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概再经过20～30年，将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动力，其中最核心的一个动力来源于中国的城市化。北京大学张伟云教授作过一个研究，说现在全球的经济，进入到一个增长基于本地需求推动的经济成长时期，所以这个“本地”只要有足够的人口、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它就可能成为一个强劲的经济增长体，这就是所谓人口红利和本地需求增长热，也是“金砖四国”、“金砖十一国”会成为未来20～30年中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的原因。到了2035年，中国如果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紧跟在后面的印度，很可能成为第四位、甚至第三位的经济体，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将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快速进入城市化轨道，中国大概在20年之内，70%的人口将成为城市人口。

目前中国只有40%多的人口是城市人口，城市化将使得中国的产业、资源布局、经济布局都发生重大的变化。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其实在中国，我们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第一个重要理解，就是我们可以大兴土木，在20～30年间建设出更多的城市。在建设更多城市的过程中，如果要避开其他国家，比如拉丁美洲城市发展病症的话，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延续其他国家城市发展的模式。未来的20年间，县城和重要乡镇的建设将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只有这样，才能使得人口既能够城市化，同时又能适度地分散，使得社会上有一个均衡的人口分布。如果一个城市的地盘大概相当于上海市这么大，但是人口有3700多万，那也够呛。我们换一个角度，站在城市人文—所谓人文是指一个城市的人群，这些人群包括原来的居民、打工经商的人群，以及逻辑上移动进入的人群—的角度来看，他们观察城市的视角会有什么不同？

城市发展最重要的变化是青年权力的崛起，换句话说，城市将会变得更年轻。如果我们以人口学的角度来看待城市，大部分城市在未来的20年中，将变得非常衰弱。以我们普通的城市而论，现在很多城市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都已经达到10%，一些省会城市已经过了10%，有些甚至过了20%。即使像杭州这样的城市，大概在2010～2020年中，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差不多会增加到14左右，这里会有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我们的独生子女可以再生两个小孩，这样会使老化程度有一个减缓点。即使不能够阻止人口学上的人口老化，也可以减缓老化的程度。虽然从人口学上说，中国大部分城市是在老化，但是从流行文化角度来说，城市是在年轻化的。年轻化就是指这个城市的社会舆论，从消费到娱乐，年轻人的影响力在增加。杭州把文化产业也当做一个中心工作，而以文化产业为核心的产业，真正核心的推动群体和拥护群体都是年轻人，不是老人。

对于这一点，我想我们在家庭里面已经意识到年轻人非常有影响力。2010年，80后已经30岁了，《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三十而立”，而80后跟以前不一样，因为他们到了30岁还立不起来。以前我们说“穷人家的小孩早当家”，就是说大部分穷人家的孩子到了13岁就差不多能当家立户了。但是我们到了30岁都难立，原因在什么？跟独生子女有关。独生子女是一个历史性的创造，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还没有整一代成年人是独生子女的，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文明从本质上说都是多生子女的文明。在80后之前，我们知道所谓的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在家文化的前提下谈论的各种各样的伦理规则，而这个家是多子女的，有着很复杂的伦理关系。但到了独生子女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实整个社会发生的变化从人口学分布来说，任何一代人，只要这一代人的数量是少的，权力就会变化。在历史上的独生子女家庭里，只要家里出现一个独生子女，这个孩子一定是千宠百爱于一身。有的三个家庭最后只有一个小男孩，可以说这三家就靠这一个小男孩传递香火，加上有时候一脉单传好几代，好几代都是独生子女，这样的孩子得到的宠爱也是不一样的。

在传统的文化里，小孩拥有的资源最少，话语权最少，小孩一说话，大家就会说，大人说话小孩子别插嘴。这是我们50后、60后、70后的人都能够感受到的，小时候都不算个“人”。中国的小孩从小就在家里干活，他什么都做，但就是没有权力。开家庭会议的时候没他们什么事，而且小孩子无法掌握财权，即使有想法，也没法实施。看中了一样东西，要去家里申请，经过父母同意，预算批下来，才能去购买。大人是控制小孩子愿望实现的关键。但是在独生子女时代，小孩子本身拥有购买力的方式完全改变了。他们首先有充分的能力形成自己明确的需求，80后平均14岁上网，90后平均11岁上网，00后平均7岁半上网，将来的10后估计是3岁半左右上网。

