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府关于此案的办法，是另委校长，令其查明行凶学生；一面命宗吾交出证据，以便送交法庭；一面令黄道尹查明主使者，逮捕归案。后来黄道尹查复，请通缉甲丙二人，此二人终未缉获，宗吾的证据也未交出，随后二人的通缉令也取消了。当他们通缉令未取消时，丙忽然致宗吾一信，说他查得很公道，真是有口皆碑。丙的心意必是这样：我正要设法取消通缉，请你不要出来说话，你的呈文中本与我留得有开脱的路子，我就朝此路走去，总是不违背原案，不说你查错就是了。宗吾接得此信，也未管他。

新任校长查复说道：“殴辱王校长，是某某四生，业经学校斥退，惟该生等是受人嗾使，请恩施格外，免究余罪。”要问这四生是谁？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们还该记得那两位赌钱的学生吧，新校长呈复开除的就有这两位。此外两位，一位是因到王校长的寓中，去报告校中的内容，被学生自治会用学校的名义早已斥退了的；一位是因某种事件，早经丙校长任内斥退了的，这四位早经斥退的学生，竟成了殴辱校长的凶犯，真是千古奇冤！但是这含冤的四生，却不知他们在名义上又被开除一次，所以此案自始至终，无一不奇，可说是古今中外教育史上第一奇案。

关于此案中的甲，这里还当予以特写，宗吾对于此人，是极端钦佩，极端畏惧的。今借宗吾自己的话，来看看这位教育界的英雄吧。宗吾说：“我在遂宁县署会议席上说殴辱王校长者手段欠高明，这是瞒心昧己的话，是我辈宦场中人敷衍面子的话。其实甲高明极了，我遇着他真是怕死了！我由潼南转到某县，正是他的故乡。我住在劝学所，听说他回来了，在各机关来来往往，谈及此事，兴高采烈。此时报上已把我的呈文披露，我很怕他跑来打我。有一天，我下乡查学，问轿夫道：‘你们认识甲否？’轿夫答：‘怎么不认识呀？他很文雅的，曾任县中某某等职。我们抬他的轿子，小钱给得很多，待人真好！手下的弟兄，一呼就是千多人。’我一听，骇极了！才脱虎口，又入虎穴。从此不敢下乡，终日躲在劝学所，外面不露声色，里面却是提心吊胆。因说暑假将临，我要回富顺视察一周，顺便回家休息。声言某日起身，取道资州而行，并把轿子雇定；起身之日，临到上轿，又对轿夫说，省中有事，我要回省，不回富顺了，轿钱照样算结，我就转道向省而去。心想：报上披露的呈文，说我获有证据，万一甲命手下弟兄在路上装作匪人拦截住我，打我一顿，把我的行箧挑去了，然后他再向我索证据，叫我如何应付？我转道走了六十里，到一镇上，住在一个小学内，称病不走。心想你在资州路上等我，我已经改道了，即使探知赶来，我已住在学校内了，其奈我何！住了几天，我又怕他派人在赴省的路上等我，一日清晨起来，我口称病已好了，仍回富顺，直向资州走去，到了资州，心才放下，才算真正出了险地。甲把一个厚黑教主骇得这样，也就可以不朽了。甲是否有此心，不得而知；如果他知道我当时的心理，也必失笑。我说这话，是证明我说他手段欠高明，实是瞒心昧己的话。我以后常常探询某甲的起居，听说他在故乡很好，何时我们睹面煮酒侈谈往事，或许他会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我每听人提起此公大名，就震惊不已，大有闻雷失箸光景。平心而论，此公的本领，比我大多了，我之所以未失败者，‘天幸’二字救了我。昔人云：‘天下奇谋妙计，无过脚踏实地。’此公谋非不奇，计非不妙，所惜者未脚踏实地；我则谋不能奇，计不能妙，但处处脚踏实地做去：这是我二人的不同。”

