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秋风萧瑟，此时在中原，当是万物凋零，寒霜早降了。而南隅这块地方，依旧维持着表面的繁茂，这里没有肃杀吗？不是，这里的肃杀不现形。你去问清道工，他一天要扫多少残叶？他的工作量不比北方的清道工轻。不要看树上还有绿叶，只不过今年该落的可以留到明年落就是了。

南方和北方的秋风，颜色不同，声音是一样，都是那么杀呀！杀呀！杀呀地响。风声夹带着江醉章尚未发表的一篇文章里的话：“路线斗争就是表现在党内的阶级斗争。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勾结在一起，里应外合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一次再次的反扑。他们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不断在培养和扶植新生的反革命分子，打进群众组织内部，冒称革命，大搞反革命。……这场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敌人睡在我们身边，我们不能高枕无优。……动员起来！向阶级敌人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这些话是从文工团楼顶上那个高音喇叭里传出来的，乘风碰到对面宿舍的墙上，反弹回来又碰到旁边一座仓库的墙上，再反射出去，不断地碰回，不断地反射：杀呀！杀呀……！

机关干部们低着头从楼前加快步子匆匆走过。杀呀杀呀的声音在他们头顶飞过来飞过去，人人把帽檐扯得低低的，深怕被忽然削走了。他们都知道这里正在发生着什么，他们目睹了整个冗长的戏剧。一会儿是喜剧，一会儿是闹剧，一会儿是恶作剧，当前又在演悲剧。在头几幕里扮演英雄的人现在变成囚徒了，监禁他的囚房就在楼下，窗口正对着来往的行人。头几天有人扭头看看，现在不看了，他并不是讨人喜爱的人，很难得到别人同情。因为他过去的壮举在人们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全是一些不可一世的派头，蛮不讲理的态度，武断冲撞的语言，头上长角的形象，见人就顶的脾气，造孽多端的历史……不少人觉得这样也好，军营里可以恢复平静；而同时又不停地听到“杀呀！进攻！杀呀！进攻！”不知会不会有一天轮到自己。所以最好是低头走路，把帽子戴稳一点，多注意自己的安全。

新近衰败的革命家范子愚一脸颓丧默默无声地坐在写字台前，透过纱窗望着外面来来往往的行人，走过去一个，又走过去一个，又走过去一个……他感到所有这些人都是行尸，全无情性和感觉。但他羡慕他们还能自由地行走，比较起来，自己连行尸都不如，是一具坐尸。他忌恨自由来往的人们，眼睛翻白地盯着他们，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十分钟，人们在他视线圈里模模糊糊地晃过去。后来他疲倦了，躺到床上去，十指交叉将两只手压在后脑勺下面，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睁开，望着天花板。这座大楼年岁已久了，天花板变了颜色；又不是均匀变过来的，有些地方变了，有些地方不变，于是成了一片花斑。他从花斑点点的天花板上发现了艺术，是最奇妙的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形象不准确，具有可变性，还有许多不易理解的线条、斑点和色块。这艺术启发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范子愚偶然从一个角上发现了类似斗争大会的场面；接着，整块天花板便成了斗争大会集锦，到处是拳头，高挽着袖子的手臂。到处是挨斗的对象，躬着身子，挂着黑牌，架飞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有的踏上好几只脚。他从这些艺术品中看见了自己，原来是挥舞着拳头，后来是被别人用脚踩住。自从联合宣传队进驻文工团以来，他已多次经历山崩地裂的斗争会了，每次都是架着飞机去，架着飞机送回来。这时候肩关节还在痛，头皮也好像脱离头盖骨了——是被揪的。他体会到架飞机的滋味很不好受，非但肉体要承受痛苦，而且人格遭受了极大的侮辱。任何一个仪表堂堂的人，被这么一架一揪，就会立刻变得十分狼狈、丑陋、面无人色。每次被架上斗争台时，在恐惧、痛苦、委屈、悲哀的复杂心情的间隙里，还隐约夹带着一种这样的奇怪心理：“邹燕在不在会场上？她看到我这个丑样子会不会与我离婚？幸好结婚了，有孩子了，要不然，再也别想找到女朋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最好的教育其人之法。范子愚受了这一段教育，心地变得非常善良了，他由自己联想到别人，将心比心才知道别人的痛苦。于是，在怜悯自己之余，也怜悯着被他斗过的那些人，包括彭其、胡连生、陈政委乃至最可痛恨的保皇狗。他们那些人当时是怎样活过来的呢？他们被斗时想了些什么？也想到了老婆离婚的问题吗？他们有没有使肩关节不痛的诀窍？他们所受的痛苦更沉重啊！因为那时正是武斗吃香的时候，现在已经收敛多了。每一个乐极生悲的人都要后悔，新近衰败的革命家范子愚也后悔了。最先后悔的就是关于武斗，架飞机，踏上一只脚。其实这些斗争形式并不是他首创的，但他同样受到一种创造了罪孽的良心责备的痛苦，后悔着不该搬起石头最后砸在自己脚上。

