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以平为本。君主对于人民不平等，故政治上生纠葛；圣人对于学者不平等，故学术上生纠葛。我主张把孔子降下来，与周秦诸子平列，我与阅者诸君，一齐参加进去，与他们平坐一排，把达尔文诸人欢迎进来，分庭抗礼，发表意见，大家磋商，不许孔子达尔文诸人高居我们之上，我们也不高居孔子达尔文诸人之上，人人思想独立，才能把真理研究得出来。

以上便是那本《厚黑学》内容的大要。当时，他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才不惮烦琐地写在这里。而且这是我们两人后来结缘的起因，特别是我们两人彼此争论的焦点，故不得不大书而特书。在那时，我个人的遭遇很惨，正在怨天尤人，对于诸多事都看不上，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资本家压迫劳动者，做官的榨取老百姓，聪明人欺凌愚拙者，好人不得好报，恶人坐享安乐……种种的事象，都使我愤恨，使我苦闷。忽然见到这揭穿人类史上大黑幕的著作，使我的愤恨苦闷，得以发泄舒畅，自然对于著者不禁生同声相应之感。接着我又购得他的其他著作数种，拿来研究。其一为《中国学术之趋势》，其二为《考试制之商榷》，其三为《心理与力学》。我费了数昼夜之力，把三书又统统读完了。《中国学术之趋势》一书，是以老子学派思想统贯百家的，他很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且时时有新材料的发现，尚为国内学者所未注意到的。例如二程的思想，不惟源出河南，而亦受当时蜀文化的影响很重，便是一例。不过这书在我看来，太主观，太单调，不算什么了不起的著述。《考试制之商榷》一书，则对于教育上的贡献极大。他是因力主考试，充主考委员，几乎被学生打死的；但他坚持他的主张，不稍改变，终于使四川的会考制，比国家颁布的早过十年。他所主张的会考制有两种意义：一因各校内容腐败，学生的成绩不好，非借严厉的考试以救其弊不可；二因现行学制过于拘束，贫苦有志的青年，往往不得入学，非予以彻底解放不可。所谓彻底解放，即是允许私塾学生、自修学生与学校肄业期满的学生，均可参加各级学程的毕业考试，而取得同样的资格。书中的理论及办法都经煞费苦心，为今后教育上最值得重视的意见。《心理与力学》一书，可说是一部杰作。据著者自序中说：“我这《心理与力学》一书，开始于一九二〇年，今为一九三八年，历时十八载，而此书渊源于《厚黑学》，我研究‘厚黑学’，始于前清末年，可以说此书之成，经过三十余年之久。记得，唐朝贾岛作了两句诗：‘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自己用笔批道：‘二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我今日发表此书，真有他这种感想。”可见他对于此书是十分自负的。全书共分十章，归纳起来，约得六部分：（一）人性论；（二）心理运动的轨迹；（三）世界进化的轨迹；（四）达尔文克鲁泡特金学说的修正；（五）我国古哲学说含有力学原理；（六）经济政治外交应采合力主义。他的唯一公例，即是“心理变化，循力学规律而行”。全书各章所论，均为证成此公例而发，意在打通科学与玄学的障壁，也可以说应用此公例，一切上天下地人事物理的种种现象，都可借以说明的。有一位川大物理学教授江超西先生，为此书作序，竟许为世界学术上的第三次大发明。序中有云：

牛顿发明万有引力，谓地心有引力，能将泥土沙石，有形有体之物，吸集之而成为地球，因创出力学三例，是为学术上第一次大发明。爱因斯坦将牛顿之说扩大之，谓有形无体之光线，亦受吸引，天空中众星球能将直线进行之光线，吸引之成为弯曲形状，因创出相对论，是为学术上第二次大发明。先生将爱因斯坦之说再扩大之，谓人心亦有引力，能将耳闻目睹无形无体之物，吸集之而成为心，心之构成与地球之构成相似。故牛顿三例，爱因斯坦相对论，均适用于心理学，因创一公例：“心理变化，循力学规律而行。”可谓学术上第三次大发明。