宗吾对于“吊打校长的奇案”，作了如此结论，我们也可借此窥见他办事的态度了。当年张列五对他说的“权术公开”四字，他认为可补圣经贤传所未及，是牢牢记在心头的。他查办此案，不免略掺“权术”，但事后公开出来，就让甲乙丙三人批评一下，再请当日参加此役的人也批评一下，在他当日的处境，是不是可以获得原谅与同情呢？

至于他经常的查学态度，他认为省视学的职务，是在整顿教育。大凡地方上办学的人，哪个不想办好呢？其所以办不好的缘故，总有他的困难，查学的人就应该帮助他去解决其中的困难。所以每遇办学的人，自己心中须先想道：我是来帮助他的，不是来捉强盗的。许多省视学专门搜索办学者的隙缝，以弹劾几个人为精明，未免有失设置省视学的本旨。因他有此看法，所以他查学多年，从不主张轻易更换人，遇着失错的地方，他便对当事人说：“某某几点，你可以改正，继续办下去；我二次查得你不知改进，非据实纠举不可。”他觉得这样办，比另行换人收的效果大得多，若有非换人不可者，他就秘密对当事人说：“你不能再干下去了，可递个辞职书与我，公事上我为你敷衍面子，否则我只得呈报上去，请明令撤换了。”如他得到辞职书后，即报上去说：“某人去志坚决，我再三慰留，他也不肯打消辞意，请另简贤能接替为便。”其有人被攻击者，他就说：“趁我在此，约集机关法团及地方官到场，将经手款项清算明白，免得去职后再受人攻击，为学务上多添纠纷。”这类的事，不能悉举。他多年来查学的报告，四川教育厅都有案可稽，都不失为一纯教育家的风度。唯有像“吊打校长的奇案”这类事件，他才肯掺入事后可以公开的“权术”进去。

“只要打不死，又来！”

他对于现在法定的学校，主张有两种解放：第一种解放，是破除学校与私塾的界限，把在校肄业的，和在家自修的，同等待遇，并不必限定年龄，使为工为商为农的，及早年失学的，都给他们一条出路；第二种解放，是学校内部的组织，得由教员体察情形，酌量变通，不必拘守那种死板的办法，可随学生的程度，为适宜的诱导。但有了这两种解放，自然呈现一种纷乱的状态，再设立一种考试制度于其上，悬出一定的标准去考试，于是参差之中，就寓于划一之制了。

一九二二年，宗吾同省视学游子九奉命赴各省考察教育，见到南北各省学校办理的成绩，比较上虽不无优劣的差异，但同在现行教育制度束缚之下，是不会有理想的发展的。因此他考察归来，即力主实行考试制，以救其弊。一九二三年下学期，成都开“新学制会议”，他便同几位省视学，及会员多人，提出考试案，开会讨论，未蒙通过。会毕，他即单独上一呈文，主张各校学生毕业，应由政府委员考试，即后此十年教育部才颁令全国的会考制度。他于呈文中列举理由十六项，并请在原籍富顺试办，经省署核准，委他为主试委员，一九二四年暑假举行，后来推广于川南各县。一九二五年年假，叙州府联立中学学生毕业，他复为主试委员，考了几场，一夜学生多人，手持木棒哑铃，把他拖出寝室，痛打一顿。据他说，打时秩序非常之好，全场静悄悄，学生寂无一语，他也默不做声，学生只是打，他就只是挨，学生打够了，临走，骂道：“你这个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他躺在地下，想道：“只要打不死，又来！”学生走后，他请宜宾知事来验伤，将伤单粘卷，木棒哑铃，存案备查，次晨，又请该校邓校长到床前，他便口授电文，由邓录出，呈报上峰，历述经过情形，末云：“自经此次暴动，愈见考试之必要，视学身受重伤，死生莫卜，如或不起，尚望历行考试，挽此颓风，生平主张，倘获见诸实行，身在九泉，亦当引为大幸！”疗养稍愈，即宣布继续考试，他裹伤上堂，勒令全体学生，一律就试，不许一人不到，就是打他的学生也无例外；但场规较前更加严厉了，学生也只得规规矩矩地考下来。事后，他特作一书，叫做《考试制之商榷》，说明考试的必要，尤其注重学制的改革，由教育厅印发各县讨论。他常常对人说：“不经这一次痛打，我这本书是作不出的，所以对于该生等，不能不深深感谢！”

