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什么都有人管，什么都有人安排。现在这些都要你亲力亲为，说白了，你就是这个团队的老板，有权去选择和开除员工，这并不仅仅是一种自由，更是一种责任—你不仅要领导好自己，还要让这个团队达到最佳状态。

“单飞”之后，迫在眉睫的事情是我要立刻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我通过一位热爱网球的香港友人的帮助（因为当时的经济基础让我支付不起教练的费用）留住了原国家队的教练托马斯·霍格斯泰特（homashogsed），他成了我第一个自己请的外籍教练。

姜山自然也是我的团队的重要成员。我的团队还包括：医生、体能教练、技术教练、治疗师，基本就这几个人了。其中治疗师并不是一直跟着我们。他的工作主要是帮我做康复训练，偶尔会带我练一下体能，比赛时我们才会带上他。除了姜山，团队所有人的费用是按周薪计算的。所以，我每年都会跟治疗师谈这一整年的计划，告诉他们哪个比赛需要他们过来。

我现在的治疗师叫阿莱克斯（alex），我们是从2010年3月通过托马斯的介绍而开始合作的。阿莱克斯跟着我全世界跑，一年大概要工作25—30个星期左右，他的工作是为我放松做治疗，每天训练完后他需要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为我做治疗加按摩，这样有助于恢复。自从他来到我的团队后，我没有再受到任何伤病的困扰，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球场上，不必再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必须要说他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2009年单飞后的初期，由于我们长期食用的营养餐是统一配备的而非为运动员量身定制的，我有过感觉体力顶不上的经历。后来请了专用营养师、健身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后，才慢慢恢复过来。

在我开始单飞旅程的时候，许多人对这种运作模式感到疑惑，我对此不置一词—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无谓的口舌之争，事实胜于雄辩，只有拿出成绩才能让流言不攻自破。

2008年之前，我觉得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凡事只要听从家长安排就好。2008年底单飞之后，拥有了自己的团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球员，我才发现旧有的生活完全改变了。以前什么都有人管，什么都有人安排。现在这些都要你亲力亲为，说白了，你就是这个团队的老板，有权去选择和开除员工，这并不仅仅是一种自由，更是一种责任—你不仅要领导好自己，还要让这个团队达到最佳状态。这对我来说也是不小的考验。

原来在国家队的时候，订酒店、订机票这些事情都是国家队管，2008年年底后所有的事务都由我们自己处理。团队成立前期，我们对这些流程不是很熟悉，这时托马斯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主动承担起了这份工作，让我能够投入更多精力在训练上。你可以想象一个教练除了训练外还要坐在电脑前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敲打键盘来完成行程安排，是件多可怕的事。

托马斯是瑞典人，40多岁，有点谢顶。可以说正是这个瑞典人让我真正地走入职业网球圈。他是一个训练上非常积极的人，在场上永远都是很有活力的样子，不知道疲惫。从他第一天带我的时候他就坚信我可以进世界前十，可以进四大公开赛前四。他也是第一个让我坚信自己可以进世界前十的教练。

托马斯在这个圈子待的时间比较长，训练水平很高。我们在国家队时，关系就非常融洽，是很好的朋友，但那时的托马斯要照顾所有队员，能分给我的时间非常有限。在成为我的私人教练后，托马斯和我深入沟通了几次，我们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托马斯是个非常乐观的人，他很喜欢和人聊天。准确地说，是他非常喜欢说话，和他聊天，你不需要说很多，托马斯一个人可以声情并茂地把国际网坛分析一遍，有时候说着说着就走出了网球圈，逮什么聊什么，跟他在一起训练是件轻松愉快的事。但如果你总是不说话，托马斯就会忽然警觉，他会问：你有什么想法？或者说，我都说了这么多了，要不你也说点儿？

赶上这时候，我就也说点自己的看法。托马斯在倾听球员意见的时候是个充满耐心的人，不论他是否同意你的想法，他对球员的意见都十分尊重，是个允许球员有自己意志的人。老外不像中国人讲究多，如果我说的合他的心意，托马斯立刻会开心地表示同意，我说的跟他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他马上就开口把我的想法全盘推翻—这种风格倒是跟姜山很像，反驳起来毫不留情。托马斯眼光锐利，分析问题非常专业，他给过我很多不错的建议。作为教练，托马斯无疑是非常优秀的。

我最欣赏托马斯的一点是他的积极向上，他是个很敢突破自我的人，敢想敢做，只要他认为这个目标有可能达到，他会不厌其烦地告诉你：你可以的！你应该试试这个！当时我已经进入了世界前二十，在同行们看来，差不多是走到职业生涯的巅峰了，托马斯非常果断地说：你应该进入世界前十，而且你是有机会拿大满贯的！也许这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吧：不断地给你信心与肯定，不断提醒你你可以做得更好，对球员不吝赞美。就算我刚输完球，第二天托马斯到球场上来和我分析完得失成败，还是会补一句：没关系，这次输了，我们下次会做得更好。

在托马斯带我的那两年，我有种前所未有的自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谈不上，但我确实觉得自己应该有勇气向更高的层次发起冲击。

对职业网球选手来说，语言能力非常重要。南美的运动员很容易比亚洲运动员发展得好，因为他们大多会说西班牙语和法语，与欧洲的同行可以很好地交流。我的英文比较好，主要是这两年与外教交流的结果。职业选手们一般会在打比赛时和对手们一起聚一聚，好朋友们会打个招呼，赛前会一起训练或是活动，打完比赛有时也会互相鼓励，谈谈自己的想法。基本上所有大一点的比赛都会有pyerpary，但我一般只出席那些必须要出席的聚会，毕竟自己还没有完全适应人家的圈子，有时还需要团队的人陪我一起参加活动。

托马斯在文化交流方面做得非常好。他在这个圈子待了很多年，处理人际关系游刃有余。在比赛期间，他会主动帮我找世界前十的球员训练，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她们。那时我打比赛时会提前一点到，比如说：星期一有比赛，我们会在上一周的周五就赶到比赛现场，那么周六、周日这两天，托马斯就会介绍那些顶级球员给我认识，或是帮我去约她们一起练习。在这之前，作为一个世界排名二三十的选手，我是不太可能去主动找这些顶尖好手切磋技巧的，而托马斯的主动和热情让这一切成为可能。这些练习带给我很大的信心，打得多了，我渐渐发现，原来我和她们的距离也没多远啊，前十选手在我想象中的那层神秘的面纱被托马斯揭开后，我也学会了主动去与她们进行交流，找她们训练，从而提高自己的水平，真正融入这个圈子。

此外，托马斯也会带着我去与裁判长见面。以前我从未想过要与裁判长交流，除非要提交什么材料，我才会与裁判长简单地沟通。大多数中国球员的态度都是如此，结果造成了中国网球界偏居一隅、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托马斯在网球圈子的人脉很强，他带着我去与这个圈子的权威接触和交流，也让西方人记住了我的名字，打破了之前那种封闭、蒙昧的状态，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我们在单飞的初期和两年过渡期几乎都是这种状态。2008年底到2009年期间，托马斯还兼顾带另外一名男子选手。2009年以后到2010年，他就专注来带我一个人。第一年他还要兼顾订酒店、机票这些工作，2009年底我签了经纪公司之后，这些事务才全部交由经纪公司打理，托马斯可以更专注于训练方面。除了与球员、裁判加强联系，他还帮助我请按摩治疗师(因为我膝盖不好，需要在赛间做治疗)，介绍医生，通过他牵线搭桥，我才接触到许多优秀的圈内人，准确地进入了国际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