80后的小孩子在成人之前所获得的知识可能已经超过一个60后的成人了，他们通过搜索技术、网络技术，对各种各样的东西的了解都是空前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开发世界的能力，他可以实施它，自主购买喜欢的东西。现在孩子每个月的零花钱就跟领工资一样，每个月到了一定时候父母都要发，我小时候的零花钱是专项申请的预算，现在小孩的零花钱是固定预算。不仅仅是这样，小孩的零花钱和压岁钱每年的增长率都在25%左右，比gdp（国内生产总值）要快，比我们的收入增长也要快，所以小孩子要买东西的时候他直接就买了，他能形成自己创造需求的能力，同时将需求转变为现实。很多家庭名义上钱在妈妈口袋里，户口登记爸爸是家长，其实说了算的就是那个小孩，因此从80后开始的这几代，他们都愿意表达自己的意愿。

现在我们很多领导喜欢通过网络看老百姓的反应，其实网上的舆论基本就来自于80后、90后，网络舆论主体不是广大人民群众，而是广大人民群众中间的这帮小崽子。老爸可能会觉得儿子整天沉迷在网络游戏里，但不要一味反对他玩网络游戏，否则连儿子都看不起你，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网络游戏，你在他心里一点权威性都没有，你只会用电脑来看看新闻，从来没有玩过游戏，对他来说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知识载体，过去有文盲，现在有游盲，你就是一个游盲。

现在我们招的新员工基本上都是80后，很快就有90后了，我们要领导90后的时候，能领导好他们吗？有人说领导得好，因为他们基本上了解90后。真的能领导好吗？要让员工佩服很难，为什么？他知道的比很多领导都多，领导说完一个东西，网上一搜就知道有没有。80后、90后崇拜不崇拜你，欣赏不欣赏你，不是由你说过什么他们知道的东西决定的，是由你说过什么他们不知道的东西决定的。如果你说的一样东西，他不怎么知道，网上当时没搜到，你说了以后网上才出现了，他就会觉得我们领导好牛啊，他就会很佩服你，不仅佩服，而且还要做你的“粉丝”。“粉丝”这个词正儿八经就是从80后开始的，在《超级女声》热播时开始出现。也就是说80后一旦决定喜欢这个人，就比一般的喜欢还要喜欢。

这就会塑造一个城市很多新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年轻人要有他的话语权。年轻人希望这座城市更为创新，而创新的第一个要点就是青春化，就是得让年轻人参与制造某些过去我们没有的东西。我们中老年同志以为自己在创新，底下的80后说这个什么创新啊我一搜就知道，这东西人家老早就有过，也就是说，创新的标准正在转移，有没有创新，年轻人很容易分辨出来。但其实这不是由年龄决定的，而是由信息化程度决定的。杭州这座城市有很多创新的成分，从那些创意产业可以看出来，它跟很多的创意产业很不一样，网络化和信息化的程度较高。而创意产业要受欢迎，就必须向年轻人靠近。

年轻人是追求轻资产的，为什么？只有轻资产才可以快速转化，大唐芙蓉园这种游戏作为一种时尚它能持续几年？10年到顶了吧，10年以后呢？一个年轻人说一个游戏好玩，能持续几年？一年半就不错了。所以基本的思路有很大的区别。在东京你可以看到日本式的青春化，而实际上日本在社会的治理结构上是非常老人化的，84岁的社长看得顺眼的就是70几岁的员工，70几岁的看得顺眼的那就是60几岁的。而当你一进入东京这座城市，会感觉整个城区就全部是年轻人的天下，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东京的话，我特别建议大家去看看涩谷。年轻人整了个新发型，到哪儿去显摆？那就去涩谷。所以涩谷街头能看到的都是年轻人，他们自己做的实际的东西，好玩的玩意儿，各种各样的工艺品，全部在那条街上。

