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以轩，25岁，黑龙江人，高中文化，京漂，现租住在北京北部城乡结合部。他白天在北京各大影视基地做群众演员，晚上在地铁站摆地摊赚生活费。我们在上岛咖啡店里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谈话：

我：北京房价高居不下，外地人买车买房均受限制。你现在连生计都成问题，什么时候才能在北京成家立业呢？

王：北京是富人的天堂，却不是穷人的地狱。这里唯一的好处是，只要我愿意，就能养活自己。我摆几个晚上地摊，运气好的话就能赚够一个月的房租钱和生活费。接几部戏，扮演几个小角色，也会有一部分收入。就算北京房价降一半，我依然买不起。我不买房子，房价高低关我屁事？如果我成为王宝强那样的演员，就算北京的房价再高出十倍，对我来说依然是屁大点儿事。

我：你不觉得自己活得很苦、很累吗？

王：如果我爸是李嘉诚，我肯定不会过这样的生活；如果我爸是张艺谋，我肯定不会遭这份罪。遗憾的是，我爸只是东北偏僻山村的农民，他拼了老命也只能给予我这样的生活。即便活得再苦再累，我恨他有用吗？一天六个馒头一袋榨菜，十块钱就能保证我死不了，活着有什么可累的？

我：你来北京三年，虽说混在影视圈，却时常为温饱发愁。如果三年以后依然如此，你还会坚持吗？

王：我为什么要放弃呢？成为著名演员是我一生的追求。

我：是因为杨坤、黄渤和王宝强的大红大紫吗？他们仅仅是极特殊的个案。像你这样的京漂有几万人，老天爷睁眼看到的能有几个？

王：无论什么事情，都是因为努力才有希望，而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努力。如果现在放弃，我知道三年后自己是什么样子。那样的我已经活了二十五年，绝对是令我深恶痛绝的；如果不放弃，我不知道三年后自己是什么样子。因为未知，所以我必须尽自己一切努力争取。

我：你确定自己会成功？

王：不确定。我现在已经活得很差了，三年后再差，还能差到哪里去？三年的时间，无论我做什么都会过去，为什么我不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呢？

我：听说现在的娱乐圈非常乱，也非常烂。你不是美女，也不是帅哥，连被潜规则的机会都没有；你不是星二代，既没有梯子也没有靠梯子的墙，空手夺白刃，谈何容易？

王：你说的都是事实，我现在一穷二白一无所有也是事实。影视圈是好是坏，已经是那个样子，我说了不算，也改变不了，所以我不去想，也没必要想。但是，我相信，一只手再大，也遮不住天；星二代再多，也包揽不了所有角色。我从未奢求一下子大红大紫，只想在各种不公平竞争之中，把握住自己遇到的每个机会，然后步步向前，能走多远是多远。

二

肖凡，40岁，辽西人，三流大学毕业，北京某集团公司的副总，年薪百万。当初我们一起来北京谋生，曾经是难兄难弟。前几天为了庆祝他的乔迁之喜，我们在他的新居里有过这样一段谈话：

我：北京房价以神十的速度上涨，老百姓闻房虐心，你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换房，逆袭啊！十年间，你从40平方米的一居室换到300平方米的独栋别墅，让我这样的老实人都有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冲动了！

肖：你怎么不说我从三环里搬到五环外呢？见到我这样的你就想打土豪分田地，要是见到我们公司的牛总，估计你都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冲动了。前几天，我们公司在望京买下一栋6000平方米的办公楼，全额付款。我们是民营企业，牛总自己掏腰包的！这叫什么？这叫人比人得活着，货比货得留着。

我：你还好意思说！当初在老家时，你不是自杀过一次吗！我记得当时你结婚才三个月，为什么突然间万念俱灰、想自绝于人民呢？

肖：其实就一个原因——累的，累得我实在受不了啦，想一下子彻底解脱！好在当时我没死了，否则咱们今天就没有机会坐在北京富人区里喝21年的皇家礼炮。咱们还是好好活吧，以后还会有喝1982年拉菲的机会。

我：当初你干什么了，能把骡子似的你累到那种程度？

肖：家里盖房子嘛！我上大学时，因为家里穷，不得不在假期到建筑工地打工，所以我会点儿砌砖的手艺。我家的房子是砖石混砌结构，砌砖和砌石头必须同时进行。砌石头的工作包给村里的一个工程队，砌砖的工作全部由我做。为了不耽误工程进度，我必须早上五点开始干活，中午吃饭十分钟，然后一直干到晚上七点。

我：现在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每天工作均14个小时，甚至更多，也没有一个人累得想自杀吧？

肖：他们当然不能。因为椽子不够，我晚上十点以后要到离家四公里的山上偷树，每次回来负重均达70公斤以上。一个晚上偷三次，直到凌晨四点停止。这样的日子，我重复了五天，体力、精力、心力严重透支，精神彻底崩溃了。

我：你怎么看这次经历呢？

肖：我真的很感激自己有过那样的经历。从那以后，我就不知道世界上什么叫苦，什么叫累，有没有我干不了的事儿。你也知道，当初我是带着家里仅有的200元钱来北京的。对了，你只带80元吧？

