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我看你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叶知秋拍了桌子。

奠征不再说话，只顾低着头不紧不慢地吃着。房间里只有汤勺磕着碗盏，以及莫征那轻轻的有节奏的嚼东西的声音。

他们经常发生争论，但让步的往往是莫征。他不愿意惹她生气。在他那荒漠似的心里，竟还有一片浓密的绿阴，因为她是这个世界上他惟一信赖的、给他温暖的、不记着他的过去的人。

最坚强的心，也许是最脆弱的心。对于在各种逆境中备受作践、蹂躏、摧残……从而变得残酷、冷漠的心来说，再没有什么比“温暖”这种东西更强大、更能征服它了。因为他得到的太少、失去的太多，一旦得到，就很懂得珍惜。

有时他不能理解，他们之间不过差了二十个年头，在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上，却有这样悬殊的差异。简直莫名其妙!难道她们那一代人全是这个样子吗唉，她们那一代，是多么善良、多么轻信、多么纯洁而又多么顽固地坚守着那些陈腐观念的一代啊!这种局面，让叶知秋打心眼儿里感到委屈，她觉得她终归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女人。她的思想是新鲜的，感觉是敏锐的。她并不陈腐。陈腐这种印象是莫征这一代人强加在她头上的。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有些年纪的人，大半是老朽的。

一九五六年大学毕业后，她在新闻战线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

这工作使她的接触面十分广泛，对真实情况了解得多一点、深一点。她对许多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虽然她感到无可奈何。她总在心里告诫自己，叶知秋哟，不管你报道什么，千万不要有半点虚假，可不能愚弄养活我们的人民。就拿“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来说，她宁肯耍赖不写，也不肯跟着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理论家们吹喇叭。她明白，这绝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她幸好不搞理论。相反，她是懦弱的。但这能怪她吗那是一个时代的懦弱。

她接触过不少基层工业部门的同志。那是些实打实的人和实打实的工作。一般人觉得干巴巴的数字，在她眼睛里却是一张张熟悉的脸、出炉的钢水、转动的机床、血管一样输送电流的送变电线路……每每想起这些，她总是感到安慰，毕竟还有人在脚踏实地地干着。因此，她的工作也是脚踏实地的工作。可是，听听奠征在说什么“冠冕堂皇的官话”!她愈想愈气，连下巴都有点儿哆嗦。她伸出长长的脖子，拿眼睛瞪着莫征，她的眼镜也好像发了脾气，恨不得从鼻粱上跳下来，在莫征面前跺上几脚才解气。

莫征不吃了，她显然误解了他的意思。他收起脸上那种淡漠的冷笑，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他说：“我不是说您的工作，我是说那些没完没了的数字。好些人都以为那些数字，是从基层到上面，一级一级按着统计表格的要求，个、十、百、千、万，一个算盘子儿一个算盘子儿地扒拉出来的。实际呢，没有什么是不可以伪造的，就连‘最高指示’也在内。报纸上总在写工业生产今年下半年比上半年超额完成百分之几，今年又比去年超额完成百分之几。扯淡!有什么意思。我并不是说这些数字全是假的，我是说它没有意思。

就拿咱们楼上老吴这个工人来说，他们家的生活状况到底如何应该有人写一篇若干年来，这些流臭汗、出苦力、脚踏实地地为我们这个社会创造财富、并且使我们得以生存下去的工人以及农民生活改善情况的真实报道。这才能真实地反映我们的生产发展了没有，发展得怎么样。要是老百姓的生活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咱们的优越性还表现在哪儿呢老百姓还拥护你吗您说那些数字有什么用您想过没有!“这回，倒是莫征难得地动了肝火，他越说越快，最后还使劲儿地把汤盘往前一推。菜汤洒了出来，向四周漾开，顺着桌子一角淌了下来，淌了莫征一裤腿。他掏出揉成一团、脏得看不清到底是什么颜色的手帕，擦着湿了的裤腿，不停地，一下又一下……

莫征的话，虽然带着孩子的偏激，但是有他那一面的道理。她痛心地想起从五六年以后到三中全会前经济政策上的那些问题。

如果不来回折腾，而是像现在这样，有一个讲求经济效果的明确目标，老百姓的生活肯定会大不一样了。但无论如何现在比解放前还是好得多了。

她不大有劲地说：“这些数字至少说明了我们的国民经济年年都在发展，比起解放前……”

莫征立刻停止擦裤腿，打断她的话说：“我就知道您又该这么比了。老这么比也不行呀，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你不是社会主义吗那是旧社会，没有可比基数嘛。要是这么比、这么知足，早就应该停留在奴隶社会别往前进了。要知道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还进步一大截呢。”他露出一脸不屑再说下去的神气，把手帕当成了抹布使劲儿往剩下的菜汤里一摔，站起身来，拾掇起桌子上的碗盏向厨房走去。到了门口，又回转身来，满怀真情地对叶知秋说：“真的，您还是想想老吴一家子为什么老是打架吧!‘那真情的语调出自莫征的嘴巴，更有一种动人肺腑的力量。