我看了这三种书以后，又觉得他是对于教育、学术及哲理很下过苦心的人；尤其是《心理与力学》一书，可称为近几十年来国内思想界仅有之作。他既有此成就，又何必天天在报纸上大倡其“厚黑”之学，而且自称是“厚黑教主”，反予恶人以厚黑的伎俩，以捉弄于人间呢？就按他自己说“厚黑学”是“心理与力学”的渊源吧，但是后者的价值已比前者不知高过若干倍，它可以说已从黑暗的地狱界，超入光明之域了，更何必依恋其骸骨而不忍放弃呢？当时，我从他几种著作的字里行间，已约略窥见他的为人了，他是既不厚，又不黑，甚且还是具有一副菩萨心肠的人。只因他抱负甚大，而不得发展，他又不肯厚着脸皮，黑着心肠，在厚黑的场合中，与面厚心黑的人钩心斗角；于是他愤而揭穿此千古的黑幕，好比燃犀照鼎，使宇内的魑魅魍魉丑态毕现，教人有所警惕防范的意思。可是他似乎又怕遭人忌恨，所以就索性自称为“厚黑教主”，意谓“我就是头号坏蛋”，以作“现身说法”的故智，可见他在这方面不惜自我牺牲，未免用心良苦了。大概他采取这样的说教方式，其所得的结果必是副作用，除了自己落得一个“坏蛋头衔”，更替一般恶人“为虎傅翼”外，不会有丝毫益处的。他此后提倡考试制，期望改革学制，想必是“厚黑学”碰壁之后，才又拿出他的正面主张——教育，借此来赎他的妄言之罪吧？他更进而研究中国学术，研究西洋许多哲人的学说，终于归宿于人类的“合力主义”，来为普遍受教育的人士指出一努力的方向吧？但他所倡的“厚黑学”，已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先入为主了，此后纵有真理的发明，人家也必以为还是“厚黑”的老调，总不肯别具只眼精心去追究的。况且他的几种著作中，每每好提到他的“厚黑学”，好像非此不足以“开宗明义”似的，于是他充满了真理的许多著作，“厚黑学”也成了眼中的微翳。似此，一面发现真理，一面又自行掩蔽起来，结果是徒劳无功的。所以我不能不替他惋惜，不能不为真理叫屈。本此一点动机，我便很冒昧地给这位厚黑教主写信了。

我的信是寄给成都《华西日报》转递的，因为我不知道教主的住处，可是他的另一著作《厚黑丛话》是由《华西日报》连载的，所以只好如此办。哪知我的信发走之后，宛如石沉大海，杳无消息。在这期间，我又读他的《厚黑丛话》，见到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去年（一九三五年）吴稚晖先生在重庆时，新闻记者友人毛畅熙君，约我同去会他，我说：我何必去会他呢？他读尽中外奇书，独莫有读过《厚黑学》，他自称是大观园中的刘姥姥，此次由重庆到成都，登峨眉，游嘉定，大观园中的风景和人物，算是看过了，独于大观园外面，有一个最清白的石狮子，他却莫有看见。欢迎吴先生，我也去了来，他的演说，我也听过，石狮子看见刘姥姥在大观园进进出出，刘姥姥独不知道有石狮子，我不去会他，特别与他留点憾事。”他既如此孤傲自负，像我这“不见经传”的无名下士，就更不值得教主挂齿了，因此我就把盼望他回信的念头，完全打消。不料半年以后，忽然从自流井寄来一信，封面书“李宗吾缄”，这一喜，非同小可，急忙拆书一观，使我尤觉荣幸！原来他是从不与生人通信的，据他说这次与生人通信，是他有生以来破题儿第一遭啊！他的信中说：我的信由《华西日报》转到后，看了非常高兴，但是不能破坏他的老信条，虽然把我的信一连读了几遍，仍是决定不复。可是每有朋友去访他，他便禁不住把我的信拿给他们看。他们看的结果，都是异口同声地说：“这样热情的来信，千万不可辜负人家的盛意，非答复不可！”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朋友的劝促，他说他有些矜持不住了，这是他迟至半年以后终于破例复我信的一段内幕。我当即报以长函，仍是很委婉地劝他不要再讲“厚黑学”，从此我们便书信往还，越来越勤，意见虽然不能一致，但很可以说是够得上较亲切的朋友了。我记得他第二次的来信，对我一面认为知己，一面仍是语带讥讽。那信中有云：

