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裤上的松紧有些松了，因此曾怀林很快就把它脱了下来。

“这就对了，”明海点点头说，“不要因为地方小就小看它，小县小城，也一样应该受到尊重和重视。”

曾怀林不易觉察地咬了咬自己的嘴唇。他得承认，明海的挑剔或带有讽喻色彩的指责是正确的，有道理的，因为他本人确曾怀着那样的一种心情，以为这个偏远的小城与省里是不一样的。以为各方面都会更马虎一些，更随便一些。在省里脱得一丝不挂，在这座偏远的小城里保留一条短短的内裤，难道还不行么，应该能说得过去了吧?在我们这个国度里，省里与县里什么时候一样过?这即是他迟迟不把内裤脱掉的真正原因。

由于手表和眼镜之前就已经摘去，此时的曾怀林是真正的一无所有了，除了岁月和客观世界赋予他的不可更改的年轮与难以掩藏的烙印之外，他如同几十年前刚刚来到入世时那样，赤裸裸地跌落到这个坚硬无比的世界上。所不同的是，那时他不谙世事，一落地便开门见山地放声大哭，而现在，他早已学会了不出声。

突然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穿着一件长及小腿的蓝色工作服，曾怀林如同受到猛烈的一击，下意识地转过身去，并用手捂在小腹以下。然而，进来的这个女人似乎根本就没有看见这屋里有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甚至连另外的三个、好像也不曾留意到。她是进来把刚脱下来的那一堆衣服拿出去检查的，一开始她想用手里的那根棍子将它们一揽子挑起来，但是在挑的过程***现了问题：那件七成新的深色的毛料中山装让她的那只伸出去的手臂猛然感受到了一种特别的甚至颇具敌意的重量，说沉甸甸的也有些不妥，对于一件正常的衣服来说，应该说它很重，重得反常而不通情理，冷漠、无情。生活在这座偏远的小城里，一生中她还从来没有亲手接触过这么重的一件衣服。这显然超出了她事先的估计和经验。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呢?她不知道。很难想象这么重的一件上衣，一件当地人称为“褂子”的东西，穿在那个人的身上，他还怎么走路、做事?难怪要被检查呢，太奇怪了。

惯常的预计和多年来的经验受到了挑战，女人的眉头紧紧地锁了起来，两道淡淡的近乎于稀有的眉毛使得紧锁起来的那个地方看上去更加纠结而紧张。干这样的事也不是一回两回、一年两年了，她本不打算用自己的手和身体去接触别人脱下来的那些衣物，但眼前的事事出无奈，碰到这么一件衣服，她不得不放弃进来之前临时找到的而眼前又完全派不上用场的那根棍子，张开双臂，将那一堆衣服抱成一团，搂在怀里，心事重重地走了出去。

明海仔细地检查了曾怀林的一目了然的身体。他伸开五指，如同五犋犁一样插进曾怀林的头发里，犁了几个来回，除了得到一些脱落或断裂下来的头发以外，再没有犁出任何新的东西，更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从一开始他也不相信一个人的头发里会有什么名堂，无非是例行公事地履行一下必要的手续和程序而已。

两处腋下也没有发现什么。

他显然也注意到了那身体上的一些时间并不是太久远的伤痕，有的虽然已结了痂，但如果要用手去按，还是会从结痂的边缘部分洇出血来的。他看了看，但没有用手去按，他不相信那下面会有问题，除了血或脓，恐怕不会再有别的什么。

肚脐里会有名堂或文章吗?那能是什么样的名堂或文章?

