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祥匆匆吃了一早饭，准备去瞧杨家大妈。

他没有见杨家大妈也有许多年了。这是他心目中最亲近最钦敬的人物之一。自郭祥记事起，两家就是近邻。他常常领着大妈的小女儿小雪去拾柴禾，挖野菜，有时候就在杨家吃饭。他淘了气，大妈就把他偷偷地用笸箩扣起来，使他免去父亲的追打。这一切，都记得是多么地清楚呀。郭祥在大清河南敌人的堡垒丛中活动的时候，就听说过大清河北有一位赫赫有名的杨大妈。游击战士们传颂着这样的歌谣：

杨树飘洒洒，

大妈赛亲妈。

只要找见她，

就是到了家。

饿了有吃喝，

负伤有办法，

安安生生睡一觉，

临走还送我烟叶一大把。

在那敌人的炮楼星罗棋布、汽车路密如蛛网的地带，有吃有喝也就很不容易，竟然负了伤还有办法，还能安安生生地睡上一觉，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个去处呵。无怪这歌声这么动听地唱到了大清河南。人们还说，这大妈是“革命的五大员”：第一，她是炊事员。在她家里抗战人员来往不断，她家的灶火，每天要烧十几顿饭。只要你是抗日战士，有饭蹲下就吃。第二，她又是护理员。在她家的地道里，护理着轻重伤员。机会赶巧，你还能尝到她从集上买来的新下来的葡萄。第三，她又是情报员和侦察员。她有时扮作讨饭老婆，着破竹篮，拄着枣木棍，出没在敌人的炮楼附近；有时穿得干干净净，提着红包袱，到敌人占踞的县城，去跟内线关系接头。最后，她还像个指挥员。在那敌情紧张的深夜，窗上遮着被子，门外站着哨兵，她和那些游击队长、政治委员、县委书记聚在一盏昏黄的灯光下，共看着一张地图。她披着衣服坐在炕上，听他们交流情况，分析敌情。她身向前倾，头微微低着，严肃地沉思。然后就毫不自卑地拿出自己的意见，就好像在讨论她的家事。她那特殊的细心、机敏与果断，和她那从游击队长们不知不觉学来的干脆、果决的手势，都流露着指挥员英武的格调。那些领导人也尊敬地喊她大妈，跟她交谈，跟她辩论，也不知不觉地把她看做自己中间的一个。听说巧袭小李村炮楼，就是采纳了她的主意。因此人们又把她的家称做“两部一站”，既是后勤部，又是司令部，还是情报站。它是党和游击队领导人的聚散地，是大清河北一个小小的抗战中心。

郭祥也像其他战士一样爱她，钦敬她，也爱唱“杨树飘洒洒”这支歌。但她活动在大清河南，属另一个分区，没有见到过她，更不知道她就是自己幼年的伙伴小雪的母亲。他也没想到，这位普普通通的近邻，成长得这样快，这样英雄出众。后来，因为杨大妈的名字太红，别说是自己人，就是炮楼上的伪军也给她取了一个外号，管她叫“老八路”。杨大妈从此就成为敌人指名捉拿的对象。尤其是谢家父子，吃了她许多苦头，有好几次几乎被八路军捉住，也就对她更加仇恨，三天两头来找寻她。这时在伪军中还流传着一句口号，叫做“捉住杨大妈，金票有得花”。敌人对她的头，宣布了十万元“老头票”的悬赏，另外还要官升三级。这不但没有把大妈吓住，反倒更鼓起了她那战斗豪情。她常常拍拍自己的脑瓜儿，对战士们玩笑地说：“小伙子们！你们可要好好保护你大妈的这个宝贝，我可没想到它这么值钱！”由于村里群众对她的掩护，再加上她机敏过人，她在这家和那家躲闪着，敌人捉她多次，她都机智脱险。随着环境的险恶，斗争的残酷，一些人叛变投敌。这些人吃过她的饭，睡过她的炕，知道她家隐蔽的地道口，给了她最大的威胁。她在家呆不住了。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就转移到外村亲威家里。她从这时起，就行进在游击队的行列中。她和战士们一起风餐露宿，给战士缝缝补补，她不像民，又不像兵，老百姓都很诧异行列里的这位中年妇女。也就是从这时，当这支游击队转移到大清河南的时候，郭祥偶然遇见过她，才知道原来她就是那赫赫有名的大妈……