他以为这次的挨打，是十分应该的，因为当时各地的学生，都在运动废除考试，而他偏偏主张严格考试，又不曾宣布详细的理由，哪能不挨打呢？自经这次苦打以后，他才得了一种觉悟，凡事固然重在实行，尤其重在宣传，他之所以被打，是由于一般人对考试制怀疑，所以才生出反对的事来。王安石的新法，本来是对的，当他在鄞县做官的时候，曾经试办过，人人都称便利。但他做了宰相，把他的新法推行天下，就遭了一个大大的失败。要说他没有毅力吗？他是“天变不畏，人言不恤”的，其担当宇宙的气概，是古今不可多得的人物。要说他的新法不好吗？他死去以后，他的法子几乎完全被人采用，还有许多法子一直行到今日，不过把名称改一下或把办法略略修正一下就是了。然则王安石何以当时会失败呢？这就是他少了一层宣传的手续。当时的名流，如司马光苏东坡诸人，都不能了解，一齐反对他，彼此各走极端，结果两败俱伤，不但人民吃亏，国家吃亏，反种下后来亡国的因素，真可说是不幸之至！假使王安石不亟亟实行，先从宣传入手，把他的法子提出来，听人指驳，取消那种执拗态度，容纳诸贤的意见，把那法子酌量修改，诸贤也不泥守祖宗的成法，把那法子悉心研究，经过长时间的辩论，然后折中一致，大家同心协力做去，岂不是很好的事吗？宗吾心中有了这个见解，所以他把主张考试的意见，就发表了出来。

他主张施行考试制，并不专在考试的本身，是想借着这种制度，以求教育的普及，和造就真实的人才。他对于现在法定的学校，主张有两种解放：第一种解放，是破除学校与私塾的界限，把在校肄业的，和在家自修的，同等待遇，并不必限定年龄，使为工为商为农的，及早年失学的，都给他们一条出路；第二种解放，是学校内部的组织，得由教员体察情形，酌量变通，不必拘守那种死板的办法，可随学生的程度，为适宜的诱导。但有了这两种解放，自然呈现一种纷乱的状态，再设立一种考试制度于其上，悬出一定的标准去考试，于是参差之中，就寓于划一之制了。

他说：人的本性，原是不齐的，现在的学校，处处求整齐划一，他以为“整齐划一”这句话，是戕贼个性的名词。古时有个强盗，捉住人即按他在铁床上，身比床长的，把他截短点，身比床短的，把他拉长点。现在的学校，注重学年制，学年一满，就可毕业，资质高的，把他按下去，资质劣的，把他拖起来，究竟学生感不感到痛苦，办学的人是不管的，而且美其名曰“整齐划一”，试问这与铁床主义，有何区别？青年个性，如此被戕贼的，就不知有若干了。

现在的学校，是按钟点授课。本日应授的功课，即使学生业已了解，钟点一到，还是叫他们上堂听讲；其有程度太差，听了茫然不解的，也要叫他们上堂听讲。因为不如此，就不算整齐划一了！牺牲学生的精力与时间，去换取形式上的整齐划一，这便是现行制度。实则所说的三年毕业四年毕业，并不是所习的学业，要三年或四年才能完毕，不过是讲堂上规定了若干钟点，必须去坐满罢了。仿佛是三年的有期徒刑，或是四年的有期徒刑。所以现在的学校，也可以说是监狱式的学校。

