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不缺的是历史，2000年前联合国评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中国一共十九个，北京占了六个。而且不像西安等等过早辉煌过的城市，北京所有的历史都是鲜活的或者根本没有死过。我飞快地去过一次西安，秦始皇陵远看像景山，但是不是公园，不让攀爬，华清池仿佛某个民营企业在后院自己凑合挖的澡堂子。十年前，爬黄花城野长城，农民兄弟一块钱卖我一根玉米，十块钱卖我一块五百年历史的明代长城城砖。春天的时候，和姑娘去天坛，在墙根下拣荠菜，摘嫩枸杞叶子，中午配着鸡蛋炒，煮清汤。风吹过来，没有尘土，也没有杨花柳絮，我眼看着，一根枯死的枝杈从巨大的柏树上摇落，柏树腰长得那么粗，也应该是三四百年的生命了。和所谓艺术家们吃饭，某个饭局上，某个姑娘扎眼，五官嚣张，两眼一抹兽光，似乎非我族类。听熟悉情况的人介绍，这个姑娘有几分之几的满族血统，几分之几的蒙古人血统，妈的妈的妈的妈使用下半身和咸丰皇帝战斗过，如果大清不亡，她会是个格格。2005年，陕西周原发现四墓道的西周王侯级大墓，打开空空如也。我和几个古董老大开玩笑，拉两车武警封锁东三环北京古玩城的所有出入口，撬开大小所有保险柜和暗门暗锁，脱光古董老大们所有的衣服，搜查所有可以藏东西的所在（包括古董老大身体上的各个孔穴，难保里面没有西汉上等白玉做的整套含蝉鼻塞耳塞肛塞），就会呈现中国2005年最大的考古发现。

历史长当然好，民族可以自豪，可以冲淡眼下很多问题。北京的悠久历史中，最夸张的是周口店北京猿人，五十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啊，意义重大。几乎所有的新物种都产生于非洲，比如埃博拉病毒和艾滋病。西方学术界认为，除了中国，所有其他原始人类都起源于非洲。这种认可极为难得，河南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都挖了那么多年，西方还是一直不承认夏朝的存在，更不要说三皇五帝，在他们眼里，中华文明凑不到五千年。唯一的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后来在协和医院神秘地消失，一定是日本人干的，仿佛20世纪60年代的人没有学好任何一门功课，都是“四人帮”害的。之后好像又找到一些碎骨和牙齿，据见过那个丢了的头盖骨的专家说，一定是同一批人身上的，证据确凿。上世纪60年代美国登上月球也一定是真的。我做肿瘤研究的时候，也偶尔听说同道做出了非常喜人的科研成果，然后传出动物模型意外跑失或者被游荡的民工杀了吃了，所以需要追加科研经费，重新培养兔子和老鼠，这些应该也是真的。

已经死了的或者快要死了的历史集中起来，活在博物馆。人家送我一本北京博物馆套票，八十元，可以逛上百个博物馆。我心里流淌着口水，幻想着有时间休个无比悠长的假期，和懂明清家具的老大逛紫檀博物馆，和懂书画的老大逛故宫博物院，和懂青铜瓷器玉器的老大逛国家博物馆。一个上海人问，总说北京有文化，这些博物馆，多数北京人连名字都不知道，别说去过了，你一辈子也不一定都会去一遍。我说道理很简单，最奢侈的不是实际享受了多少，而是有享受的权利和自由，所以手机才具备摄像和看电影的功能，所以中年男人才会羡慕皇帝的三宫六院。

我想，就像一把茶壶，茶叶在茶壶里泡过一段时间，即使茶水被喝光了，即使茶叶被倒出来了，茶气还是在的。北京是个大茶壶。太多有权的有钱的有性情的人像茶叶似的在北京泡过，即使权没了钱没了性情被耗没了，即使人死了，但是人气还在，仿佛茶气。鬼是没有重量的，我想，死人的人气也不会很沉吧，沙尘暴一样，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飘浮在这座城市上空。复杂丰富的城市里，活人也变成鬼，熟悉过的老大，喜欢过的姑娘，我对他们的记忆如同可吸入颗粒物，天空灰蒙蒙的，载我的出租车开过华威桥，一个恍惚，我听见一个老大的声音：仔细看看这个白玉鸡心，拉丝对不对，游丝纹对不对，是西汉的还是宋朝仿造的？你再仔细看看。我听见一个女声在唱：“晚霞中的红蜻蜓你在哪里啊，童年时候遇见你，那是哪一天？”

彼何人哉？

判断对一个城市熟悉程度，我有一个自己的标准。比较熟悉就是我知道这个城市里什么地方有好吃的，我知道什么地方的酒又好又便宜。很熟悉就是城市里最好吃的馆子，老板或者老板娘是我的朋友，喝多了有人送我回家或者去医院。极其熟悉：城市里最好吃的馆子，我去了，老板或者老板娘会自己下厨房，炒菜上桌子，老板和我干第一碗酒或者老板娘看着我夹第一口菜，喝到极高，送进医院，急诊室门口有四个以上的医生弟兄等着看我的熊样。

