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界的君主，和学术界的圣人，所走的轨道是一样的。春秋战国时，列国纷争不已，后来产生了皇帝，列强就消灭了。同时诸子百家也纷争不已，后来推孔子为圣人，诸子百家也就消灭了。皇帝任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服从，如不服从，就是大逆不道，圣人任发一种议论，学者都要信从，如不信从，也是大逆不道。

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旬我与宗吾在青木关相会，一直到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他不幸逝世为止，中间的一段生活，我已把它写入《厚黑教主别传》那篇文章中了，此处不再赘及。我今只将遗漏的地方补述一二，以作本传的结束。

记得我们第一次相会的时候，他对于抗建大业，具着充分的“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把他若干年的消沉岁月又鼓舞焕发起来。他自己竟然忘却了年迈体弱及其他种种条件，曾对我说：“我此次外出，暂时不拟返里，打算自费到美国去，宣传我们的‘中国主义’，让彼邦人士明了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立国的精神，或者借此唤起他们的同情，来帮助我们这次神圣的抗战，也算尽了所谓国民外交的一分子的责任，你以为如何？”我当时不便打断他的兴致，只好漫然应之。其实他当时的壮志是为爱国的热情所激，完全不顾事实的话。第一，他仅是小康之家，怎能担负起游美的用费？第二，政府正在讨厌他妄言惑众，一再禁止他的著作流行，又怎能发给他出国护照？第三，他不通英语，他的经济条件未必即能携带翻译，究竟凭着什么去作宣传或讲学？但是他一切不管，他迭二连三地征求我的意见，后来我用委婉的言辞，才把他的意念暂时打消了。

我知道他在重庆时曾和吴稚晖先生数度来往，并曾讨论过“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问题。从两位老人来往的信件中，他们似乎已深深地默契了。他也曾与几个重庆区的大学教授攀谈过学术问题，但彼此似乎有些隔膜。此中的原因：是大学教授的学问多半是从书卷中来的；而他的一套理论则是凭着想象所及而别有发现的。人家的学问多半是有师承家法的；而他的学说可说是本店自造的。因此，他仅可称之为思想家，不得称之为学术家或是学者。思想家所见到的，有时为稍后的学者所证成，有时亦为稍后的学者所推翻。思想家与学者，往往不是同时代的人物。无怪乎他与一般教授攀谈，他尽管言之谆谆，而听者就未必不茫然了。

由于这种情形，所以他到重庆约有半年之后，就渐渐地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寂寞、冷落、孤独。忽然他感到自己的学力不够，读书太少，不能与当代学者并驾齐驱。他这种自卑的情意往往流露在他致我的书信中。当时有人见到他这样信件的，就笑着说：“厚黑教主垮台了！”但我对他的看法，则以为这是他的进步，是他能虚心研究的美德。假若他能多活若干年，他或者把过去大胆所假设的予以证成或推翻，而有更精深的著作出来。

他于一九四三年春季，回到北碚来，我们又相聚了。这次我们相处的时日较多，几乎无所不谈。他还是一味地自谦，说自己读书太少，见闻不广，而又叹时不再来，所谓“老大徒伤悲”了！我当时对他说：“我们中国近代的读书人，像老先生的成就已很不小了；尤其是戛戛独造的精神，试问海内究有几人？就凭你所提出的若干假设，将来有人为你证成一二，也就足以不朽了。宇宙真理的发现，何必由老先生一身独担呢？”他听了这话，仍是苦笑着摇摇头，叹息不已。

有一次，我问他：“你对于政治、文化、学术有什么究极的看法吗？”他说：“我在《社会问题之商榷》一书中，最末的一章差不多可以答复这个问题，虽然是十年前的一种见解，但直到如今，我的看法还是依然如故。这莫非是我不能进步的表现吗？哈哈哈！”

好了，现在我把那一章撮录于下，以作他自己思想的总介绍吧：

现在世界上纷纷扰扰，冲突不已，我穷源竟委地考察，实在由于互相反对的学说生出来的。孟子之性善说，荀子之性恶说，是互相反对的；宗教家之利人主义，进化论派之利己主义，是互相反对的；凡此种种互相反对之学说，均流行于同一社会之中，从未折中一是，思想上既不一致，行为上当然不能一致，冲突之事，就在所不免了。真理只有一个，犹如大山一般，东西南北看去，形状不同，游山者各见山之一部分，所说山之形状，就各不相同了。我们研究事理，如果寻出了本源，任是互相反对之说，都可调和为一。性善与性恶，可以调和为一；利人与利己，可以调和为一。……著者把所有互相反对的学说，加以研究，觉得无不可以调和，兹举两例于下：