抗日战争末期，在某地的英模大会上，杨大妈被誉为“子弟兵的母亲”。不久，她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犯，大妈就把她的女儿杨雪送到部队，让她参加了这一场新的斗争……

郭祥要去看望的，就是这样一位英雄的母亲。

他一边帮母亲刷锅洗碗，一边问母亲：

“大妈现在住在哪儿？”

“一说你保准知道，就是你闹事的那个地方。”母亲带着笑嘲弄地说。

郭祥一听，就知道说的是谢家。他羞愧地笑了一笑，故意装糊涂说：“我知道你说的是哪儿呀，我闹的事多啦。”说着就跨出门去。母亲觉着儿子回来什么也没有吃上，怪委屈的，就揭开炕席拿了几个钱上集去了。

郭祥缓步穿过小胡同，向村里正街走去。这凤凰堡原有四条小街，像一个方方正正的“井”字。“井”字中心，就是原来谢家小城墙式的大院。挨着大院是一些相形见绌的中农房舍，散在村边的就是贫农们又低又矮的土屋了。如今经过十几年激烈的社会变动，已经有了很大改变。村四外起了不少新房，因为盖得错错落落，杂乱无章，使郭祥绕了不少弯儿，才走上正街。那村中心的花垛口高墙，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好像它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只有从那两个被推倒的石狮子，才可以辨认出原来谢家的大门。郭祥不由想到，当他幼年走过这里的时候，总是觉得阴森森的，心老是一阵阵地发紧，连脚步走得都不自在。尤其走过这个门口，得时时提防着那几只大黑狗冷古丁地蹿出来。连那两头石狮子，也觉得像是活的那样可怕。现在呢，那个门脸已经改换了样子，整个地被牵牛花爬严了，一眼望去，红澄澄的，总有好几百朵。牵牛的阴凉下，挂着“凤凰堡小学校”白底红字的牌子，从里面传出了孩子们整齐悦耳的读书声。这书声，带着十足的奶腔味，被秋风吹得一时高一时低，显得这乡村更加宁静、安详和可爱了。

郭祥知道，小学校占的就是谢家的第一套院，后面第二套院，就是现在杨大妈住的地方。那里新开了一个侧门，郭祥走进去，一眼就看见正房那高高的石阶，下面是青砖铺地，一点不错，正是多年前父亲领着他磕头赔礼的去处。谢家婆娘和谢家小子站在石阶上那一副带搭不理的样子，那尖刻讥讽的笑，一下出现在眼前，头轰地一下子像着了火似的。他定了定神，极力让自已平静下来。

他打量了一下这个院子，像是住了四家人。由于换了新的主人，那种阴森森的气氛没有了，现出一派农家风味。家家房檐下都垂着一嘟噜一嘟噜半干的红辣椒，地上晒满了一片一片的茄子干，院子里还系着好几根绳子，上面搭满了小白菜。东屋窗前有一个遮荫的南瓜架，垂着三四个金红色的大瓜，还挂着两个青秫秸莛儿扎的蝈蝈笼子。西房根种了一小片花，有三两棵鸡冠花，两棵很高的西番莲，一棵紫的，一棵白的，几个小盘盘似的花朵，都快要碰到窗格子上去了。

院子寂静无人。屋门虚掩着。人们大概都下地去了。郭祥正回身要走，忽听璞啦啦一阵响动，原来在南瓜架后面的墙拐角里，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半大小子，背朝外，光着膀子，穿着小裤衩儿，正蹲在那儿聚精会神地摆弄什么。郭祥问：

“大妈在这儿住吗？”

“嗯。”那小子头也不抬地说。

“她在家吗？”

“地里去了，你到地里去找她吧。”他还是不动身，一个劲地摆弄他的。

郭祥走近一看，原来这小子正抱着小白鸽子给它装鸽哨呢。他的肩膀上还站着一只小红嘴鸽子，歪着脑袋看人。他老是装不好，累得小圆脸上都是汗。郭祥看那眉眼，很像大妈，也很像小雪。就拍了他一把，问：

“你叫什么？”

