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苦，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最苦。西北野战军兵力约四万五千人。

陈毅过去曾有个疑问，为什么中央在一九四七年夏秋间的来电中常常表扬西北野战军？“好像中央对华野领导颇有不满，特意抬高西北压华东似的”。但是，一九四八年一月，当陈毅辗转到达陕北杨家沟之后，才明白“西北野战军是作战条件最苦的一个野战军”。

西北野战军以数万兵力对付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所承受的军事压力可想而知。但是，为了配合陈谢、陈粟和刘邓三路大军出击外线作战，彭德怀还是决心不顾压力把胡宗南的部队尽可能牵制在陕北。彭德怀选择的作战方目标是向北攻击榆林。依据榆林守军的防御部署，彭德怀攻击榆林的兵力达八个旅又两个团，总计约四万五千人，几乎是西北野战军的全部兵力，同时已是榆林国民党守军的三倍。

邓宝珊想不到共产党军队会攻击他，他认为自己是共产党人的朋友。邓宝珊，甘肃秦州直隶州（天水）人，十三岁父母先后辞世，十六岁即到伊犁从军。一九一〇年成为同盟会员参加了辛亥革命，后参与国民军西北军的组建，直奉战争中已升任师长。一九二四年，李大钊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开始在国民军中活动，邓宝珊自此收到共产党政治主张的影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与共产党人邓小平、李子洲都有来往，与国共联军政治部主任、后任工农红军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更是有着深厚的友情。一九三二年，邓宝珊出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面对省内武装林立、民生凋敝的景象，他决计整编军队，不扩一兵、专心生息、安抚百姓。由于军政成就显著，国民党元老于佑任、邵力子等人鼎立推荐他出任甘肃省主席，但因蒋介石对他猜疑很深未果，他被任命为陆军新编第一军军长，第一军的兵力只有两个旅。在整个抗日战争中，邓宝珊部队一直与共产党人的陕甘宁边区保持着和睦相处的关系，他本人还多次到延安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晤谈。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邓宝珊从西安返回榆林途中来到延安，因偶感风寒在延安停留半个月，毛泽东给他送去了十张狐皮让他做件大衣。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日，邓宝珊接到了彭德怀部主力正向榆林挺进的情报。他笑着对同僚们说：“共产党对榆林还用得着这样大的兵力？他们真的要进攻榆林也不一定要使用武力嘛。”邓宝珊确信共产党不会攻击榆林，如果真的要进攻，至少事先也会和他打个招呼。但是，情报连续到达，而他并没有接到共产党方面的任何解释。邓宝珊感到了一种严重的不安。——他不愿意和共产党打仗，但又不能不备战了。

八月五日，西北野战军逼近榆林。情况真的严重了。邓宝珊召集了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外围据点，集中兵力固守榆林城。八月七日凌晨，榆林已被包围。

蒋介石飞到了延安。国民党军的最高统帅以占领者的姿态进入共产党人的“巢穴”，这一事件在国民党方面看来极具象征意义。于是，接到蒋介石来延安的指令后，胡宗南立即忙碌起来。飞机在西安与延安之间往来多次，洋瓷脸盆、澡盆、马桶、沙发、钢丝床、山珍海味、西餐用具以及西餐厨师等等一应俱全地被运抵贫苦的延安。八月七日上午，“美龄号”专机在延安简易机场内尘土飞扬的跑道上降落，蒋介石被安排在延安最好的边区外交宾馆里。

彭德怀部对榆林的攻击，令蒋介石深感不安。

到达延安的当天下午，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了旅以上军官军事会议，专门研究出兵增援榆林的问题。胡宗南表示接受这一作战任务，但他强调了两点困难：一是目前正值雨季，汽车运输补给困难；二是要集中主力与彭德怀部决战，咸榆公路的守备就会兵力不足，长途运输补给将面临危险。蒋介石当即表示，空军把运输机集中在西安机场，为作战部队进行空投补给。他要求胡宗南不要担心补给问题，尽快按照国防部的意图拟定作战计划。晚上，蒋介石单独与胡宗南再次研究了榆林作战问题。当胡宗南说此次共军打榆林的真正意图，也许是准备在米脂以北伏击我增援部队时。蒋介石说，今后陕北作战，不必再强调稳扎稳打了，要用急进猛打的战法，弥补以前与共军作战显露出的缺陷。蒋介石告诫胡宗南：“陕北为主要战场，为匪之首脑所在，如不肃清，后患无穷。本令七月底肃清，现延长一个月，八月底定须肃清。”