得手教，有曾托蓉地友人及部中督学代为访问迄无消息闷损无已等语，读之不胜知己之感，大有《随园诗话》所谓“自笑长吟忘岁月，翻劳相访遍江湖”光景。其实足下来书，早已得到；所以迟迟不复者，则由弟生平不善书，不善作文言文，更不娴尺牍，绝少与生人通音信。唯遇相熟之友人，则提笔乱写，其字迹之潦草，等于作文之草稿，有时字句未写通，有错字别字，我也不管，只求把我的意思使读者了然就是了。因为唯恐读者不了然，有时语意重复，说了又说，我尝说，李宗吾本来就不通，未必我把此信写通了，人家就说我通了吗？足下来信，字与文很漂亮，见了生愧，迟迟不敢回信，以来信示友人，友人屡谓我此种盛意不可不复，所以才勉强写了一信；及得复书，情殷语挚，谨把先生作为我平日相熟友人一般，通信随意乱写，请恕我潦草之罪，读毕即焚去，幸勿示他人，致成笑柄。

至于说到“厚黑学”的话，他最初还很客气地说：“此中实有深意，有缘拜谒，当详言之。”以后他大概嫌我“强聒不舍”，未免讨厌；而且我还拜托自流井蜀光中学的一位教员孙柏蔚君，接二连三地去访问他，也是劝他不讲“厚黑学”，他必以为更是“岂有此理”了；于是突然来了这封嬉笑怒骂的信：

手教读悉，昨日孙君复来舍畅谈，极感相爱之殷，当托孙君代达鄙意，然恐其语焉不详，故复敬上此函。先生劝我不必再谈厚黑，此为不可能之事。劝我不谈厚黑，等于劝孔孟不谈仁义，劝韩非不谈法术，劝程朱不谈诚敬，劝王阳明不谈致良知，试问能乎不能？民国元年，发表《厚黑学》于成都《公论日报》，当时本用一笔名“独尊”（取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之意），然而读者无不知其为我，于是“李宗吾是厚黑先生”之语，随处可闻。当时颇为一般人所注视，每举一事，辄恐李某揭穿之，何尝不“到处都阻碍”（我去信中语）？而我则与之淡然相忘。迄今二十余年，人尽知李宗吾黔驴无技，亦与我淡然相忘。今若舍去厚黑不讲，岂非做贼心虚，故示人疑乎？欲求“到处不阻碍”，反成了“到处皆阻碍”，故不如赤裸裸地说道，“我是厚黑先生”，知我罪我，任之而已。道之行与不行，亦任之而已。鄙人行年六十有二，老夫耄矣，无能为矣。孔子到了这样年龄，也只有退而写作，而犹欲有所建白，亦可谓不安分之至矣。来教云：“此时环境须先要打通，否则到处都有阻碍。”打通于我何益？阻碍于我何损？足下以此不入耳之言，来相劝勉，亦唯心领盛意不敢奉行耳。古人云：“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如足下云云，岂不成为“作德心劳日拙”乎？然爱我至此，则终身感激无已！

再有忠告者，足下年方壮盛，前途正远，幸勿常常齿及贱名；否则见者皆谓张某是李宗吾一流人，则终身事业付诸东流矣。“此时环境须先要打通，否则到处都有阻碍。”足下良笺，谨以还赠。打通之法为何？曰：逢人便骂李宗吾是坏人而已。果能循此行之，包管足下随处皆不阻碍。

足下左右，有所谓“下士”、“下下士”，以吾之慧眼观之，皆“上士”也，皆“上上士”也，足下何迷而不悟乎？即退一步言之，彼等皆为不识太行山之人，然而吾道之传，正在此辈。孔子门下，岂非有所谓“参也鲁”乎？卒之，一贯之传，厥为曾子，而聪明善悟之子贡不与焉。足下盖吾道中闻一知二之子贡也，而鄙薄“下士”、“下下士”，以为不识太行山，吁，足下误矣！将来鄙人衣钵之传，绝不在足下，当于“下士”及“下下士”中求之。此是足下自绝于吾道，吾固无容心于其间也。