“我叫大乱。”他这才抬起头来，一双调皮的眼睛巴眨巴眨的，“你是县武装部的吧？有小刀不？掏出来我使使！”说着就伸出手来，要到郭祥的口袋里去摸。郭祥摸出小刀微笑着递给他，他一面修理鸽哨，一面说：

“那里还有两只。”他顺手朝西房檐一指，那里悬着一只精巧的小木笼，“一只‘大鼻子’，一只‘莱花’，要是抱出蛋来，我把‘大鼻子’送给你。”

“现在送给我行不？”郭祥装作认真的样子。

“现在——”他翻了翻眼，“那得有条件！”

只听门外说：“什么条件？你个小兔崽子！”

郭祥还没来得及分辨是谁，大乱把鸽子一扔，抓起草筐就溜。郭样回头一看，进来的正是大妈，她拿着一把镰，背着一大筐满是露水的青草，两只脚也是湿漉漉的。她披着一件不知道是谁留下的十分破旧的棉军衣，看来她很早就到地里去了。

“大妈！”郭祥欢快地叫了一声。

大妈也一眼就看准了他：“没错，你是嘎子！”她说着，放下草筐，快步走过来。

郭祥看到，她的面容虽然比以前见老，但是步伐还是那样敏快，眼睛还是那般清亮，流露着坚定和机警，丝毫没有减失游击战争年代赋予她的光芒。

郭祥迎了上去，大妈用两只手捧着郭祥的脸，仔细地看了看，竭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她把手一甩：“孩子，屋里坐吧！”她走到屋门口，又扭过脸指着大乱说：

“烧你一回！告你爹，叫他马上到集上去，就说嘎子回来了，晌午要吃茴香馅饺子。快去！”

大乱卖了一个鬼脸，一蹦两跳地去了。

大妈把郭祥扯进了西屋。郭祥看这屋子宽敞明亮。里间屋一铺大炕，也扫得十分下净。迎着炕贴了一幅毛主席像。只是屋子里的东西很少，不仅没有箱柜，连个迎门橱也没有，只有一张旧八仙桌子，一条长凳，显得异常空落。

“脱鞋，上炕！”大妈催促着说。

郭祥在炕上坐定，大妈不一时就烧开了水，又在灶里烧了几个红枣，将灰吹去，泡了两碗红酽酽的枣茶端上来。

随后，她也上了炕，把烟笸箩放在两个人中间。她抽旱烟袋，郭祥就卷大喇叭筒。

郭祥说：“大妈，你这几年生活还是很困难吧？”

“不算困难！”大妈说，“吃的有了，差一两个月的，吃点菜也能对付过去。”

“你这家具，我看怎么比以前还少呵？”

“家具？”大妈哈哈一笑，“连一块破铺衬，连你大妹子小时候的尿席子，都叫敌人烧净了。他们对我不客气，我对他们也不客气。双方一样！”她仰起脸看看房顶，说：“就是这房没烧，他们还想着回来住哩！实在说，孩子，我真不愿住在这肮脏地方！以前把我卖到这家当使唤丫头，我受的是什么罪？你没见过，也听说过。你想，我住在这儿，想起来能不难过？可是我还要住！穷人不敢住，我就要领着头住。我要让他们看看，到底是谁把谁打倒了！他们一天价喊打倒共产党，叫他们看看共产党倒了没有！”

“对！就是要让他们看看。”郭祥猛力吸着大喇叭筒说，“不过你的身体还要注意，我看不抵以前了。”

“没啥。”大妈挺了挺腰板，“我腿脚行，眼也挺好使。去年听说一个同志要结婚，我还扎了对绣花枕头给他寄了去。就是钻地道、睡高粱地多了，落下了个腰疼病，瞧了几次，白花了钱，也没治好。我看一下半下不碍。”

“孩子，”大妈又拧了一锅烟点着，向郭祥身边移了移，缓缓也说，“说实在的，这穷，这苦，这病，都不算什么。就是有一件事叫我心里难过……”