甲。有人说：“人的意志为物质所支配。”又有人说：“物质为人的意志所支配。”这两说是可以调和为一的。兹用比喻来说明：假如我们租佃了一座房子，迁移进去，某处做卧房，某处做厨房，某处做会客室，器具如何陈设，字画如何悬挂，一一要审度屋宇之形势而为之。我们的思想，受了屋宇之支配，即是意志受了物质之支配；但是我们如果嫌屋宇不好，也可以把它另行改造，屋宇就受我们的支配，即是物质受意志的支配。欧洲机器发明而后，工业大兴，人民的生活情形，随之而变，固然是物质支配了人的意志；但机器是人类发明的，发明家费尽脑力，机器才能出现，工业才能发达，这又是人的意志支配了物质。这种说法，与“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是一样的。单看一面，未尝说不下去，但必须两面合拢来，理论方才圆满，有了物理、数学等科，才能产出牛顿；有了牛顿，物理、数学等科，又生变化。有了咸、同的时局，才造出曾、左诸人；有了曾、左诸人，又造出一个时局。就如鸡生蛋，蛋生鸡一般，表面看去，是辗转相生，其实是前进不已的，后之蛋非前之蛋，后之鸡非前之鸡，物质支配人的意志，人的意志又支配物质，英雄造时势，时势又造英雄，而世界就日益进化了。倘若在进化历程中，割取半截以立论，任你引出若干证据，终是一偏之见。我们细加考究，即知鸡与蛋原是一个东西，心与物也是一个东西，鸡之外无蛋，蛋之外无鸡，心之外无物，物之外无心。

乙。古人说：“非知之艰，行之为艰。”孙中山说：“知难行易。”这两说也可以合而为一的。古人因为世人只知坐而研究，不去实行，就对他说道：知是很容易的，行是很艰难的，你们总是重趋实行就是了。孙中山研究出来的学理，党人不肯实行，就对他们说道：知是很艰难的，行是很容易的，我已经把艰难的工作做了，你们赶快实行就是了。古人和孙中山，都是注重在实行，意思是一样的，并无冲突。“非知之艰，行之维艰”二语，出在《尚书》，是傅说对武丁所说的。傅说原是勉励武丁实行，并没有说事情难了，叫武丁莫行。原书俱在，可以复按。我们从此着想，就可以把傅说“知易行难”之说，和孙中山知难行易之说，调和为一。至于“难易”二字，乃是两相比较的形容词，与长短大小等字相类，行文说话时，往往用这类比较字眼，抑扬高下，以助文气或语气，于实际的道理上，并无何种关系。我们如果不明此理，认真在“知行”二字上，搜寻难易，要批评傅说和孙中山的是非，这就像听见三岁小儿说我们的身又长又大，巨无霸（东汉时的巨人）说我们的身体又短又小，我们就疑惑起来。究竟我们的身体，是长是短，是大是小，聚些人来研究，以定三岁小儿和巨无霸之是非，这就未免太无谓了。宇宙之内，只要有二物可以作比较，就可生出长短大小之差；只要有二事可以作比较，即可生出易难之差。比较的事物，可以随意取舍，无有一定，因之长短大小难易之分，也无有一定。天下事，无所谓难，无所谓易：寻件难事，与之比较，就成易事；寻件易事，与之比较，就成难事。发明轮船火车的人，费了无限心力，方才成功，发明之后，技师照样制造，是很容易的，这是“知难行易”。初入工厂的学生，技师把制造轮船、火车的方法传授他，学生听了，心中很了然，做起来却很艰难，这是“知易行难”。这类说法，都是从比较上生出来的。拿发明家和技师比较，则发明家难而技师易；拿技师和学生比较，则技师易而学生难。同是“知”字，孙中山是指发明家发现真理而言，傅说是指学生听讲时心中了解而言。同是“行”字，孙中山是指技师的工作而言，傅说是指学生的工作而言，我们试取孙文学说读之，他举出的证据，是饮食作文用钱等十事，修理水管一事，与夫他自己革命的事实，凡此种种，都是属乎发明方面的事。我们从这个地方研究，就可把孙中山和傅说的异同寻出来。孙中山拿发明家之“知”，和技师之“行”比较，故说“知难行易”；傅说拿讲堂上听讲之“知”，和手工场中实地工作之“行”比较，故说“知易行难”。孙中山是革命界的先知先觉，他训诫党员，是发明家对技师说话，故说“知难行易”；傅说身居师保之位，他训诫武丁，是技师对学生说话，故说“知易行难”。二说俱是勉人实行的。故知易行难和知难行易，可以调和为一。世间的事，可分两种，有知难行易者，有知易行难者，合二者而言之，理论就圆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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