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村说我们？你的那些我们都是谁？你们是谁？

晓雷奇怪地问，什么我们是谁？

陈村说是呀，你们是谁？

晓雷被父亲问住了。他不知道如何回答他的父亲。

陈村说，你们不就是出卖劳力给人家打工的吗？你们的目的就是赚钱，可我们呢？我们是谁？

你们是谁？晓雷朝父亲反问了一句。

陈村说，我们是国家干部，我们是给我们的政府干活。你们呢？你们那是给外国老板打工，知道吗？陈村不知道那个外国老板本来是中国人。晓雷没有告诉他。那张报纸也没有告诉他。记者的用意也许是对的，那样更能激起国民的极度的愤慨，更能宣扬晓雷作为英雄的民族气节。

晓雷说给政府干活又怎么样？给外国老板干活又怎么样？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同。

陈村猛然地骂出了一句，他说我白白养了你这么大！一个是自己的政府一个是外国的老板，你说怎么相同呢？相同在哪里？

晓雷也朝父亲板起了面孔，他说，那你说有什么不相同呢？

陈村说不同就是不同。你给外国的老板打工他要是克扣了你们的工资他那是对你们的剥削你们当然要告他，你们要是不告他，他就会不停地剥削你们。可我们呢？

晓雷说我知道，你们是国家干部对不对？可国家干部又怎么样？国家干部就可以像老黄牛一样挤的是牛奶吃的是草吗？问题是你连该吃的草都吃不到，你不觉得你们可怜吗？晓雷觉得他没有办法与父亲再争论下去，他觉得他父亲的脑子太老实太傻了。他恨恨地骂了一句他父亲是一个傻蛋。他说我没看见哪里还有像你们这样的傻蛋。然后站起身往外边的黑暗里走去。

那个晚上的陈村又因此整整心疼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上不到两节课，就又烂网似的收缩在教室的讲台一角。而当晓雷把他弄到担架上，要把他抬到医院去的时候，他却死活不去。

他说我没有钱。

晓雷想说你不是国家干部吗？上医院治病还用得着你自己掏钱？但晓雷没有说。晓雷从腰里掏出自己的钱来。他说我给你出钱好了吧，一千？两千？全都由我来出，好了吧？

但陈村还是坚决不去。

他一看到晓雷手上的那些钱就心里发怵，他说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晓雷说你管我哪来的，能治好你的病就是好东西。

陈村说，你不把你那些钱的来历说清楚，我不会用你的钱。用了我心里也得不到安宁。

因为本子上的那些数字，晓雷时常当着我的面，骂他的父亲是个傻蛋。我有些于心不忍，却又找不到更能说服晓雷的话，最后把真相告诉了他。我说你父亲他们的工资不是被人克扣的，而是城里的教育局搞了一个教育勤俭服务公司，因为缺乏投资的资金，就把老师们的部分工资先拿去当作投资了，说是到年底的时候再还给他们，还同时付予投资的分红。

晓雷听完却又大骂了一声傻蛋！

晓雷说这样的事我听过多了，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他说工资是肯定会还给他们的，但分红肯定得不到。

我说，说好了的事，不会有人想反悔就敢反悔的。我说他们不敢。

他说怎么不敢？是我我都敢！到时我就说没有赚到钱，你们能把我怎么样？而实际上，他们自己早就肥得流油了。

我说什么事情都不能想得那么黑暗，要相信世界上还是有着好人的。

他说这年月你以为是哪年月？话说得最好听的人往往是最坏的人，你信不信？

我说我承认有坏人，但也不是那么绝对。

他说绝对当然不能绝对，但这年月坏人已经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你不能随乱相信谁是好人。

我对这样的晓雷感到不可思议，觉得无法跟他对话。

几天后一个月色模糊的晚上，晓雷拿着两千块钱突然敲开了的房门。

他说他想出去一些日子。我问他去哪？他不肯马上告诉。他只连连地说了几次我想出去一下。

我问他你拿这钱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想让我转给你父亲？

晓雷点点头，他说如果他需要钱的时候，你就帮我给他，只是别说是我的就行了，好吗？他的眼光当时异常的纯净而感人。

我心里为此一热。我说好的。但他仍然站着不走。我知道他心里还有话要说。但不知道他想说的什么。我说还有什么事你就说吧，我不会随乱告诉你父亲和别的什么人的，你完全可以信任我。