郭祥见她眼圈发红，就听她说下去：

“穷算什么！你大妈原先比谁不穷？苦，你大妈比谁不苦？病，这又算什么！残酷时候，敌人三天两头来抓，不知什么时候活，什么时候死。这统统不算一回事。孩子，只有一点儿我受不了，我就是离不开八路。从事变以后，我那穷家，哪一天断过八路军呢？人来人往，不是干部，就是战士，不是大队，就是小队，弄得我没有时间渣儿，累得我站都站不住，只要同志们吃上喝上，我就心里痛快。可是猛古丁地都开走了，不知道开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睁睁眼，看不到一个穿军装的，你说这是怎么个滋味？我心里空落得像是没有个抓挠头似的。夜里睡不着觉，我就一个一个挨个儿想你们。你们的模样儿，家乡住处，脾气秉性，谁我也没有忘。可你们连个信都不给我打一封来……”

大妈滴下了眼泪。

“不能这么说，大妈，”郭祥说，“同志们都没有忘记你。”

“去吧，”大妈擤擤鼻涕，“那为什么不来个信？”

“大家忙呀！”

“忙？我问你：你们拉屎不？尿尿不？”

郭祥笑了。

“兔崽子，你别笑。”大妈把烟锅乓地一磕，“你回答我的问题！”

郭祥笑着说：“就是再忙，还能不拉屎尿尿！”

“着哇！”大妈说，“你们就用拉尿尿尿的工夫，也能给我写几个字嘛！”

大妈说着生起气来，把烟袋一放，两手向外推着郭祥：“去去去！”

“你不要，我还不走哩！”郭祥缩缩脖，装个丑样儿。

“不走，我就揍！”

“来吧，我代表大伙挨揍！这是光荣的。”郭祥说着，把头伸给大妈，“我看你还是舍不得吧！”

大妈璞哧一声带着泪花笑了。

郭祥接着装了一锅烟递给她，大妈盘着腿抽着，心平气和了许多。她问：

“南蛮子现在怎么样了？”

“哪个南蛮子？”

大妈跳下炕，把墙上挂着的一个装相片的镜框摘下来。用袖子轻轻擦了擦土，递给郭祥，指着其中一个说：“就是他！”

“咳，我道是谁，原来是我们邓团长。”郭祥说，“他去年打兰州负了点儿轻伤，还在医院里休养呢。”

“我不信。”大妈说，“要是负了点儿轻伤，他会一直住在医院里？”

“确实，伤不太重。”郭祥带着笑安慰说，“现在快好了。”

“怪不得他不来信。”大妈又是怜惜又是赞叹地说，“这个人革命可真叫坚决。一打仗就往前冲，当了团长还是那股劲。他那爱人还是我介绍的哩！现在两口子过得怎么样？”

“很好。生了个白胖小子，听说有十来磅重。”

大妈笑起来，小烟锅子在坑沿上磕得乓乓的响。

郭祥看到，在这个四四方方的红枣木镜框里，挤满了军人照片。其中有他现在的团政委周仆，他现在的营长陆希荣，还有许多他不认识的人。这些人大都穿着当年的粗布军衣，也有的是农民打扮，手巾包着头，腰里束着皮带，皮带上掖着盒子。一个个面容清瘦，但精神奋发，姿态英武，充满了游击战争年代的风采。大妈对这些人一一问了一遍。可惜有许多人，郭祥不认识，未免使大妈感到遗憾。

她小心地把镜框挂在墙上，坐下来，轻轻叹了口气：

“小迷糊不知道哪儿去了，连个相片也没有他的。”

“哪个小迷糊？”郭祥问。

“你不准知道。”大妈摇摇头忧郁地说，“他年纪太小。他爹妈都叫日本用刺刀挑了，11岁就参加了咱们军队。人猴瘦猴瘦，走也走不动，部队就把他托给了我。晚上不喊醒他，就给你尿一大炕。就那还非跟我钻一个被窝不行。天气热了，我说：‘小子，这么热你还要跟我钻一个被窝？’你猜他说啥？他说：‘妈，那咱俩就伙盖一个被单儿吧！’自他一来，大乱不能跟我睡一个被窝了，觉得吃不开了，就时常跟他打架，还说：‘这是我亲妈，你算哪里的野小子！’小迷糊就哭了。我说：‘小子，什么是亲的后的？你再长两年，好好抗日，你就是亲的;他不好好抗日，调皮捣蛋，我就把他轰出去。’小迷糊就笑了，说：‘妈，我一定好好抗日。’这小子其实也不迷糊，也知道待我亲。他见到别人乱使我的烟袋，就用小刀刻上记号，专让我使。他一直在咱家呆了半年，后来部队又把他领走了。我真不愿让他走，弄得我哭了好大一阵。这多年，我老打听，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有时候做梦，还梦见他给我捅烟锅子呢……”