前年，身为专案组成员的明海听说邻近的蓝旗县捕获了一名特务，那个特务的嘴里藏着一台微型的发报机，就藏在两颗后槽牙的那个位置上，而且已经隐藏了很多年了。消息传来时，使明海这个具有相当政工、政审和办案经验的老专案干部也震惊极了!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脑子里一直都被那件多少有些传奇色彩的事情占据着，吸引着，一有空他就想象那个能够藏在牙缝里的不可思议的发报机，老天，那得是多么小的一个东西啊，而且还不是一个单纯的摆设，每次拿出来都还能用，能够滴滴答答地向远方发报，奇就奇在这里……不可否认的是，有些事情已超出了他的经验和想象，让他感到迷茫而痛苦，心有不甘。尽管他一直都没有亲眼见到过——随着对方的被捕，也不可能再见到了—那个能够在螺蛳壳里做道场、转乾坤的特务，可对方却以各种各样的形象和面貌长时间地占据着明海的那颗坚强、忠诚，而有时又无比脆弱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心。今天是这个样子，明天又成了另外的一种样子。说实话，一个人能那样做，且又能够多年如一日地那样做，本身就像一个奇迹，不能不令人钦佩。一台发报机常年隐藏在嘴里，躲在两颗后槽牙那里，再微型，再小，它也毕竟是一个东西呀，那对一个人的正常生活会构成多大的不便和影响呢?我们平时吃饭，牙缝里塞进去一颗米、一丝肉，甚至一条果蔬的纤维，都会觉得难受，都要设法清理出来。而人家可是整整一台功能完好的发报机呀，人家什么时候可曾想到过使用一根小小的竹签?没有，从来没有。如果抛开各自的阵营，如果不用阶级的眼光和感情看问题，如果站在一个纯粹的中立的客观的立场上看问题，这样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战士，忠贞不渝的英雄。几十年如一日地把一台发报机含辛茹苦地含在嘴里，其中的艰辛和困难有谁知道?远在台湾的蒋介石知道还是苏联人知道?想想自己，也不过是做了一点点平平常常的再普通不过的工作，而党和人民却给予了极大的荣誉，个人所付出的与所得到的有些不成比例呢。去年夏天。与自己一墙之隔的林亚夫突然全家下放农村。他们走后的第二天，王主任就命令把林亚夫原来的那个院子一分为二，一半给了林亚夫东边的明海，另一半划给了住在林亚夫西边的郭福隆，那情形在明海的心里多少有点儿过继的意思。林亚夫家的那个多年来一直受人称道和羡慕的枝繁叶茂、遮天蔽日的葡萄架，由于其位置恰好处于与明海接壤的这一边，所以，葡萄架也就理所当然地划给了明海。突然收到这么贵重的一份礼物，很长时间内明海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呢。他不得不自我鞭策，修改了自己的作息时间，别人每天八点钟上班，而他则至少提前到七点以前，准时进入办公室。下班时间也一样，尽量地推迟，要不是因为人不吃饭不行，他甚至都不想回去。有时候有的人回到家里吃过午饭后，已经睡了一会儿了，明海这边才刚出办公室的门，或者刚踏上回家的路。星期天就更不用说了，别人有星期天，明海是没有星期天的。党和人民给了你这么多的荣誉，甚至连林亚夫的院子也给了你大半个，你还能够每星期专门腾出一整天的时间，在自己的那个窝里打自己的小算盘，鼓捣个人的那点儿事吗?不能够!当然不能够!也许有的人能那样做，但明海不会。一个农家的孩子，受革命培养教育多年，成长到今日这般模样，有了较高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除去赤胆忠心地感谢和报答，还能做什么呢?奉献，除去奉献还是奉献，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人民的事业。

对于因为位置的原因没有分到葡萄架的郭福隆一家，明海也有一些歉疚，按实际情形来说，其实也是应该有人家一份的。所以，每次见到郭福隆，明海总是主动地打招呼、问候。秋天，葡萄丰收，硕果累累，隔一些天，明海就吩咐自己的女人摘一篮子葡萄，给隔壁的郭福隆家送过去。

