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古典文学名著中，悬案最多的莫过于《金瓶梅》。又加之它长期遭禁毁，故神秘色彩很浓。人们迫不及待想要知道的也许首先不是书中的悬案，而是——“关于、《金瓶梅》这部书”之谜。

为什么首先是“关于这部书”之谜呢？原因在于，迄今为止，能读到（或读过）这部书（尤其是全本而不是删节本）的人并不多。人们往往只是听别人神秘兮兮地说如何如何。到底如何呢？是个疑问。疑问积多了，得不到解答，就成了“谜”。

1为什么读不到这部书？

这是一个最普遍的问题。但事情很复杂，有多方面的原因。简言之，归咎于它写了性内容。

关于《金瓶梅》中的性内容，占全书的比重不大（仅1％～2％），但却很刺眼。因而，从一开始就招来诸多非议，什么“坏人心术”、“决当焚之”等。这类论者显然站在反映社会的高度来看这部，以九牛一毛的瑕疵全盘否定这部书。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人看到了它的成就和价值；有人极为赏识它。大文学家袁宏道“极口赞之”，说：“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董思白也称它“极佳”。虽寥寥数语，亦甚为深刻。

大抵说来，《金》书在明代的境遇还算不错。对于这样一部，见仁见智，褒贬各异的情况是正常的事。在那个时期，该书传播十分广泛。据史料记载，万历二十年左右，手抄本开始陆续在社会上流传。王稚登、董思白、王字泰、袁宏道（中郎）、袁小修等人都拥有或收藏、借抄过这些手抄本。到万历四十五年，吴中首先出现初刻本，以后又有“新刻”、“词话”、“绣像”、“全本”等多种刻本问世。这些刻本不仅在国内广为传播，而且流传海外等国。比如词话本，目前国内已几乎失传（仅在1931年发现一部而且残缺两页），而日本却保存着完好的二部（此外另有一部残本）。由此可见，《金瓶梅》当时是盛行于世的。

可是，好景不常。清朝人关之后，随着文化专制日甚，许多书籍都遭了禁毁。在文化异化及心理变态的大背景下，《金瓶梅》受到了一些人的鄙视和攻击，被斥之为“”；清政府长期对它采取禁毁政策。其间，虽也有有识之士的不平之鸣，如康熙时徐州学者张竹坡著文立说，力抗偏见，对《金瓶梅》精心评点，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成就进行较全面的评价，公正地给予它应有的地位，但他的意见却没有受到政府和学术文化界的重视。在这个阶段，《金瓶梅》这部巨著被肆意践踏了。不仅人们无缘得见该书的“庐山真面目”，而且一些重要版本在清末已几近失传。例如“词话”本。要不是1931年北平“文友堂”古书铺太原分号在山西介休县收购到一部缺了两页的明刻本，后人根本就无从知道（指国内范围）这个版本的存在。所以，“读《金瓶梅》难”的历史是由清代开始的。

随着清王朝的推翻，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人们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部皇皇巨著，终于发现，它是一部在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等多方面都极具价值意义的书。人们渐悟应该摆脱过去那种“谈性色变”的偏激，那是文化心理不健全的表现。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与主将鲁迅先生以及郑振铎、吴晗等人开始致力于运用社会的、历史的观点和现代的新观念研究这部谜一般的作品。

1931年，词话本在山西发现，成了读书界热门话题。1933年，孔德学校图书馆主任马廉（隅卿）先生集资，用“古佚刊行会”的名义将这个刻本影印了104部，每部的末尾有一竖式长方形的红色印章，其中有“本书限印一百零四部”等字。此后，又有过这104部本的影印本。

由于词话本的发现，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传播也随之热起来。当时社会已有说散本系统的“绣像”本、“第一奇书”本及加工改写过的“古书”在流行，今又添了更精彩的“词话”本，让人耳目一新，兴趣盎然。在这段时期，出版与研究《金瓶梅》就形成了清朝之后的第一个新浪潮。