按现在学校的组织法而言，管理人对于形式上负责任，铃子一响，只要他能把学生弄上讲堂，他的责任就算尽了；教员对于时间负责任，只要他每点钟能在讲堂上讲过五十分钟或讲过四十分钟，他的责任也就算尽了。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本是很好的教授法，但如今用不着了，铃子一响，就须上堂听讲，不愤者也要启，不悱者也要发，学校的组织如此，怎么会不生流弊呢？

拿斯密士的“分工原理”研究一下，就知道学校内的学生损失的劳力和时间，真是不可思议了。据斯密士的调查，一个人做针，每天只能做二十枚；倘把做针的工作分开来，一个人拉，一个人截，一个人钻，一个人磨……共分为十八人，每天可做八万六千枚，平均每人每天做四千八百枚，所得成绩增加二百多倍。现在学校的组织，每日要学几种学科，每科以一点钟为限，这就像一人做针，时而拉，时而截，时而钻，时而磨是一样，当然有许多劳力和时间，作为无益的消耗了。虽说学生肄习各种学科，与做针的情形不同；但明白了这个原理，就知道每点钟改习一种学科，是最不经济的。中学校应习的各科不该同时并进，所有各科学习的先后，和学习的时间，都应该酌量变通，取消那每天学习五六科的办法，所得的效果，一定要增加许多。

若取一种未经学习过的学科，自己去研究，就知道其中的甘苦了。遇着不了解的地方，往往钻研许久，都不了解，一经了解，以下的即迎刃而解。有时发生了兴趣，津津有味，自己不忍释手，进行非常之快，比那教师讲授的速度，真有天渊之隔，而且是自己钻研得来的，心中也格外畅快。好比煨肉的方法，初时用猛火，到了沸腾后，改用微火，只要能够保持沸腾的温度，虽是微火，所得的效果仍与猛火无异。凡人看书，有时发生兴趣，津津有味，这就是煨肉到了沸点的时候，就该一直看下去，这是用力少而成功多；倘此时无故把它放下，隔许多时候又来看，自己也觉得兴趣没有先前那样好，看下去就较为艰难了，这便是煨肉停了火的缘故。必要耐心再看许久，方才发生兴趣。若把平日自己看书的经验，下细思考一番，就可发现学校每一点钟换习一科的弊病了。

例如学校内，学生上讲堂，听教员讲某种学科，初时一二十分钟，还没有什么趣味，这就是因为煨肉的水还是冷的。入后越听越有趣味，就是到了沸点的时候了。忽然铃子一响，改授他科，这就像肉还未煨好，就把罐子提开，改为煮饭一样。学生又要经过一二十分钟，才能发生兴趣，正在津津有味的时候，钟点又到了，又须改授他科，这就是饭还未熟，又改而炒菜。每天学习五六科，改变五六次，结果时间耗费了，精力也疲倦了，所受的益处，依然没有好多。

有人说：“每日功课，难易相间，才不亏脑力；每一点钟换一种学科，使脑筋变换，才不受损伤。”宗吾对于这个说法，也有点怀疑。请问世间的事何者为难？何者为易？依他的解释：（一）前进无阻则易，前进有阻则难，所以行平直的路易，行崎岖的路难。（二）顺其习惯则易，违其习惯则难，所以读书人以写字为易，挑担为难，而劳工则以写字为难，挑担为易，当学生学习某种学科，正在津津有味的时候，如果听他一直做下去，岂不是前进无阻吗？忽然换一种学科喊他去学，这就像行路的人，正在顺利前进时，忽然有了障碍，不得不折而他走是一样。又学生正在发生兴趣时，顺着他的惯性让他前进，自然是很便利的；为什么要改授他科，阻止他的惯性呢？这明明是化易为难，何尝是难易相间？我们也只能讲明这个道理，使学生自择其所谓难所谓易，不能钻入学生的脑中代择其所谓难所谓易。学生习某科，他要想继续下去，不肯中止，这是可以的；他自觉厌烦了，想另换一科，也是可以的。当纯由学生自动。教师在旁边辅导，随时指点，却不可强制他。这样学生的进步，自然很快，脑筋也不会损伤。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