他住进这间囚房已有一个多月了，刚进来时并不以为然。反复回忆自己造反以来的全部经历，想来想去以今天的标准是功大于过，功过抵消还有结余，应该得到某种酬谢。却为什么只记过不记功呢？他不相信毛主席会同意这样做，凭着运动初期的经验，料想这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会要打救革命功臣的。因而他并不怎么怕，甚至预见了保卫部长和联合宣传队的人明天将要倒霉。要他写检查材料他不写，问他为什么不写，他说：“没有什么可写。”于是，又架了一次飞机，接着架了好几次飞机。架飞机是不好受的，他决定采取战略退却，以保存有生力量，伺机反攻。他开始写了，而且写得很多，把所有经历过的事都写上去。不加分析，不戴帽子，像写造反日记一样客观地将事实记录下来。这当然是不符合要求的，为了这，又架了两次飞机。他的态度再次硬起来，因为飞机架惯了，肩关节也锻炼得可以了，搞来搞去，不过如此而已，可怕的变得不可怕了。

与此同时，联合宣传队组织了少数积极分子对范子愚家里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就像以前查抄方鲁的家一样，不过要比那次查抄仔细一百倍。铺盖卷起来了，被子都拆开看了，小孩用过的尿片撕开了，衣柜的木板缝里用竹签通遍了。至于书籍、废纸和笔记本，不管是范子愚的还是邹燕的，所能见到者全部收集起来，用木箱装上，贴好封条，送到保卫部待查。其实负责翻查那些东西的人也并不是保卫部的人，而是刘絮云。为了那些东西，刘絮云关在一间不许外人进去的临时保密室里整整工作一了半个月，但她要查的那个叛徒交代材料并未能找到。

想找的没有找到，意外地发现了一样有用的东西。在一块写着电话号码的小纸片的反面有几个这样的字：上而横摆着“打倒”二字，下面竖写着“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打倒”的“倒”字右侧还有一个“彭”字的左半边，刘絮云认为这个半边“彭”字是多余的，便把它裁去了，剩下的字正好勉强拼成了一条反动标语。所以说是勉强，是因为上面二字横排着，下面的字竖排着。横竖是不要紧的，只要那些字拼凑起来能得出需要的意义就行了。于是，拍成照片，放成原样大小，复制好几张，拿一块小黑板将照片钉上，把发现过程写上。

又要架飞机了。这一回来势特别凶猛，有点类似在植物研究所斗彭其的情况。与会的群众是真正的愤怒了，因为他们看见了照片，感觉范子愚欺骗了他们，就由于他，使所有造反群众戴上了受蒙蔽的帽子。范子愚被架到会场时，“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口号声如雷劈顶。人们跳起来了，冲上来了，小礼堂的屋顶几乎被声浪掀开了。

“范子愚，这是你写的字吗？”有人把小黑板摆在范子愚面前。

“这……”范子愚一看，哑了。

“说！”

“我……我……”

“说！”

“字……字……是我写的。”

“好啦！铁证如山，供认不讳。把现行反革命分子范子愚押下去！”

“不！不！不……”范子愚说不清话了，只好大哭起来。

“坚决镇压反革命！”