为了满足读书界的要求，也为了满足一般人的好奇心，从那时起，文化学术界除了有限地影印一部分全本而外，又开始印行各种删节本。例如：1935年5月有郑振铎先生主编的删节本（只出到33回）问世。1935年10月，施蛰存校点出版了词话本的删节本，刊于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几个月后又有襟霞阁主人重刊《金瓶梅词话》（删节本），1936年2月上海中央书店刊于《国学珍本文库》第一集。中央书店还出版了《金瓶梅删文补遗》一册。1942年12月，新京艺文书房出版了《金瓶梅词话》全本。如此等等，短短十年间，《金》书的出版、影印达五六次之多，真可谓盛况空前。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金瓶梅》的研究和出版都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尤其是经过“文革”抄家焚书之后，它又几乎在民间绝迹了。所以，大凡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很难有机会读到此书。

“文革”前国内影印、出版《金瓶梅》只有一次，那就是1957年经毛泽东批准同意，以“文学古籍刊行社”名义影印过2000套词话本。毛泽东对《金瓶梅》的评价比较高。他认为‘《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还说：“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这2000套书因数量很少，又只允许在高干（部长级）中发行，所以无济于事。当时的实情是不仅一般读者见不到这部作品，就是高等院校的教授及专事文学研究的学者、研究人员也难于问津。关于这些情形，在周钧韬、鲁歌先生主编的《我与金瓶梅——海峡两岸学人自述》一书中有多种叙录。这里就不多讲了。

值得欣慰的是自1979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路线以后，学术界也迎来了科学文化的春天。在这大好的形势下，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热也在国内升温。《金瓶梅》这部蕴藏着文化的杰作再度受到人们的青睐。近十年内，研究和影印、出版《金》书的工作开展得空前活跃，形成了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第二个新浪潮。

在这段时期，首先出版的是1985年由戴鸿森先生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出版的《金瓶梅词话》删节本。全书共删去19161个字。继之又有1987年由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等校点，齐鲁书社出版的张竹坡评点《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删节本，全书删去10385个字。这两个本子印数较大，限在一定范围内（有文化程度、职称等方面的限制）发行。

除了删节本外，198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了崇祯本全书，内部凭证发行，供学术研究之用。1989年齐鲁书社出版了由王汝梅先生整理汇校的崇祯本全本，一字未删，200幅插图照原版印制。也系内部发行，主要供学术界使用。

总之，在短短十年间，《金瓶梅》的出版发行数量相当可观，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广大读者的需求。实事求是地说，能够达到今天这样的局面已经非常不错。这与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但是，《金瓶梅》毕竟是一部有缺陷瑕疵的书，它既不宜于全文公开发行（不论对象如何），也不需要普及，所以印数总是被限定在较小范围内的。而且，尤其是足本（全文）不对社会公开发行，因此许多人当然无缘过目。不过，由于各种渠道的来历（正规出版、影印、港台引进、地下出版、盗版复印等），目前社会上要寻找一套《金瓶梅》并不是很困难。

2《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是不是个谜？

人类社会中的事，无一不复杂。在种种变幻莫测中，笔者还是坚信“否定、否定之否定”这一套升格的理论。

无须讳言，《金瓶梅》之谜主要不在于它的作者之谜、成书之谜、版本之谜、文字之谜……而在于它的性文化之谜。而且，唯其是谜，所以添乱、招祸。请看老资格的法国汉学家克洛德·罗瓦先生是怎么表述它的：

《金瓶梅》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古典之一，也是最动人、最招非议的。从它问世那天起，《金瓶梅》既使读者难堪，又使他们着迷欲罢不能。文人学者不知道如何对待这部令人心悸的杰作，如何对待这部巨型的色情与商务编年史。它是对当时社会无情的揭露呢？还是一部津津乐道的？是烙在现实社会的一块灼热烙铁？还是一部诱惑读者敏感于腰带以下部位的别有用心之作？各政权及检查机构，在这只黑色羔羊面前均是犹豫不决。

罗瓦先生的话调侃而理智，既挠着痒处也踩着痛处。总而言之，《金瓶梅》的性内容无论在古今中外都要算是个谜。

那么是应该回避还是应该解开它呢？正确的答案当然应该是后者。

文学作品能不能写“性”？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个讳莫如深的问题。好在今天的时代已经大踏步地前进了，而且又有恩格斯的论述在指引我们，所以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文学作品不是不能写“性”。问题在于通过“性”要表现什么？怎么写？恩格斯认为在文学作品中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不仅不是缺点，而恰恰是优点和长处。他在《格奥尔格·维尔特》一文中说过这样很精辟的话：