如果这样分类，我极其熟悉的城市，只有北京。

一个上海人较真，在上海成为经济首都之后，说，有了经济实力才能谈得上文化，问，北京是文化首都，凭什么。如果逛一下北京的夜店，听听聊天，了解一下夜店里的人，就很容易明白。北京集中了全中国百分之五十以上顶尖的文学家、画家、雕塑家、音乐家、歌手、地下乐队、演员、摄影师、建筑设计师，走进一个这些人常聚集的去处，随便就看到一个横断面，有的已经成名了，有的还在混，成名的，不一定有才气，但是的确努力，在混的，有的才气浓重，在眼睛里忽明忽暗缭绕盘旋。我看着那些刚出道的才情浓重的人，我知道这些人中，必定有一部分会在某种程度上不朽，尽管这些人现在可能还汗味浓重鼻毛悠长，还没找到合适的表达方法，还没用过信用卡还不会说纯正的普通话，就像我在斯坦福大学的棕榈大街上，听那些话都说不利落的毛头小伙子聊他们的创业计划，什么血管生长素抑制因子治疗肿瘤，什么dna芯片，我知道这些人早晚会创造出下一个辉瑞和惠普。在北京的一个桑拿天里，我蹭票在工体听了许巍的第一个个人演唱会，他唱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嗓子就劈了，声音锉刀一样割耳朵，唱到最后，他终于撑不住，哭了，他一定想起他来到北京城这十几年，多少人没有混出来啊。坐我前排一个女孩，浑身打了无数的洞，穿了无数的金属环，挥舞着荧光棒，喊，许巍，我爱你。我心里想，又一个小混混，混出来了。

有个美国知识分子说，北京最像纽约，上海不像，太不像了，有股票交易市场又怎样。在北京和纽约，一个人必须非主流才能入流（youhaveobeouobein），而在上海，这个人必须入流才能入流（youhaveobeinobein）。我们在东三环靠近农展馆附近有个食堂，没有名字，没有霓虹灯招牌，水泥地，水泥墙，金华土菜。艾未未的设计，招牌式的冷静干燥，没有多余的一点零碎。保尔·柯察金的那句“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影响了我的上半生，艾未未说，人不应该追求快乐生活，快乐就像糖一样，只是人生的一种味道，这句话我时常想起，或许会影响我后半生。在食堂里，我见到各种非主流的人：有自闭症嫌疑的小提琴手，说话从不看人眼睛，从脸上看不出年龄，酒喝到老高才放开些，死活让我叫她舅妈，她出的唱片上全是外文，据说她是国内第一把小提琴，男的女的都算上。有二十年没写东西了的作家，对古玉和旧家具的见识远远在对文字的见识之上，从小到大，唯一做过的一份正式工作就是在作协当他爸的秘书，他爸早就仙去了，他还一直是他爸的秘书，每月从作协领一份工资。有满头白发的老诗人，没有工作，娶了80后的姑娘，姑娘的爸爸比他小两岁，叫他大哥，他还贷款买了房子，还生了胖儿子。老诗人常劝我，别眼馋，80后的嫁给了他和杨振宁，再过两年，90后的就会看上我，一拨一拨的，耐心等待，别着急。总之，除了我，基本没有见过一个需要朝九晚五穿西装打领带上班的人。唯一的例外是一个税务局处长，快五十了吧，一天喝多了，反复念叨，他应该快升副局长了，他辛辛苦苦啊，副局长牛啊，没完没了。一个姐姐平常总是微笑着，喝很少的酒，吃青菜，终于忍不住了，说，你有完没完？我老爸进政治局那年你中学还没毕业呢，又怎么样啊，现在还是天天傻子似的看《新闻联播》，测血糖看糖尿病好点没有，雍正皇帝用的第二任宰相是谁啊，有人记得吗，我看你还是省省力气吧。

一次喝多了一点，借着酒劲拨我初恋的手机，问她在不在食堂的附近，有没有开着车，可不可以接我回家。她的车开得又快又稳，我说北京开始没劲儿了，出国的出国，去上海的去上海，生孩子的生孩子，一桌麻将都凑不够手了。她说，哪儿那么多要求，北京至少还有人驮你回家去。她还说，给我带了明前的新茶，今年雨水大，是小年，让我将就喝，如果敢先喝别人送的，就腐刑伺候。

二十七岁之前，我没出过北京，第一次坐飞机，就飞到了旧金山。之后四年间，飞国航，积累了三十五万公里里程，我想，我算是脱离北京了吧。但是偶尔在南方遇到风沙，摸到腰里拴的红山青玉鹰，见到白发的诗人或者收到我初恋的短信，问，最近如何？我楼下的马路就恍惚变成东三环，天边就隐隐压来沙尘暴。我想，我无处可逃，就像孙悟空飞不出如来那双肥厚的手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