因为他很少流露感情。

老吴一家，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叶知秋还清楚地记得吴国栋曾是一个对妻子那么体贴入微的、英俊的小伙子。刘玉英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这栋楼里的住户，没有一个不拿吴国栋那种过分的体贴开过玩笑。二楼的王奶奶经常说：“小吴啊，没事儿，女人生孩子，就跟母鸡下个蛋一样，别那么紧张，看吓着小刘哇。”说归说，叶知秋相信，只要没有人看见，他一定会整天小心翼翼地把小刘捧在手里，倒好像小刘是个刚下的鸡蛋，而不是准备下蛋的母鸡。小刘呢，又曾是一个多么娇美的小媳妇啊。不过是十几年的时间，这一切全都哪儿去了呢怎么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模样吴国栋怎么变得那么粗暴，两个鬓角也过早地秃了上去；而小刘的额上怎么也那么快地添上了许多皱纹呢难道物质生活的贫乏，真会这样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吗话又说回来，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缺了哪一样能行呢她不能用自己的思想、生活标准，去评断吴国栋家的事情。莫征首先就会说：“别饱汉不知饿汉饥。”她和莫征都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中国有多少人像她这样生活呢他们大多有家庭、父母、妻子、丈夫、儿女、生活、就业、升学、住房等一大堆需要考虑的问题。人的存在，首先就是以物质形式出现的，有什么办法呢难道我们真是那么穷吗说到哪儿，叶知秋也不肯相信。她总觉得穷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我们不知在什么地方卡了壳。

问题到底在哪儿呢她真想请个懂行的人，给她说个明白。

她恍恍惚惚地走去穿大衣。“您上哪儿去”莫征问。

“我去打个电话。”

“带上围巾吧，您刚好，别又着凉。”莫征提醒她。

电话好不容易才打通，对方还没有好气儿地问着：“我是贺家彬，你是谁呀”他老是那么不耐烦。

“我是叶知秋。”

“我怎么没听出来。”贺家彬一改那种拒人千里的口气，“有什么事要我办的吗”

平时叶知秋很少和贺家彬联系。她太忙，他也忙。除非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她才打电话。他们是老同学了，用不着客气。所以叶知秋一打电话，贺家彬就以为她遇到了什么难题。

“不，没什么。我是想约你陪我去访问一下你们的那位副部长郑子云。”

贺家彬那边好久没有搭腔，叶知秋以为电话线路断了，赶紧问：“喂，喂，你听见了吗”

“别喂喂，我耳朵没聋。”贺家彬佯做不解地问：“你想干什么”

“咦，不是你老向我吹嘘他吗说他工作有魄力，是个干事、不是混事的人，政治坚定，原则性强，对经济体制改革、对如何把生产搞上去，都有一套积极的想法。还有什么什么的……你还建议我给他写篇报告文学呢，怎么忘了。”

“哼哼——”贺家彬的这两声哼哼，不知是笑，还是一种无言的警告。

“怎么样，你到底去不去”

“不去。”贺家彬斩钉截铁地说。

“你怎么出尔反尔呀”

“我从来也没说过要陪你一块去。”

叶知秋一时语塞。确实，他从未说过陪她一起去采访郑子云。

那么，他当初又何必鼓动她呢“你为什么不去”

“我——我受不了他那位太太。不论谁上他家，都像去求他们赏点好处。我是看那种脸子的人吗再说——”他本来想说，部里的情况挺复杂，闹不好就会卷进两种力量的矛盾中去。你要是支持郑子云的主张，就是反对田守诚部长。你说你没参与没门儿，那时你想择也择不干净。田守诚那张网可是大得很哪，别以为你不在工业系统，人家照样可以收拾你。什么老战友啊，老首长啊，横里、竖里，关系多得很，你一个小小的记者，吃得消吗!可是一回头，看见石全清进了办公室，便收住了话头，改口说：“反正我不去。”

“你这个人真是——好吧，那你把郑子云的地址告诉我，我自己去。”

“我劝你也别去。”

“那你就别管了。”

贺家彬的心软了。说归说，他能看着她只身一人深一脚、浅一脚地瞎蹬吗

二

头发的确烫得不错，很合夏竹筠的心意。波浪似的推向一个方向，很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派。她上了年纪，不能再像年轻的妇女那样弄得满头小卷。再说那也很俗气，她又不是那些小市民阶层的妇女，好不容易烫次头发，不弄得满头是死死的小花，顶好一年不用再烫，就像亏了本似的。