我：嗯，已经是我家里的全部积蓄了！

肖：咱俩到北京交了房租之后，手里总共剩下50元。两个二十多岁的壮汉，在天子脚下靠50元钱居然能活两个星期，还没花了，奇迹啊！

我：当时我发誓，就算死也死在北京。

肖：我也是这样想的。不是咱们有多无耻，而是咱们在老家做生意没本钱，找工作没门路。我本来想通过考大学翻个身，结果却把家底赔光了，还欠下一屁股债。如果我爸是县长，就算北京市政府请我，我还真不一定能来，没准现在我已经是县长了！

我：别说我爸是县长，是乡长我都不来北京。俩壮汉一天只吃一斤挂面，饿得我眼睛发绿。还真落下病根儿了，现在我有点钱就想存入银行，非常担心再过那样的日子。当初我跟你混就好了，最起码现在不用码字。码字的劳动强度，跟你当初砌砖差不多。你一直跟着牛总干吧？听说牛总人品不怎么样，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骡子用。

肖：当时我们公司刚刚成立，七八个人四五杆枪。就我一个人是学环工专业的，拿五百块的工资，却包揽公司的工程师、设计师、施工队长、技术工人、会计等工作，真正做到了五加二、白加黑，标准的劳模啊！

我：这哪是打工啊，简直是给秦始皇修长城！老牛对你就是无耻的剥削和压榨。我就纳闷了，你怎么能跟这样的老板混十几年呢？

肖：很多事情我不能在乎。不能在乎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不懂，而是在乎不起。在乎不起的事情还去在乎，只能使自己痛苦不堪。那时我在北京人生地不熟，好不容易找个与专业对口、发展前景看好的工作，还有什么资格奢求老板大发善心呢？

我：我真没有想到你吃过那么多苦。老牛每个月只给你500元，虽然包吃住，但也不能因此理直气壮地剥削你吧？

肖：我们现在提到剥削二字就愤怒，有必要吗？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如果真的有一天，没有人愿意剥削我们了，就值得我们欣慰吗？未必吧？不是我们有多贱，而是我们来自社会底层，无力可借。我们生来就是一头驴，要想在同一时间内跑完千里马的行程，只有奋力扬蹄，日夜兼程。话又说回来，如果我当时不包打前敌，力杀四门，就不会成为环工行业的专家，更不会做到现在的位置；如果我没有为500元拼命工作，就不会有现在的百万年薪。我相信，一个人只有吃过多大的苦，才能享受多大的福。

三

周教授，65岁，北京某名牌大学社会学系著名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一次朋友请客的酒桌上，我有幸结识神交已久的周教授，我们也就有了下面这段对话：

周：我在香港机场转机时，看过你那本台湾繁体版的《穷人与富人的距离005厘米》，很不错的。

我：周教授取笑吧？我写的东西，连老家市作协的人都看不上，还能入你的法眼？在那些作家眼里，我写的东西连屁都不是。

周：当时我随手翻了翻，觉得有点儿意思。最起码我觉得这本书对年轻人，尤其对社会底层年轻人，有一定的帮助。这个社会很复杂，甚至很邪性，必须有人愿意站出来，帮助他们认识一些问题，看清一些问题。你的文字，虽不能流芳百世，但也许能唤醒没有装睡的人。我相信，看过你作品的年轻人，当他们老去的时候应该会想起你的文字，无论他们庆幸还是后悔。

我：我觉得我的作品确实挺俗的，说好听的叫励志，说不好听的叫鸡汤，肯定不会获诺贝尔文学奖，为民族争光。尽管我没有像传销大师那样歇斯底里，恬不知耻，但也不像某位大师那样教年轻人学圣人，学贤达。当然，没有人逼我这样做，我来自草根阶层，自然要关注草根阶层，自认为这是自己必须履行的义务。

周：我倒觉得让头顶压着房价、教育、医疗、养老四座大山，腰缠穿法袍的黑蛇、穿白大褂的白蛇、戴眼镜的眼镜蛇，让已经沦为奴的年轻人学圣人、学贤达是很无耻的事。我相信社会一直在进步，但从农民到公民肯定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等待的过程中，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只有自力更生，学会在夹缝中生存，逆势生长，想尽办法多赚钱，才能保证自己住得起房，看得起病，养得起孩子，孝敬得起父母，承担得起家庭的责任。至于那些嘴上说一套、心里想一套、手上做一套的“三套人”说的话，年轻人千万别信，离他们越远越好。

我：周教授，你一直致力于社会学研究，一定非常了解当下的社会，也一定知道充满戾气的社会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你认为来自弱势群体且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应该如何面对复杂多变的时代呢？

周：一句话，自己的归自己，社会的归社会。我说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必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令人失望甚至是绝望的人和事。年轻人憎恨、抱怨、咒骂甚至自杀都不起任何积极作用，只能使自己活得更糟糕、更没劲儿，最后殃及最亲近的人。现在我国每年自杀的人数排世界第二位，其中没有任何心理疾病的占百分之八十。有谁知道他们是张三李四？还不是该喝酒的喝酒，该吃肉的吃肉？生在草根阶层，命不如蚁，自己不珍惜，就别指望别人在乎。别人都很忙，忙着维护集团利益，忙着变态般地享乐，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都懒得知道你是谁。

我：如果你送给当下社会底层年轻人三句话，你会说什么呢？

周：因为不能飞，所以要奔跑；好命不如好习惯，世界上没有救世主，更没有大救星，只能自己救自己；全世界都可以放弃你，唯独你不能。

砍柴人

2013年盛夏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