这时，只听屋门“哐啷”一声，大乱跳着走了进来。“报告！任务完成。”他故意装作军人的样子，在炕沿下打着立正，嗓音洪亮地叫。

“你看他那怪样儿！”大妈用烟袋冲他一指。

“我瞧瞧你的钢笔！”大乱说话就爬上了炕，扳住郭样的脖子。

“下来！”大妈威严地晃晃烟袋杆儿。大乱手疾眼快，把钢笔抢到手里，拔开笔帽，在指甲盖上画起来了。

“你瞧见没有？”大妈指着大乱对郭祥说，“从小就是这样。不管是司令员，政委，一下就爬到人家脖子上。不是捅这，就是捅那。以前是让机枪班给他做弹弓，以后就死求白赖地要子弹壳，换底火，翻造子弹，打枪，瞄准；你们都野战走了，这又玩鸽子。你瞧瞧他那脸蛋上是什么？”

郭祥这才注意到，大乱的左眉梢上有一个小小的窝窝儿。

“那就是他跟人家玩弹弓英勇负伤的地方！”大娘嘲弄地说。

大乱翻翻一双猫眼：“我的好处你干吗不说？”

“你有什么好处？”大妈说，“你不过就是给八路送了两回信！还差点儿出了大事。你有你姐姐去的多吗？小雪又给我送信，又在门口给我放哨，一站就是半夜，一次亏都没吃过。叫你放哨，你净打磕睡！还自己吹，‘我要当通讯员，准是个好通讯员！’……”

“我不是把信团成蛋儿吃了吗？我又没暴露军事秘密！”大乱梗着脖子。

“我问你，”大妈又用烟袋指指，“今天你嘎子哥来，你这个好通讯员干吗不到地里喊我？”

“他也没对我说他是嘎子哥！”

大妈用手一指：“你听听！这小兔崽子嘴有多巧！”

“八路军可不许骂人！”大乱把头一歪，“你还吹自己是老八路呢，你让嘎子哥听听！”

“得，得，”郭祥笑着说，“你别喊我嘎子哥了，我看你小子比我小时候还嘎！”

“这都是八路军惯的。”大妈说，“我一打他，他们就拦住我，就把他惯到天上去了。你瞧着，我迟早要把你送到军队里去，叫八路军来管管你！”

“去就去。”大乱说，“我也不怕打仗！”

“老东西来了。”大妈说着欠身下炕。

郭祥静听，才听出“踢——啦”“踢——啦”的脚步声。就从这脚步声，也可听出这是那种性格缓慢但却扎实的人。郭祥真佩服大妈分辨风吹草动的好耳力。这也是游击战争年代养成的。

老杨大伯进来了。手里提着沉甸甸的一大块猪肉，怀里抱着一大捆小茴香菜。他向郭祥嘿嘿一笑，没有说出什么，手里的东西，一时也不知道放在哪儿好。

大妈接过东西，就皱了眉。她把小茴香捆一拨开，对杨大伯说：“你瞧瞧，这准不是今儿早起割的，一辈子想叫你办个漂亮事也难。”大妈把茴香择了择，哗啦提了一瓢水，动手洗菜。又对大乱说：“去！磨磨刀。”

杨大伯不反驳，也不言声。从腰里摸出一盒“大婴孩”香烟，撕开个小口，抽了一支，抖抖索索地递到郭祥手里。然后佝偻着腰坐在炕沿上，从腰里解下旱烟袋，装了一锅，用胳膊夹住，打起了火镰。显见这盒烟，是他特意为郭祥买的。

这杨大伯比大妈大十五六岁，已经60开外；郭祥看他那被烈日烤晒了一生的皮肤，还是红刚刚的，显得异常坚实。他的容貌和举止，都流露出朴实和善良。

大妈剁着肉馅指责地说：“嘎子多年不回来，你就找不着一句话？真是三锥子扎不出血来！跟你一辈子，没有把我屈死！……”