总之，足下所走者是孔子途径，鄙人则是释迦耶稣行为。来书所谓某先生某先生者，亦犹《论语》上所谓鲁哀公季康子请人也。孔子不幸而遇鲁哀公季康子，足下幸而遇某某两先生，孔子有知，当亦羡煞！鄙人悼叹苦海中人沉沦不返，教之以“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锯箭法”、“补锅法”，使一切众生，同登极乐国，同升天堂，此释迦耶稣之用心也。嗟乎默生，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唯有“还君明珠双泪垂”而已！

昨日孙君详谈足下身世，以不肖之判断，足下绝不可入政途，还是从事著述研究学问好了。宋之王荆公，是一个学者，一入政界，卒无成绩可言；今之梁任公，著《新民丛报》时，是何等声光，一当总长，成绩安在？我与足下，有同病，愿深思之！深思之！八股先生有言曰：“一卷可传，夭札亦神明之寿。”默生，默生，盍归乎来！

足下同尊夫人轮流抄录鄙人著作，心感之余，无以为报，谨将旧作之《怕老婆的哲学》一文随函附呈，足下可庄录一遍，敬献尊夫人妆次，较之刺血写《般若经》献之我佛如来，功德万万倍也。好，不写了。鄙人一面写，一面吃酒，现已醉了，改日再谈。

当我读着这封信时，心中不禁勃勃跳动，觉得此老真不容易对付。我越是劝他不讲“厚黑学”，他越是坚持非讲“厚黑学”不可，并且竟以释迦耶稣自比，更俨然以教主的面目出现了。我以极诚恳的善意劝他，他反视为不入耳之言，并且以嘲笑的口吻来反击我，这当是他惯用的厚黑伎俩了。可是他又一本正经地劝我绝不可入政途，当从事研究学问，而又自承是与我同病，望我深思而又深思。他是正话反说呢？还是反话正说呢？真叫人一时捉摸不定！他说他倡“厚黑学”，“此中实有深意”，也或许是有深意吧。反正我既已认定他为我那时探究的对象，他纵然向我提出“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也是不肯放过他的。因为我自幼就具着一副强烈的好奇心，我曾为观察一种昆虫的全部生活，竟耗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何况是为彻底认识一位创教立宗的堂堂教主呢？所以我不独用抛砖引玉的方法，想从他大量的回信中，去探究他的为人；同时，我又托那位孙君前去访问他，希望对他有一种亲切的观察和意见的交换；除此以外，我又请他写一自传，纵不为他人作打算，亦当为其厚黑之徒有所法式。总而言之，我不管他对我如何，我却必欲一探其底蕴。

如今先说说孙君访问的情形吧。一九四〇年三月，孙君接到我的请托信后，即照我所开列的地址汇柴口小竹湾往访教主，但小竹湾的地名，汇柴口的居民是无人知道的，于是怅惘而返。同时，我也函知教主，说将有蜀光教员孙君前去拜访，并代我致意。结果，还是教主往访孙君，他们二人才得以会晤了。孙君首先问他：“小竹湾何以无人知道呢？”他说：“这是我为自己住处新起的名，他人当然不会知道，若问李宗吾嘛，也只有一茶馆一油房可以知道我。”孙君说：“这不像拿撒勒人不知道耶稣吗？”他笑着点点头，不禁又大笑起来。当时孙君所得的印象，其人为瘦削的中等身材，须发已斑白了；但满面红光，极为健谈，而且每一谈吐，诙谐百出，又迹近玩世；态度平易近人，似得老子和光同尘之旨。孙君称道他颇似苏东坡，他说：“我生性如此，像程伊川的岸然道貌，我是办不到的。”是日，略谈而别。

数日后，孙君到他家中，打算完成我付托他的使命。见到教主的宅院不大，面山临溪，颇为幽雅，绝无市井的气氛。落座以后，二人便对谈起来：

孙君问：“先生能否暂将‘厚黑学’收起不讲，专在文化学术方面多加发挥与著述，以飨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