台湾地区的西门町也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在美国的很多城市，比如说哈佛大学所在地坎布里奇，在这个小镇上就有一个年轻人占领的地盘，他们的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全部在那个地方展示。年轻人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有展示的需要，因为政策的社会结构里面没有他们的地位，他们只好通过流行文化来显示自己的地位。

中国的80后、90后已经是全世界的年轻人文化中的强劲一代，因为他们是独生子女，但是我们看到在中国的任何一座城市里，到今天为止都还没有真正提供给年轻人的街区。万达做了那么多的广场，没有一个广场真正有青春化消费区，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今天的掌权者，80前掌权者还没有把年轻人的权力当回事，没有真正把青春化的文化空间转变成现实。青年群体的作用从一个街区的营造、一个地方的创意性文化里就可以看出来，同时我们在一个组织里面也应该看得出来。中国传统文化里，孩子都被家长当做陶瓷来塑造，都是少年老成的，这种培养方式的特点是尽量把孩子的创造性削得少一点。但是独生子女不一样，家长对他们的管制和约束相对较弱。当然这带来了很多我们看不惯的东西，但是有一样东西非常宝贵，那就是80后、90后包括未来的00后他们在想象力资源方面是超过前面任何一代人的，这一点我们能够从80后身上看出来。

80后在服装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工艺事业中所选题材的丰富性，以及表现水平的超越性是前所未有的。北京的798艺术区，里面的80前设计师和80后设计师的最大区别是80前设计师的作品大都是某些历史痕迹的转换，而80后设计师的作品才真正实现了超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经常说中国创意是相对落后的，相对落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前面的人太沉重了，沉重到我们在文化更新里已经被约束了，所以你没法进行那样的创意和创造。而从80后开始，他们的创造能力所受的影响和伤害比较小，这就变成了他们的资源。以前在一个办公室里边，我们管理所有员工，包括管理白领员工的方法都非常蓝领化，就是都跟工头管理的方式一样，把每个人都看得紧紧的，但是今天工作方式可能要更加自由化，更多地给他们空间，让他们发挥自己。除了这个之外，工作时要把很多快乐的东西跟他们的工作结合，让他们用所谓快乐的方法去工作。用什么快乐的方法去工作呢？一个50后、60后的领导想不出什么快乐的方法，你应该让80后去想什么是快乐的方法，这就对单位中的年轻管理层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

创新型城市最后一定要落实到我们单位是不是有创新型的文化和空间。机关是相对而言创新型空间比较少的地方，如果我们在一个机关里面，依然用过去很官僚的方法，我所说的创新就不可能。机关的创新有两个，一个是上面的领导给出创新的大方向，胡锦涛总书记大概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给我们提出一个新口号、新说法，这是方向，但是方向怎样才会变成丰富的充实的内容，实际上跟底下的发挥有关，所以我们说首先要在城市规划上给予年轻人空间。这个很重要，那是他表达的空间。另外一方面在我们省市的每一个社会组织中，我们这些机关的内部，也要寻求创新的路子。

所以，领导在单位的青年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或者是跟大家沟通的话，要能做到这三点：第一站着说话；第二，不拿稿子；第三，讲一个笑话。你能做到这三条，我可以担保你单位里的80后青年干部会比较喜欢你，他还会愿意给你出主意。你会发现，如果你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利用青年人创意资源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这是我们说的青年权力的崛起。青年权力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纵向文化改变，当后一代人往上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重视这一代人的影响力。而且这一代人比以往任何一代人相比都更不一样，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非常独特的，我们如果只是用前代人的眼光去对待他们，或者不带动他们的积极性的话，就把他们的资源浪费掉了。这个实际上是纵向的创意资源，我们前代人依然掌握着决策权和核心资源，但是我们如果能够较多地给予他们空间，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的话，对这个城市的发展和创新将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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