她对着前后的镜子，从从容容地打量了额前、脑后、两侧的头发，满意地微笑着，向站在她身后、举着另一面镜子的刘玉英点点头。

她想：这理发员的手艺不错，难怪人家向自己推荐。只是她的眼神为什么显得那么愁苦年纪不大嘛，怎么这么一副消沉的样子。让人看了心里挺沉闷的。

夏竹筠轻轻地舒了一口气，等着理发员去拿她存放的提包和大衣。

银嵌的、深灰色的大衣很厚，但分量很轻，是用上好的毛料缝制的。提包的式样也很少见，扁扁的，很宽，面上有压制出来的花纹。那是郑子云去年到英国考察给她带回来的礼物。

这是老规矩，不管老头子上哪儿出差，总得带些礼物给她。逢到这时，她的脸上就会浮起皇后接受藩邦进贡时的那种微笑。可是，要是她知道老头子在杭州给她买龙井茶叶的时候，带着怎样一种揶揄的口气，学得保定府的口音对人说：“送给我‘耐’(爱)人的。”她一定不会这么笑了。

刘玉英站在一旁，看着夏竹筠慢慢地穿上大衣，轻轻地蒙上头巾——小心不要压坏了刚才做好的发式——又慢慢地打开包。这种缓慢，绝不是有意做出来的。这是那种有个有地位的丈夫，又长年地过着优裕的生活，受惯了人们的逢迎的女人才有的缓慢。她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哪怕是掉了一张化妆品的使用说明，也会让人把急着要办的事情扔在一边，耐着性儿，毕恭毕敬地守候在她的身边，随时听候着她的派遣。

夏竹筠从提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羊皮钱夹，浅黄的皮革上，烫着咖啡色的花纹，配着两个金黄色的金属按钮。

皮夹里至少有五六张十元钱一张的钞票，那几乎是刘玉英一个月的工资，也许还要多。刘玉英只有发工资的那一天，身上才会带着这么多钱。平时，能拿出来的，不会超过一元。

夏竹筠从钱夹里抽出一张钞票，食指和拇指用力地捻了一下，好像这么一捻，还能捻出来一张，然后递给了刘玉英。

在柜台前交账的时候，小古觉得刘玉英的面容，因为愁苦显得更加疲倦了。她一面数着零钱，一面匆匆地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对刘玉英说：“五点半，你该下班了。”

刘玉英朝小古笑了笑，没有说话，心里想，下班又怎样呢还不是一大堆烦心的事在等着她。

钱很脏，揉得皱皱巴巴，特别是那些角票。夏竹筠嫌恶地用手指头尖儿轻轻地捏着，不过在装进钱夹之前，并没有忘记清点一下应当找回的数目，然后合上钱夹。钱夹上，那两个金属按钮，清脆地“咔嗒”一响。

夏竹筠再次向镜子里瞥了一眼，然后向理发店门口走去。刘玉英在她身后，轻声地说了句：“再见!”夏竹筠赶紧回过头去补了一句：“再见!”想不到一个理发员，还挺懂得规矩，倒显得她好没教养。她心里有些不快。这理发员，服务态度是不是有些好得过了劲儿走出理发店大门，夏竹筠朝手腕上的小金表看了一眼。嗯，四个多小时又打发过去了。夏竹筠并不在乎时间，她愁的是如何打发时间。洗衣服、收拾房问、做饭有阿姨管着。跟前剩下的这个女儿也大了，已经参加了工作。工作很理想，是个摄影记者。惟一操心的是，得给她找一个称心如意、门当户对的丈夫。

心里高兴的时候，夏竹筠也上上班。不想上班的时候，就在家休息一段日子。她也不能老是躺着睡觉哇。织毛衣吧，几年也织不好一件。老头子笑着说：“等你这件毛衣织好了，我的胡子都该绿了。”

管他，反正那是一种消遣。

当然，她还可以看书、看报。郑子云给她订了许多杂志、报纸，每天几乎有一大半时问在看书，看杂志，看报纸。她和有些高干夫人可不一样，她上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她并不能理解或是记住书上、杂志上、报纸上的文字。

到了晚上，老头子在部里开会，女儿在外面有活动，会客室几张大沙发上就她一个人，守着一台二十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说她在看，又分明眯着眼睛，似睡非睡；说她没看，又明明对着电视机坐着。真到了床上她又睡不着了。于是，便会找点事情来想。她用不着吝惜晚上的睡眠，反正第二天早上愿意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不必急着起床。她常想的是二女儿的婚事：王副司令员的老二还没有对象，不过那孩子吊儿郎当，没什么正经的本事；又想起俞大使的儿子，可那孩子身体不好，别中途夭折害了自己的女儿；又想起田守诚的老三，长相不错，人也聪明，是个翻译，不知有没有对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