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被国民党军攻占。内战爆发时，晋察冀解放区的面积约五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两千六百多万，拥有大小城镇九十六座，首府设在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司令兼政委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治委员刘澜涛。下辖四个纵队。总兵力二十四万。

一九四六年六月，内战初起的时候，国民党军在这个方向的作战意图是：占领承德和冀东地区，分割晋察冀解放区、晋绥解放区与东北解放区，集中兵力夺取共产党占领的张家口市。而中共中央给晋察冀和晋绥解放区部队下达的任务，恰与国民党军的部署针锋相对：夺取平绥路、同蒲路和平汉路，占领大同、太原、石家庄和保定。

夺占“三路四城”，这是一个以占领交通线上的主要城市为目标的庞大作战计划。夺取大城市仍是共产党人的急切向往，这一向往至少在那个历史瞬间严重脱离了对敌我力量的正确判断。

一九四六年六月发动的晋北战役，其作战目的就是：切断同蒲路北段的交通，割断大同与太原间的联系，并“相机夺取大同”。

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七月对于原定战役目的来说，共产党军队仅仅是控制了太原至大同之间的部分铁路段。

晋察冀军区与晋绥军区的战役设想是：第一步拿下大同，然后集中三个纵队出击平汉铁路，最后向正太路攻击，目标是另一座大城市——石家庄。

八月十四日，攻击大同城关的战斗开始。

大同外围的守军都退回了城内，兵力充沛，火力凶猛，工事坚固，共产党军队在初步攻击中就已显露出很可能“久攻不下”的迹象。此时，决定战场胜负的意外情况在战场之外发生了：就在共产党军队发起大同战役的四天前，蒋介石已经将属于阎锡山的战区划拨给了傅作义。

九月三日，傅作义出兵了。傅作义的六个师、四个纵队及一个保安旅和一个炮兵团兵分北、中、南三路向集宁发起进攻。此时，聂荣臻部对大同城的攻击还在艰苦而缓慢的进行中。傅作义的重兵增援令聂荣臻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旦傅作义的援军到达战场，攻城部队必将面临十分危险的处境。如果放弃对大同的攻击，那么整个战局就在顷刻之间迅速恶化，后果对于晋察冀和晋绥解放区同样不堪设想。那么，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留一部分部队继续保持对大同的围攻，迅速调集主力部队北上迎战傅作义。但是，从大同前线转去打援的部队刚刚出发，前面就传来一个坏消息：卓资山阻击线已被傅作义部冲破。

卓资山失守，令聂荣臻感到了事态的严重。

中央军委在来电中对傅作义下一步的作战方向进行了预测：一是在卓资山停下来，二是攻击平凉，三是攻击集宁。大同前线指挥部决定部队停下来，等局势清楚了再行动。等待的决定造成了再次失策。从当时双方集结的兵力上看，共产党军队一方仍占据优势。即使卓资山丢失，只要派出得力的侦察部队，严密监视傅作义的行动，保持各部队之间以及与大同前线指挥部的联络，随时对敌情作出反应，战场是存在迅速寻找战机的可能的。但是，侦察既不严密，通讯也不畅通，整整两天都没判断出傅作义到底要在哪个方向上作战。直到九月八日晚上，傅作义部主力已从平绥铁路的北侧秘密移动到集宁城下时，大同前线指挥部这才猛然醒悟傅作义要打集宁了。

塞外的九月，天寒草衰。

共产党官兵穿着单衣从四面八方火速向集宁疾进。此时，傅作义部已经开始了对集宁的攻击。

集宁守城部队只有绥蒙军区的两个团，以及配属作战的二十七团。

九日，晋察冀和晋绥主力部队的先头部队经过上百里的急行军赶到集宁城下。十一日，晋察冀军区陈正湘的第四纵队赶到了，阻击作战于这天晚上打响。但是——也许是因为战役前线指挥部远在大同方向的缘故，通讯的不畅导致无法迅速掌握敌情令战机稍纵即逝——十二日整整一个白天，聂荣臻部没有组织大规模的攻击，这让傅作义得到了宝贵的整顿部队的时间。