口号声严严地压住了哭声，谁也听不清他在哭。

这次斗争会时间最短、前后加起来不过十分钟，就像在梦中踢着一块石头，短促地惊醒了一下。十分钟的斗争会对范子愚来说应该是不值一提的了，但正是这十分钟的斗争会改变了他全部思维活动和整个精神状态，在大声嚎哭中几乎撞到墙上把头碰碎了，幸而有人拖住。谁知道那几个字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写的呢？闲着没事就喜欢拿支笔这里画画，那里画画，鬼知道画了些什么！心里可从来没有想过要写条这样的反动标语，为了什么？达到什么目的呢？实在是没有道理，是魔鬼缠身，是天要降灾于你。阶级斗争是冷酷无情的，想解释，想求饶，都是没有用的。联合宣传队已命令他把书写反动标语的动机、思想活动和阶级根源写出来，这回可不敢再硬了，再硬就要带手铐了，只能来一个认罪态度较好，争取宽大处理了。自从反动标语被揭发以后，联合宣传队再一次发动群众检举反革命分子范子愚平常的反动言行，又出现了一个大字报和小字报的高潮。凡是可以公开张贴的就写成大字报，内容特别反动或牵涉旁人的就写成小字报。邹燕没有办法，只好又把文化大革命初期揭发过的关于范子愚说“政治政治，不正也不直”的话重新抄成大字报，贴出来搪塞。经过将近两年的造反，在“现在这年头，谁也管不了谁”的条件下，范子愚的反动言论还能少得了？一个晚上就贴满了小礼堂。其实，最要命的内容还不在大字报上，而在不予公开的小字报上。如有一张小字报揭发范子愚“恶毒诬蔑江青同志……原夫……电影……某某某……怎么怎么……”这一条可要了范子愚的命，跟原来已经查出来的反动标语联系在一起，他的反革命罪行已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内在思想联系的了。

罪该万死的范子愚真正害怕了，开始认真考虑老婆将跟谁去，孩子的出身成分填什么的问题了。这不仅是个人的生死关头，而且将决定子孙后代的命运，他不敢再抱侥幸心理，决心想一切办法来解除危难。他日不食，夜不眠，面容憔悴，身体瘦得不成样了。

有一天，他提出要回家刮刮胡子，经两个看守人开恩，陪同他回到家里。他一进门就寻找自己的孩子。孩子在幼儿园，他要邹燕马上去抱回来。他颤颤抖抖打开一个抽屉，发现东西都不在原来的地方，知道是抄家了。找了半天才把刮胡刀找到，在脸上横一下，竖一下，没有条理地胡乱刮了老半天才把胡子刮净。

邹燕把四岁的孩子抱回来了，范子愚扔掉手里的东西，扑向门口，接过孩子来紧紧地搂在怀里，一边亲，一边把眼泪揩在孩子的脸蛋上。孩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害怕起来，哭着要妈妈抱，妈妈也在流泪，并已泣不成声。两个看守人心肠软下来，没有硬催范子愚快走。范子愚打开柜子这里寻那里找，找出了小半瓶桔子汁。他让孩子坐在自己腿上，用小汤匙一勺一勺喂给他吃。一边喂，一边掉泪，拿汤匙的手激烈抖动着，不能控制。由于手在抖，桔子汁滴了一些在孩子的身上，他又用湿毛巾仔仔细细擦干净。小半瓶桔子汁全部喂完了，放下瓶子又亲孩子的脸，还叫孩子不停地叫爸爸，叫了几十声还要叫。孩子的衣服有一粒纽扣开了，他给他扣好；孩子的小腿被蚊子咬了一个小疙瘩，他用手指蘸着自己的口水给他擦了又擦，摸了又摸……

怎么办呢？总不能让你就偎着妻儿不走了，你还得到你的囚房去。看守人在催了，不能再磨时间了，他又把孩子亲了一轮，紧紧搂着，抱去送给邹燕。邹燕接过孩子，望着丈夫，丈夫也望着妻子，泪如雨下，心如刀纹，谁也没有做声。望着望着，互相都望不见了，只剩一个泪影，转脸离开。出门时，范子愚回头喊了一声：“再见了！”

当晚，邹燕写了一张醒目的大字报贴在礼堂大门正中处。标题是：“警惕反革命分子范子愚玩弄自杀阴谋”；下面的内容便是他回家刮胡子的一系列反常表现。那位以“大老粗”为荣的最革命的排长最先看到这张大字报，不屑地用鼻子哼了一下说：“自杀？知识分子就爱犯这些毛病。自杀了活该，自绝于人民。”

过了几天，自杀事件并没有发生，人们也就不特别注意了。就在这时，范子愚采取了行动。上次回家刮胡子的时候，他趁人不防将一块刀片装进衣兜里了，拿回囚房以后，又转移藏到《毛主席语录》的塑料封面夹层里。这天天将亮的时候，他趁两个看守人坐在走廊上聊天，门又正好关着的好时机，偷偷从床上爬起来，将被子伪装成仍像有人睡着的样子；拿出刀片来，将纱窗一格的左、下、右三方划开，从窗格里钻了出去。

他决定，是死是活就在此一举了。首先去找江醉章，想用叛徒一案威胁讨好双管齐下，看能不能有点效果，使他出面周旋，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若不成便再不回来了，投河、卧轨、悬梁，自杀的方法有的是。连绝命书都已写好装在身上准备着。他跑到高干招待所，正好有人开门，因不认识范子愚，只听他说有急事要找江主任，便放他进去了。