夜深人静、皓月当空的时候，他偶尔也会想到一些自已最近的事，自认为自成人以来，自己活得勤勉、克己，对工作对事业问心无愧。如果说做过什么于他人不利的一些事，那完全是因为工作的需要，因为革命的需要，没有哪一件是为了自己的，因为他和那些被整的人也没有什么个人恩怨，更不存在什么深仇大恨。但是，为了革命，又注定必须与某些人建立仇怨，树立敌对，谁让你有问题呢?你要是一个干净的人，我们就都是革命同志，我们会并肩战斗。比如那些赤裸裸的多数时候并不那么好看，有时甚至无比丑陋的男性的身体，分开腿，平行着抬起两条胳膊，站在他的面前，等待着接受检查。他难道就真的那么喜欢触摸，检查他们吗?太不是了!检查他们，翻看他们，完全是为革命负责，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安危把关、过滤，清除隐患和危险。如果能够选择，他更愿意坐在一棵清风习习的树下，慢慢地翻阅一册革命故事的连环画。或者，哪怕去乡下的金黄的地里割一天麦子，去蚊蝇飞舞的饲养场里出一天肥，累出一身汗，那也是好的，于心于身都是一种极好的锻炼。而那些赤裸的身体，他并不稀罕，并不愿多看他们几眼，他本人就有一个类似的躯体，早就看够了。

检查临近尾声的时候，他用一把透明的尺子伸到曾怀林的两条腿之间，仅仅是例行公事，履行一道必要的程序。对方是分开两条腿站着的，一眼看过去便可知那里不大可能会夹带什么，也不大能够夹带住什么，没有必要把腰弯下去，把脸凑过去仔细地对待。经验告诉他，如果对方真的暗藏或夹带了什么，其本人的表现是不会像现在这样木然的，早就慌作一团了。

检查结束，他把那把依然透明的尺子重新插回到那个白瓷的笔筒里去。那个过程中，他好像浅浅地无声地笑了一下。刚刚把两条腿并拢好的曾怀林突然捕捉到了那种表面浅显却在他看来不无深意的笑意，而且，另外两个带枪的、好像也都闪电般地笑了一下。曾怀林觉得自己看懂了他们的笑，觉得自己知道他们在笑什么，这样的发现顿时让他觉得此前一直沉睡不醒的仿佛冷冻了一样的血液和意识一下被点燃了，他本人的那张脸首先受到灼烧，首先被映得通红。

他忘记了一两个小时以来，直到此时，他一直都是赤身裸体的，他只是觉得自己快要管不住自己了，身体里仿佛有一头刚刚睡醒的尖牙利爪的猛兽，因为别人的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正在左冲右突地想要蹿出来，它的震耳欲聋的吼声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听得见。但是在旧党校这个桃花不久前刚刚谢落，海棠花又正在接着盛开的院子里，它的声音却化作了和煦的阳光和低飞的燕子，因而，没有人想到，也没有人能够看出眼前这个芳菲明媚的人间四月天会与凶猛有什么关联。

绕墙而生的牵牛花都已经长成了，再有几日，那些洁白的、粉红的、紫罗兰色的喇叭便会纷纷打开，如一张张湿润而芬芳的充满渴望的嘴。再过几十天，在这个空荡阔大的很多时候阒无人声的院子里，那些鲜艳的嘴又都会纷纷枯萎、熄灭，一张不剩地消失。

没有人大声地走路、交谈，但是却明显地感到有人朝这边过来了。

曾怀林的那些先前被抱走的衣服又被如数地送了回来。那个五十多岁的穿着蓝大褂的女人把一张有关的清单交给明海以后，仿佛第一次见面似的朝曾怀林瞥了一眼。

除了手表暂时不能归还以外，其余的一切都能归还曾怀林了。明海向曾怀林解释说，手表已让人拿到城南的国营修表店去了，待检查后没问题，很快就会再还回来的。

“手续。”明海对曾怀林说，“这也是一道手续，不是针对谁的，凡来这里的，每个人都得经历，除非他压根就没有手表。”

那两个带枪的人先行离去，他们又如同当初从外面的海棠树下进来的时候那样，又影子般地飘出去了。

这时，曾怀林一边穿衣服，一边才忽然发现这间办公室的墙上还写着标语：向列宁同志学习!一天工作十六个钟点!