维尔特所擅长的地方，他超过海涅（因为他更健康和真诚），并且在德国文学中仅仅被歌德超过的地方，就在于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我不能不指出，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应当有一天公开地扔掉德国市侩的这种偏见，小市民的虚伪的羞怯心，其实这种羞怯心不过是用来掩盖秘密的猥亵言谈而已。例如，一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的确就会想到，人们是完全没有生殖器官的。但是，再也没有谁像这位在诗中道貌岸然的弗菜里格拉特那样喜欢偷听猥亵的小故事了。最后终于有一天，至少德国工人们会习惯于从容地谈论他们自己白天或夜间所做的事情，谈论那些自然的、必需的和非常惬意的事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9页）

在这里，所谓“猥亵的小故事”、“白天或夜间所做的事情”，指的都是性活动。区别只是在于后者乃自然健康的内容，而前者却不是。

令人遗憾的是《金瓶梅》所表现的“性”基本上都不属于自然的和健康的范畴。它比猥亵的小故事还要污秽、可怕得多。

更具体地说，它写些什么呢？一言以蔽之：一系列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反复出现各种污秽的场面，让人作呕的性器官以及令人恐怖的种种助jl生器具及春药等。作者让男女角色都沉迷其间，最后再让他们各自走向悲惨的结局，作为他们纵淫的报应，以此警戒世人。

至于“怎么写”这个问题，其最突出的特色是又细又露又俗又丑。客观地说，《金瓶梅》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都有所不足。但“又细又露”的写法属于性描写方法问题，与作者素质关系较大。而其余问题则属于性文化意识上的偏差，需要更多地从时代、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去找原因。比如对于“性”的认识，古代高度重视它的生殖意义，而现代性观念则更看重它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英国著名的《裸猿》作者莫里斯的研究对我们认识这个问题很有帮助。他通过考察人类与动物的性行为，揭示二者在此问题上的本质区别在于：“性”之于动物，是与生殖繁衍目的同一的，而在人却是分化的。他以大量材料证明：

我们的性生活大多与繁殖后代无关，而只是为通过满足双方的来达到巩固对偶关系的目的。因而，他认为：配偶问日复一日地宣情泄欲并不是现代文明腐化堕落的后果，而是一种深深植根于生物本能，从进化角度看也是十分健全的倾向。英国作家劳伦斯则着重描写“性”的本质力量及其美好。他说：性是人类生活中强有力的，有益和必要的刺激力量。当自然之潮在我们身上涌动，如同感受到太阳的温暖，人人都会体验一种亢奋的情绪。

与这些观点相比，《金瓶梅》所表现的“性”是一种恶与丑（虽然意象复杂，描写中也常常流露欣赏的目光）。它明显地受到“性不洁”意识的影响。要证明这一点并不难：避开那些非婚的性场面不论，且看它在描写夫妻关系（潘金莲与西门庆婚后）的性行为有没有半点美感可言，就可知道旧传统中的“性不洁”意识在起着怎样的先验规定性的作用了。

“性不洁”的意识影响极大，危害甚烈。《金瓶梅》之后一大批“悖情灭理，如有狂疾”的色情，都是以此为框架，敷衍而成的。

可是，在《金瓶梅》之前，此类事情并不多见。在唐代一篇题为《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作者白行简）的文章中，堂而皇之地展示了《金瓶梅》中那些镜头，可是却没有《金瓶梅》中那种“不洁”的性意识；题为“交欢大乐”真是名副其实。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像《金瓶梅》那样，视“性”为不洁的意识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以及怎么样成为文化积淀和传统观念的呢？

又如“女祸观”，《金瓶梅》表现得很明显。大著一开始就说：

此乃虎中关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第一回）

又说：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

暗里教君骨髓枯。（第七十九回）

作者不仅是说说而已。他让我们看见“当代英雄”似的西门庆果真是败倒在女人身上，死在潘金莲手中。这里我们不禁要问，西门庆这一命运究竟有什么逻辑依据呢？依据是有，不过是中国古代的“房中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