大伯还是不响，看来他听这话有多少遍了。

“我这个家，数这个脑瓜儿落后！”大妈又说。

“我，我怎么落后？”大伯开言了：

“嘎子说，你闺女也人党了，现在除了大乱，全家都是党员，就你一个挂翅膀的！”

“那，那是你们支部不讨论我。”大伯说，“你凭心说，革命工作我少做了不？”

“没少做！”大乱正在那儿烧火，插进来说，“黑间开门，领道儿，号房，领柴禾，领米，全是我爹。下大雪，牵着牛，尾巴上吊着扫帚，给八路军扫脚印，也是我爹。领着八路突围，摔得他乓地一个跤，乓地一个跤。八路来了，我爹就起来开门儿，回来往墙角里一蹲；我妈炕都不下，盘着腿一坐，衣裳一披，净动嘴儿，和人讨论讨论，像个司令员似的……”

大伯脸上露出笑容，看了看郭祥。

“烧你的火！”大妈斥责着，又面向大伯，“可你怎么不申请呢？”

“我不申请！”大伯说，“你有眼就看。”说过，他把烟锅乓地一磕。

“大伯，我给你写申请书！”郭祥把袖子一挽。

“不，不，”大伯连忙摇摇手，“侄子，你不知道，我60多岁的人啦，递上去，支部一讨论不准，我脸上挂不住！”

“你条件也不够！”大妈说。

大伯欠欠身子：“我怎么不够？”

“凭你说这活就不够。”大妈一只手从面盆里伸出来，指着他，“那年，敌人把房子烧了，你说的什么？你说：‘看你住到哪儿？八路不管你了吧！’你不给我消愁，还给我添腻味，散布坏影响！我问你，你说了没说？”

“我，我，”大伯脸霎地红了，舌头打着结，“那是我的错误，影响是不太好。”

大妈像少女一般地好胜，乘机警告说：

“你听着！往后我们家一个落后的不要。”

“我看你也有点儿那个……”大伯还嘴，声音低低的。

“有点儿什么？”

“骄傲。”

“嫌骄傲，咱打离婚！”

“离就离吧，老用这话压我！”

“你别光欺负人哪，大妈。”郭祥笑得嘎嘎的。

“你不知道，小嘎儿。”大妈说，“按理，你是下辈儿，这话我不当讲。我这人说话就不管他上级下级，长辈晚辈。你想想，我十六七过的门，我花枝儿似的，他比我大十五六岁，要不是谢家那王八蛋，我怎么会落到这步！你说我心里屈不屈？”大妈的声调里带出了伤感，这是平时很少听到的。

郭祥从小就听说，大妈原先是谢家的使唤丫头，至于怎么嫁给大伯的，却不知细情。原来这也是凤凰堡的一段血泪故事。大妈是附近孙家庄人，也是谢家的一个佃户。有一年大旱，颗粒不收，大妈的父亲交不上租子，出于无奈，就将女儿以工顶债，这样到了谢家。大妈那年才十二三岁，每天挨打受气，自不用说。等到大妈长到十五六岁，由于人品出众，那谢香斋就生了歹心，要纳她傲小。这大妈是宁折不弯的性子，哪肯答应，就在一天深夜只身出走，逃到一个亲戚家里。谁知第二天，就被谢家捉回。那谢香斋心毒手黑，狠狠地骂：“我娶你不成，也得把你毁了。”就找了三五个打手，将大妈的上衣剥去，由两个大汉扭住她的两个膀子，其余的点起成捆的香，伸到她怀里熏她、烤她、烧她，将她治得死去活来，整个胸脯都烧烂了。大妈的父亲听到此事，痛不欲生，就托人说情，情愿还清欠债，将女儿赎回。但是这个穷得当当响的贫农，衣食尚且无着，到哪里去找这笔款子呢？就放出话说，谁替他还了这笔账，就将女儿嫁他。这时杨大伯正在谢家扛活，己经30多了，还没成家。亲戚邻友就撺掇他说：“老杨，你看这姑娘怪可怜的，你不如收留了她，大家帮补你一些，你再摘借摘借，也将就着把事办了。”杨大伯好容易将钱凑够，这才把大妈领到自己家里。大妈虽然逃脱虎口，但一看男人比自己大十五六岁，自不免有委屈之感。刚才大妈说的，就是这段心酸的往事。