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看到这样的一条标语，充分证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阵营就是一盘棋，这座偏远的小城即是最好的证明。曾怀林很早的时候就听说过，列宁同志认为，一个人一天用于吃饭、睡觉、会客、喝茶、处理杂务的时间，加起来有八个小时足够了，剩下的时间应该全部用于工作。这样的一种工作精神让曾怀林觉得感动。抛开阶级，抛开阵营不说，任何一个人具有这样的一种工作精神，都值得敬重。

穿好衣服，临出门时，明海对曾怀林说：

“不要怨恨党，一切都是为你好，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革命事业。”

声音温良而严肃，犹如刮在三四月间的春风，曾怀林不由得停下脚步，抬起头，对方也正在看着他，像是一位正在送客的主人。好几个钟头以来，他好像直到此时才第一次正式地认真地面对这个名叫明海的人，一个看上去极其普通的人，一张极其普通的脸，普通到甚至使人见过一面后转身即忘，不大容易能够记住。但是曾怀林觉得自己恐怕相当长一个时期以内很难再忘掉眼前这张再普通不过的脸了。

又看见那几棵美丽得让人有些不敢相信的海棠树了，曾怀林揉了一下眼睛，眼前好像有一场薄薄的轻纱般的雾。

从那些繁花似锦的树下经过的时候，曾怀林解开了最上面的两道在屋里时才刚刚扣好的扣子，他仰起头，看着从树荫间漏下来的仿佛蜜质的阳光。忽然，他感到肩上不可思议地被拍了一下，他有些惊愕地停住了。

他回过头，看见明海的那张脸仿佛镶嵌在白绿色的海棠花下面，脸上既有浅黑的树影，又有明亮的光线，斑驳迷离。他很快又想到此时此刻，自己的一张脸说不定也正是一张类似的花脸，明海看到的与自己看到的也许完全一样。

明海还有话要对他说。

“看看你的穿戴，光一件上衣就那么沉，吴大嫂挑了半天都没有挑起来，是她的棍子不得劲吗?那衣裳，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的几毛钱一尺的布料。看看你所戴的那只表，要是换成钱或吃的，够乡下的一家人过好几年的……无论怎么说，也不能把自己算成是普通的劳苦大众中的一员吧?还有怨恨吗?看看街上那些搬砖摞瓦的，看看那些赶车牵牛的，如果你非说自己是劳苦大众，那他们又算什么?”

明海就站在一棵海棠树下，没有再往前走。

曾怀林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明海。

“行啦，你走吧。”明海说。

穿过一片开阔的院子，走到旧党校的那个长着青草，看上去已经有点儿歪斜的大门口时，曾怀林已经完全看不见明海的影子了。

但是，明海方才所说的那些话，却如同一排沾满霜露和雾霭的松木的钉子，在一个看不见的油红黝亮的木槌的打击之下，它们全部一个一个地钉进了曾怀林的心里，那咚咚的却又明显找不到具体出处和受力方位的击打声在此后的连续许多天内一直都在形影不离地伴随着他，不时地让他听到，即使在有人和车马行走的街上，即使在高音喇叭巨大的声响下面，也不例外。咚咚的木槌的声音，仿佛回响在深远的山里，回荡在辽阔的大地上，却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听到。

明海也并不是在言过其实地张嘴就来，他所指认的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劳苦大众委实令人欷歔，一家人一张被子，夫妻二人共同拥有一条裤子，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传说。他们的更像是小叫花子的孩子，女孩不像美丽的祖国的花朵，男孩也不像被寄予厚望和理想的时代的幼苗，很多幼小的身体穿着明显是由大人的衣服改过以后的二手货、三手货，有的甚至连改都不改，直接就套在身上，长及膝盖，空空荡荡。到处都能看到那种不会撒娇，不懂得生气，不知道宠爱为何物的穿着宽大的男式上衣的小女孩和穿着姐姐们替下来的女式布鞋的小男孩。男孩像土豆或煤核，女孩如瘦弱饥饿的小麻雀，从来没有人关心过他们吃饭没有，内心有何愿望。很多人没有在成人之前提前夭折，完全是由于他们自身的命太硬的缘故，稍微脆弱一点的，都提前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