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讲我和陈白露的三次见面吧，那时我们还不是好朋友。

我第一次见到陈白露是在五年前的春节，在老首长家的客厅里。

那天天气奇冷，乌云下洒着冰珠。我穿着雪地靴，浑身包裹得只露出两只眼睛。在院子里下了车，沿着石子小路跑进客厅，看到一个鹅蛋脸、削肩细腰的女孩子坐在沙发上，眼睛向我灵活地一瞟。我也看她，她穿着一件白色薄毛衣和黑色长裤，黑色的平底鞋上露出一截雪白的脚踝。鼻梁高耸，唇线分明，神采飞扬得使人一凛。

“这是陈白露，你们俩谁大一些？”老首长边切着雪茄边说，他年纪太大了，手总是在抖。

陈白露说了她的生日，声音干脆又伶俐。

我们同是1988年生，她出生在万圣节，我出生在光棍节，我比她小十一天。老首长不懂什么叫万圣节，絮絮叨叨地叫秘书把礼物取出来。

一模一样的两只方形扁平盒子，打开，是镶了一颗珍珠的白金项圈。我和陈白露一起道了谢。

秘书又送来一只木匣，说是单给陈白露的，木匣先放在我这一侧的茶几上，小铜锁上刻着“cuba”。

“你吸雪茄？”我问。

她抿嘴朝我一点头。

“外面买不到的。”老首长说。

老首长的雪茄，外面当然买不到，不是钱的问题。我知道这雪茄珍贵，既然老首长能分出一大匣来给她，说明这女孩来路不凡。

后来护士走来说老首长要休息了，我们就告辞了。说起来她家和我家间隔不远，我们只要了一辆车，她端坐在我身边，在后视镜里露出一截瘦削的肩膀。

我们一路上没有讲话，没有交换手机号，或者问对方在哪个学校读书。我不是天生能和人热络起来的人，况且她的眼神太活，表情却太冷，看上去毫无和人交谈的欲望。

她家住在一个机关最老的小区，五层楼，红砖房，小区里的杨树需两人合抱，小区外的小餐馆敞着大门迎着北风，肥胖的老板娘打骂着自己的孩子。这里已经被原来的住户抛弃了，住满了收入不高的上班族。

昨天刮了一夜北风，每栋楼门前都堆满了枯枝。

她在一扇锈迹斑斑的单元门前下了车，消失在黑洞洞的楼道里。直到那时我才肯相信她真的住在这里—从打扮、举止和老首长对她的态度看来，她无论如何也不应该住在这种地方。

“她是谁？”车子绕过光秃秃的花坛掉了个头，我问司机。

司机说他也不清楚，只知道她的爸爸曾经是老首长的部下，后来不知道犯了什么事，再也不来往了。每年只有陈白露一人来给老首长拜年，走的时候带走一些酒或雪茄，有时候是茶叶。司机跟老首长有七八年了，所以这个女孩子家和老首长的渊源，应该能追溯到更久远的时候。

我心里的八卦之火被点燃了一瞬间，但是很快又熄灭了。

如果我后来没有再遇到陈白露，我对她的印象将止步于她披着白色的长风衣、昂首踏过一地枯枝败叶的模样；我将对她的身世和经历有无限的猜想，在我放空的时候，可以给她编一个传奇的故事当作娱乐。

不，这不是我要说的。我要说的是，我多么希望她没有再次遇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