江主任听见有人这么早来敲他的门，满不高兴，磨了半天才穿好衣服，趿拉趿拉走出来。把门一拉，他大吃一惊，心里咒骂道：“这具死尸怎么跑来了？”

范子愚还像过去一样，行了礼，不等允许便挤进门来坐在沙发上。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江主任脸色不悦地问。

“我要找主任谈谈。”

“你们文工团不是正在搞运动吗？擅自偷跑出来，这不对呀！”

“没有办法，我多次提出要见江主任，他们都不肯，只好这样做了。”

“他们知道你到这里来了吗？”

“当然不知道。”

“要告诉他们一下，免得人家着急呀！”江醉章说着，顺手拿起了电话。

范子愚机敏地走过去按住电话机说：

“主任，等一下，我要说的话不长，但不能有外人干扰，您听我说完了再打电话吧！”

江醉章只得将电话放下。

“你要说什么？”他问。

“汇报一件小事。”

“什么事？”

“我在北京遇见一件怪事。”

江醉章暗暗吃惊，知道他要讲叛徒的事了，全力以赴做好应付的准备。

“我在北京一所大学里住了两天，”范子愚密切注视着江醉章的表情说，“看到一个叛徒的交代材料，里面提到您的名字。”

“讲什么？”

“说同他一起写悔过书的一共是三个人，其中一个就叫江醉章。”

“胡说！”江醉章暴跳起来，“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北京哪个大学里的人，我历史上从来没有被捕过。”

“那上面说，被捕的地方是在上海，当时是为了搞学生运动。本来抓了五个人，只有三个人写了悔过书，这三个人目前都活着。”范子愚不慌不忙地说。

“同名同姓的多得很，谁知那个江醉章是谁。”尽管他气壮如牛，而语气总是硬不起来，“你可不要乱讲，扰乱了阵线你要负责的，这关系到严肃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就是啊！”范子愚转变口气说，“我当时就想，这个叛徒江醉章肯定不是我们的江主任。但是，为了把这个情况告诉您，免得将来一旦误会到您头上来了，您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我所以把有关的部分抄了回来。”

“拿给我看看。”

“您听我说呀，”范子愚胸有成竹地接连说下去，“我从北京回来以后，非常谨慎，守口如瓶，对任何人都不露一字。早就想把那个东西交给您看看，但没有机会单独见到您的面。有时在路上遇见了，我那个东西又不在身上；而且，路上也不便谈这些事。跟您约过两回，您总说工作很忙，没有时间，所以一直搁下了。前一段，我预感到文工团要整风了，我是头头，有可能挨整，并且可能要抄家。为了不让那个东西落到别人手里去，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我偷偷把它背下来记在心里，抄来的材料一把火烧了。”

“是烧了吗？”

“烧了。”

“那就算了，不要再提起它，完全是同名同姓的误会。”

“我知道，决不会胡说八道的。”

“你要跟我讲的就这个事吗？”江醉章看看表。

“还有。”

“快讲吧！他们会到处找你的。”

“我说。”范子愚稍微思考了一下，“主任，现在他们给我加的罪名您知道吗？”

“我不了解，他们没有向我汇报。”

“简单地说是这样：一条是所谓书写反动标语，那是牵强附会扯到一起的；另一条是有一个人揭发我，说我议论过江青同志的私生活。这一条完全是假的，我根本不知道江青同志的个人历史，连半个字都没有听说过。那个揭发的同志肯定是记错了人。主任，我现在背着冤枉，有话不许我说，我是不甘心的呀！我想请主任跟联合宣传队说说，让他们实事求是一点，您看行吗？”

“这……”江醉章紧急思谋着对策，“这个联合宣传队不是我们政治部派的，运动直接由兵团党委领导，我虽然是一个常委，只怕人家还是要听陈政委的呀！”

“主任，”范子愚好像并不着急的样子，从从容容地说，“身上背着冤枉的人，晚上连睡觉都睡不好，尽做恶梦，都是奇奇怪怪的。你看怪不怪，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这样的梦：梦见我跟一个好朋友同路走，走着走着来到一条河边上。河里水流很急，往下一看，眼都花了。河上面只有一根独木桥，我那个朋友说不要两个人一起走，他先过去，我后过去。他因为怕不小心掉下河去把命送了，就把命交给我给他拿着。后来他过去了，一过去就回头把独木桥拆了，还要我把命扔给他。我正准备扔，旁边不知怎么突然跑来一个老头子，张着大嘴像要吃人的样子，对着我大喊：‘蠢猪！他过河拆桥，你抓着他的命还要扔给他。快给我吧！扔到我嘴里来，我一口就把他结果了。’我当然不愿意背叛朋友，就跟那老头子打起来，打着打着就打醒了。一醒，我就到您这儿来了。您看怪不怪，简直跟神话一样。”