她一边揉面，一面继续说：

“那时候，我真想跟他离婚，可是别说离婚，连离婚这个名词儿也不知道。我想，我这一辈子就算完了吗？夜里一宿一宿地睡不着，两只眼泪巴巴的，连枕头都打湿了。可是他睡得死猪似的，一点儿都不知道。我暗暗下了决心：我一定要走，要跑，我要走南闯北，任他狼拉狗啃，死就死了，活就活了。可是，我又一想，我也多亏了他！走东邻，串西舍，给我求医问道，洗伤抹药，我这伤才好了，是他救了我。我要扔下他走了，丢下他孤零零一个，谁照管他？我也对他不起。我不是亏了心吗？唉，算了，虽说他比我大这么多，可是心眼儿实在。人说，丑人还有个俊影儿呢！我这才有心跟他过了。直到八路军来了，共产党来了，同志们一天价给我讲这个，说那个，我就觉着这天也大了，地也宽了，眼也亮了，心气儿也高了，浑身上像长了翅膀，老想飞，想跳，想说，想唱。一个劲儿地追革命！奔革命！没有第二个心眼。伪村长要让日本鬼、白脖儿吃面条，我就要给八路军吃烙饼；他们要吃炒豆腐，我就要给八路炒鸡蛋；我一定要压倒他！因为这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我的。我要跟着他！扶着他！举着他！我不能听一个人说他一个不字。是水，是火，他说过我就过，他说跳我就跳！我恨不得把那些日本鬼、汉奸、地主、恶霸、国民党像苍蝇、跳蚤似地一个个掐死，捏死，一古脑儿地扫平！……”

郭祥看到，大妈的眼睛闪着青春时代的火星。从她那眼睛、眉毛、脸盘都可以看出，她年轻时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她的声音一时又变得柔和起来。

“也就从这时候，我对他那不如意，才一点点儿淡了。到这会儿，总算有了个家，儿是儿，女是女，离婚，我才不离呢！你倒说‘离就离’，卷个小包袱儿，滚你的蛋吧！一晃几十年，我的好时候也过去了。小嘎儿，像现在八路军兴自由、当面挑，那多好！可惜共产党来得迟了……”她叹了口气，恨恨地说：“想起旧社会，真他妈的没有一条儿好处！”

“大妈。”郭祥笑着说，“这离婚是刚才你先提起的呀！”

“我是出出这股闷气，”大妈噗哧乐了，“也捎带着警告他一下！”

“要说心眼实落，大伯在凤凰堡得占第一！”郭祥有意安慰地说。

大伯高兴地瞅瞅大妈。

“说得也是。”大妈同意地说，“人也不算忒笨，他种的烟叶全村出名。抽着有那么一股格别的香味。挑到集上去卖，给人的斤两又大，一哄就抢光了。挑去十斤，最多只换回八斤的钱。”

“那，那，”大伯受了表扬，心里乐滋滋的，笨笨磕磕地说，“一个自己种的，咱能少给？让人家吃亏？”说着嘿嘿地笑了。

大妈把面揉得白生生的，不硬不软。馅儿已经拌好了，又汩汩地加进了不少香油，郭祥在炕上就闻见了喷鼻的香味。

“我显显手艺。”郭祥兴奋地叫着，急忙下炕。大妈拦住他说：“去你的吧！多少八路军我都伺候下了，还要你来？”说过，小枣木擀杖清脆地响着，不一时，蓖帘上摆满了精致的小饺，包得又好，摆得又齐，像是一大盘初五六的新月。

郭祥看天还不到小晌午，就说：

“大妈，我瞧瞧齐堆去，回来再吃饺子行不？我跟小堆儿从小在一块儿，参了军他东我西，真想得慌，听说他不是复员了吗？”

“真是不巧！他昨儿个到省里开民兵会去了。”大妈说，“这孩子也是个人尖子，他是两次参军，两次复员，叫干啥就干啥。家里姐妹都出嫁了，留下一个瞎爹，饭也不能做，我正张罗着给他找对象哩！”

郭祥只好作罢，又卷了一个大喇叭筒，准备提起昨晚母亲所谈的问题，忽听窗外有一个非常柔婉的声音叫：“大妈在家吗？”郭祥听声音很生疏，不知道来的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