沉默了半刻之后，他抬起了眼睛，静静地凝望着我。他说有个事我想跟你说说，你看行不行。我说你说吧。他说，我想到城里去摸摸底。我没听懂他的话。我说摸什么底呢？他说就是我父亲他们的工资问题。我说你是担心他们有蒙骗的行为？他很肯定地点了点头。他问我你说呢？我为他的提问埋头了下去。我不敢贸然地回答。而当我抬起头来的时候，他的眼光还一直十分乞盼地望着我。我不由又迟疑了一下。我说这事怎么说呢？他说你怎么想就怎么说吧，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我觉得这事情有点过于尖锐，而且容易叫人为之胆寒。可他却一直那样地望着我，等着我的回答，那模样就像秋天里守候在地坎上的小男孩。

我说这事最好是别管。

他的声音便突然地飞越而起，他说你怎么这样说呢？

我说，如果他们的行为真的带有某种蒙骗的性质，到时候总会有人去管理他们的，用不着我们去操这份心思。他问我，你说谁会去管呢？我说这我不知道，但我想总会有人去管的。他为此低头沉默不语。我说，再说了，如果他们是真的为着老师们的利益着想的呢？他说我不相信。他说那些人首先想到的一定是他们自己，绝对不会是别人。我说你也是凭空想象的，你有什么理由吗？他说我是凭空想象，但我相信我的直觉。我说直觉这东西有时不一定就对。可他说，在这个事上，他的直觉一定是对的。我说为什么？他说道理很简单，因为老师们是最善良的，也是最怕事的。他说你别看他们都嘴巴顶硬的，真要是吃了什么亏了，往往只是嘴巴上说了一通，随后就死了一样吞往肚里，接着便了了事了。我说反正这个事情不好弄。

一个星期后的晓雷，在城里请人用电脑打了一份致乡下全体教师的公开信，然后买了一大扎的信封，蹲在旅馆里一封一封地装进去，然后一封一封地寄给乡下各地的中小学校的负责人。晓雷以一个乡村小学教师儿子的身份，措词激烈地告诉所有的老师叔叔伯伯阿姨，他说你们的工资都到哪里去了？他把教育局的一些头头们的新建的房屋地址，详尽地描写在给他们的公开信上。他说你们只要前来看一看，你们就什么都清楚了。因为那些房屋全都是漂亮崭新的楼房，有的两三层，有的竟达四层五层。他给他们留了一个聚集在城里的时间，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中午一点，他说到时他负责带着他们到实地去参观参观，看一看他们的血汗是不是流失在了那些高楼的红墙白砖之中，看一看那些高楼里，有没有他们的工资伤心出没的影子。

晓雷的年纪毕竟与成熟还有着一段的距离，他竟然将那样的信同样的寄给了他的父亲陈村。信封上的收信人当然不是他父亲的名字，他写的是学校的负责人收，可他父亲的那一个学校就他父亲一人。也许，他曾事先想到应该回避他的父亲，后来却因激动便忘了所有的禁忌了。可以想象，他埋头抄写信封的时候，情绪是何等的激愤。

那封信到达村里的时候，却最先落在了我的手上。

那是一个阳光极好的中午，我从地里出来正走在回家的路上，迎面就碰着了送信下来的乡邮员。那是一个与我十分相熟的小伙子，因为每一个星期都有一封我儿子寄自瓦城的信。但那一天没有我的信。他递给我的只有陈村的那一封。他说你帮我把这信转给陈老师好吗？我说好的。他说那我就不到学校去了。其实那里距离学校已经没有多远。但他不愿多走。我说你放心吧。他笑了笑，说了一声辛苦你啦，转身就往回走了。

年轻的乡邮员在前边的大树后刚一消失，我就在阳光下把信拆开了。我并非事先想到信的内容。我只是猜测着那可能是晓雷寄给全县教师的什么信，因为那是一种普通的信封，任何来自官方的公函是绝对不会那样随意的，而且信封上没有任何具体的落款，只是了了草草的歪着内详两个小字。我想如果不是来自晓雷的信，陈村也不会怪我。因为那些日子里的陈村几乎都在我屋里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