十二日傍晚，聂荣臻部的反击再次开始。已经重新部署了兵力的傅作义部在空军的配合下攻进集宁城的西南角。这时候，傅作义的精锐部队一〇一师到达了集宁附近。

大同前线指挥部命令：暂时停止对集宁的总攻，主力迅速集结向西，前去歼灭增援的一〇一师。

这是一个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如今都难以理解的军事命令。

临时改变作战方向，令部队仓促间开始移动。事先没有必要的侦察，道路和地形陌生，各部队行动没有达成一致，结果攻击一〇一师的行动不但没有取得效果，反而让集宁城下的傅作义部迅速恢复了阵地，并开始了策应一〇一师的战斗。战场形势急转直下，聂荣臻部由攻击转为阻击，当阵

地全部被突破后，部队不得不紧急撤退。

集宁的失守和主力的受损导致大同已无法攻克，十六日聂荣臻部撤围大同。大同、集宁战役的失败，是共产党人在战争初起时经历的切肤之痛。

九月十日，蒋介石下令从东西两面向张家口发动攻势：“以第十一、十二战区之主力，沿平绥路东西并进，向张家口攻击。以东北兵团之一部围击张家口附近匪军而歼灭之，并折断其退路。”这一作战部署被打入国民党军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获得，因为情报重要，在北平军事调处工作的晋察冀军区作战科长杨尚德专程回到张家口，他的突然出现让聂荣臻十分诧异。当聂荣臻看到从一支“顶球牌”香烟里取出的这份情报时，顿时感到形势的严峻。

是坚守还是放弃张家口？在晋察冀军区高级干部中，持两种不同主张的人旗鼓相当。认为张家口守不住的理由是：敌人兵力火力强大，如果不是主动放弃，到作战失利时败退，损失将是巨大的。主张坚守的理由不是来自事实而是出于情感：张家口是日本投降后共产党军队占领的唯一一座大城市，怎么能轻易丢掉了呢？九月十五日，聂荣臻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大会上作了《不计一城一地得失，力争战胜敌人》的报告。从报告的题目便可以看出，共产党人的战略思想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会后，晋察冀军区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在敌东西夹攻张家口的情况下，我拟在敌人进攻时只进行掩护战斗，不作坚守。”

此时，张家口成了诱敌的一个诱饵，如果不出意外，不但可以在运动中大量歼敌，甚至有可能粉碎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的企图。按照蒋介石的本意，他希望占领张家口的是他的嫡系孙连仲部，他并不愿张家口落入与他存有隔阂的傅作义之手。聂荣臻在制订保卫张家口的作战计划时，也注意到了利用这一矛盾。蒋介石必须拿下张家口，除了军事上的目的之外，还有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做铺垫的政治目的。为此，当国民党军东线进攻部队受阻后，蒋介石把张家口划给了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

十月八日，情报显示，傅作义的主力部队出现在张北地区。这是一个惊人的消息，令战场危险突然而至。

张家口被明确地划归入第十二战区后，傅作义为了迅速制订作战计划，专门架设起电台测向仪器，根据无线电的方向和声音大小，得知了聂荣臻部主力的方位。他立即命令一部虚张声势东进，然后集中近两万兵力，避开聂荣臻部的西线设防地域，从集宁向东穿越了上百公里的大草原，以突然、迅猛之势袭击了张北。十月八日攻下张北之后，傅作义部主力直逼张家口。此时，张家口市区内多数人还不知道危险临近，更不知道张家口北面没有主力部队设防，因此晋察冀解放区的党政机关和大批物资还没有转移。

蒋介石给傅作义的命令是：十一日占领张家口。

没有史料证明共产党人撤离时张家口市内发生了混乱，多数史料几乎都记载十日那晚月亮高悬，月光如银。国民党军的轰炸机飞走之后，月光照耀着路上一连串的骡马大车，车上坐的是机关人员、医护人员以及伤病员，在他们的身边是钞票、布匹、药品、盐巴、罐头等生活物资。