“怪，怪，真怪。”江醉章很不自然地随口应付着。

“主任，”范子愚再一次提出，“既然是宣传队听陈政委的，那您就把真实情况向陈政委反映反映吧！别让我冤枉到死啊！”

“呃……这样，”江醉章态度和蔼地说，“你这个情况……当然……要实事求是。这样好吗？我把邬中同志找来，你当着我和他的面把真实情况详细讲清楚，让邬中同志记一记，他是党委办主任，上传下达的工作是该由他做。到时候我跟他两个先后去找陈政委谈，两个人谈的情况一样，作用要大一些。你看这样好不好？”

范子愚想了一下，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阴谋，便同意了。

江醉章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说：“是邬中同志吗？……哦！我是江醉章，我想请你到我这里来一下。……范子愚天不亮就一个人跑到我这里来了，谈起他背了冤枉，我认为他那些情况值得重视。他们文工团连门都不让他出，还要偷跑出来才能见到我，你看这像话吗？所以请来一下，越快越好，行吗？……哦，哦，好，我等着，在二○九号。”他放下电话，对范子愚说，“他就来了，你等一等。”说完便走进盥洗室去洗脸。

范子愚没有任何表情地呆坐着，好像江醉章的命果真操在他手上，正在静等他付出代价将命索回去。

江醉章洗漱完毕，穿上皮鞋，问范子愚说：

“你是没有吃早餐的吧？”

“没有。”

“我去跟服务台讲一声，让他们多送一份早餐来。哦，不，还有邬中，他肯定也没有吃饭。”江醉章说着，懒洋洋地走了出去，并将房门带上。

范子愚仍旧坐着静等，等着等着，心情不安了：“为什么邬中还不来呢？从他家里到这个地方并不很远，就算他需要洗漱也用不了这么长时间哪！是不是吃饭去了？不会吧？这里有急事，他是军人，不会那样拖拉的；况且江醉章在电话里讲了越快越好，他应该来了。江醉章呢？他只到服务台说一声，怎么去了这么久？有鬼！有鬼！”范子愚一下子变得十分紧张，身上战栗起来。因为他很清楚，如果这一着失败，他立刻就得去死，不能让别人抓回文工团去。“看来没有希望了，上当了！上当了！完了！”他从心里发出了几声绝望的悲呼，僵硬地站起来，脸色惨白，目光无神，突然一转身，扑向房门，准备拉开门向死亡奔去。正在这时，门响了。

“笃笃！”

范子愚刹住脚步，发愣地听着。

“笃笃笃！”

他战战兢兢地往后退缩。

“笃笃笃笃！”

他往前走了一步，想开门，又迟疑不前。

“笃笃！笃笃笃！笃笃笃……！”

他终于拿定了主意，走去把门闩拧开。

嘭！门被推得撞在墙上，外面站着凶神恶煞似的“大老粗”排长，后面跟上来一大群人，像饿鹰扑鸡，立刻将范子愚打翻在地，用脚踏上，掏出一根绳子，把他当作死刑罪犯五花大绑起来，拼命地用劲，咬牙切齿地扯紧再扯紧。只听见范子愚一声声发出惨叫，同时有拳头和皮鞋踢打的声音。

他被拖回文工团去。小礼堂早就坐满了人，一个个发出狂暴的嘶叫，谁也不敢把嗓子控制一点。接着举行的不是什么斗争会，而是一场踢打会。其中最卖劲的是与他观点不同的人和平时有隙未能弥合的人，还有一种是领受了特别旨意的人。谁也不敢制止，谁也不能抵挡一下。邹燕则根本不在场。斗争很快就完了，但踢打还没有结束。当把他拖回原来那间囚房以后，两个因失职而挨了恶骂的看守人憋不住火了，也冲上来给了几拳头，然后提起他往床上一扔，像扔下一个大冬瓜，声音不脆，无弹性。

他不动了，早就不曾喊叫了，有人担心他已经死去或快要死去，忙把捆绑他的绳子解开。解了绳子还是不动，有人伸手在他鼻孔外面探了探，摇头证实还没有死。

人们松了一口气，抬起头来，无意中看见墙上有一条过去范子愚亲笔写下的标语：“用生命和鲜血捍卫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