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