当时，有一群外国记者目睹了共产党人在张家口的撤离。他们对这个“面积和人口相当于一个波兰”的城市能够在敌人逼近的时刻平静地撤离感到十分惊讶。“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地进行，毫不慌乱”。有的记者在这个城市里定制了一些信笺和皮大衣，居然发现在隆隆的炮声中工人们依旧在为他们从容地制作。记者们看见有人从容地把“漂亮的蓝地毯和缎被子”卷起来，装车的时候大家还在唱八路军军歌。告别的时候，共产党干部与外国记者们一一握手，并平静地告诉他们“张家口很快将变成一个战场了”。等机关撤离完毕后，聂荣臻乘坐一辆吉普车离开了张家口。最后撤离的是教导旅官兵，时间是十一日上午九时，跟在他们身后冲进张家口的是傅作义的四个师。

张家口受到进攻的第二天，周恩来曾向马歇尔提交了一份备忘录。

张家口被国民党军攻占之后，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梁漱溟绝望地说：“和平已经死了！”

到一九四六年年底的时候，全国各解放区在国民党军的猛烈攻击下大片失守：长江以南的苏中解放区和豫皖解放区已全部沦为敌后；晋冀鲁豫解放区先后丢失四十六座县城；而张家口和承德地区一系列县城的丢失，不但使关内与东北地区的联系被完全截断，而且令共产党人的中枢——陕甘边区的侧后出现了巨大的威胁。在蒋介石看来，战场态势已经十分明确：共产党军队处于节节败退、处处被动之中，东北的林彪，山东、华中的陈毅和粟裕，华北的刘伯承和西北的彭德怀，都已经被压缩在狭窄的区域里，只要继续实施猛烈的进攻，把他们切割成若干小股，然后赶进荒僻地带予以消灭，似乎已经不容置疑。

于是，在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的那天，蒋介石不失时机地给予了中国共产党以政治上的最后一击：宣布召开国民大会。

按照一九四六年一月国共在政协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国民大会必须在内战停止、政府改组、训政结束、宪草修正完成之后才能召开，这是国共通过谈判达成的重要政治原则。现在。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等于否定了以前所有和谈的成果，等于宣布与共产党人在政治上彻底决裂。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大会开幕。

马歇尔拒绝出席开幕式，因为他“不希望在人们心目中被看成是附和国民政府对待国民大会的方针”。而司徒雷登以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出席了开幕式。国民大会的混乱程度连司徒雷登都感到惊讶：“孙科博士作为临时主持大会的人，不能控制同时争着说话的人以维持大会秩序。代表们显然被西方新颖的麦克风所吸引，抢着发言，用武断的口气提出离题的问题。诸如争取妇女平权、蒙古自治、主席团内增加西藏人名额等等。他坐在前排，不时地向执行主席传达提示条子。”会议设置了五十五个主席团名额，国民党占了四十六个，剩下的九个名额中五个留给中共，四个留给第三党派。

此时，周恩来已率领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返回延安。

马歇尔与蒋介石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告诫蒋介石：在最近举行的谈判中，我和司徒雷登博士发现，已经不可能使共产党相信国民政府的善意，甚至不可能使他们相信我们自己的公平正直。……据传，军事开支正消耗着国民政府预算的百分之九十……一旦财政崩溃，国民党就将陷于危险境地，而共产主义的蔓延将获得肥沃的土壤。

马歇尔最后着重提醒蒋介石：

共产党军队已经是一只大得不容忽视的军事和社会力量，……我认为在这个国家面临一场彻底的经济崩溃之前，国民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把共产党摧毁。

蒋介石对马歇尔的回答是：政府“有信心在八个月到十个月的时间内消灭共产党的军队”。

马歇尔彻底绝望了。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上午，马歇尔从南京乘飞机离华返美。当朝鲜半岛上战争进行到尾声的时候，马歇尔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是这个世界著名的奖项第一次授予一名职业军人。获得了这一奖项之后的一天，他在办公桌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授予十名军队

将领以元帅军衔的情报，之后马歇尔说：“这十个中国共产党人我认识其中的七个。”

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在冬季寒冷的风雪中，马歇尔认识的这些共产党将领正率领着他们的部队撤向更加偏僻的乡村。

战争就要全面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