第二天一大早，蒋介石开始在延安城里转。没有人知道他此时此刻的感受。在枣园，蒋介石终于看见了他的对手毛泽东曾经居住过的那间窑洞，与当地农民的窑洞没有任何区别，门窗是没有油漆过的陈旧的木头做的，窑洞内墙面剥落，靠窗的那张榆木桌的桌面坑洼不平，简陋的床也是榆木钉起来的。窑洞外面的院子里有棵树，树下有个石凳，还有架纺线的纺车。随从告诉他，毛泽东的窑洞旁边和下面，是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等人的窑洞，这些窑洞无论外观还是内设都是一样的。尽管从一九二七年国共决裂开始，蒋介石就知道共产党人已被逼进了山林和乡村。毛泽东与他的部队面临危境、身处绝境的情报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可是，此时，面对破败的延安小城和这些近乎原始的窑洞，蒋介石还是感到十分震惊。他无法想象毛泽东何以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保持着旺盛的斗志，有效地指挥着他的军队在全国的战场上与政府军对抗，并且能在这样的桌子上把文章写得尖锐刻薄而又文采飞扬。蒋介石回到边区外交宾馆，审定了胡宗南送来的作战计划后，当天就离开了这个让他心绪不宁的地方。

这是蒋介石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延安。

蒋介石离开延安的时候，榆林城墙上每一个垛口都悬挂起一只装满炭火的铁丝笼子。邓宝珊奉命固守待援，而他面前的榆林城已是烟火缭绕，满城通明。然而彭德怀部攻击两日后，榆林仍未打下。八月十一日中午，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榆林非急攻可下，而钟松仍有可能迅速增援，似宜决心暂停攻城，集结部队，准备于十二日夜或十三日打钟松……”可是，彭德怀已无法执行这个部署，因为钟松的三十六师绕过彭德怀预设的阻击阵地，其先头部队已经接近榆林。

钟松，国民党军整编三十六师师长，整编三十六师是国民党军嫡系部队的主力，下辖三个旅，每个旅三个团，全部美式装备，兵力达七万之众。三十六师以极快的行军速度长途跋涉，从榆林以北长城之外的沙漠地带绕道，于八月十二日到达距榆林不足十五公里的苏庄子、天鹅海子一带。

彭德怀对榆林的攻击以及围城打援的设想，都因三十六师的迅速机动和出其不意而失去战机。

十二日黄昏，彭德怀下达了从榆林撤围的命令。钟松进入榆林城，邓宝珊设宴款待。榆林失利，给毛泽东带来了危险。

就在钟松的三十六师迂回榆林的同时，刘戡率第一军和第二十九军主力全力向绥德、米脂推进，虽然目标依旧是寻找毛泽东的行踪，但其行动已对位于无定河与黄河之间的西北野战军后方机关和野战医院构成威胁。毛泽东要求彭德怀立即控制归德堡与镇川堡之间无定河两岸。一直盼望毛泽东在持久的军事压力下不得不东渡黄河的胡宗南，立即被贺龙、习仲勋率领的中共西北局、边区政府、野战军机关和野战医院强渡黄河的行动迷惑了。尽管大雨倾盆，但是通过电台测向，空中侦察和地面侦察，黄河上共产党人的庞大队伍确实在顶风冒雨地渡河，这一情景令胡宗南兴奋异常。他认定彭德怀北攻榆林不克，损失巨大，只有掩护着毛泽东一行东渡黄河，以免被歼。于是，胡宗南立即命令第一军军部指挥第一师守备绥德，第二十九军以及第一军九十师向葭县（佳县）急促推进，同时命令钟松的整编三十六师由榆林向镇川堡方向前进。三十六师刚刚进入榆林城，官兵因为长途迂回跋涉，极度疲惫，原本打算在榆林城内休息几天。但是，胡宗南要求他们迅速从榆林南下的命令到了，并说将派飞机给三十六师运送给养。三十六师于十四日上午从榆林出发了。出发前，从西安飞来的四架飞机投下了一些因为天气炎热而发酸了的面饼，对于一万多人的三十六师来讲这无异于杯水车薪。钟松把补给的希望寄托在各旅团留下来的辎重营和运输队上。钟松命令他们接收到胡宗南空投的补给之后立即追赶部队。钟松不曾想到的是，胡宗南答应的补给直到他的部队被全歼也没有运到榆林。

此刻，指挥着百万大军的共产党中枢在国民党军的追击和围捕下，其颠沛之艰辛与危险，是当时各个战区的共产党将领以及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军将领无论如何都难以想象的。——毛泽东的这段历史往事之所以令人感叹，是因为当这一小队人马在荒凉的山谷间由于命悬一线而来回转移之时，毛泽东仍旧指挥着分散在全国各个战区的共产党军队作战，而且，各战区的共产党将领不断地听到毛泽东发出“蒋介石很快就要完蛋了”的呼声。为了保密，他们的代号由“三支队”改为“九支队”。

八月一日晚，毛泽东到达靖边县青阳岔，这是自离开延安后毛泽东第二次来到这个村子。住了一夜之后，第二天在闷热的天气里继续赶路，到达横山县的小水沟村。这是一个贫苦的小村子，因为窑洞很少，大部分人睡在了露天。毛泽东住进村长李文运的家里，战士们在李家的石炕上支起一扇门板给毛泽东当办公桌。但是，刘戡部队很快就接近了，于是再走。下雨了在一个叫石湾镇的村子里弄了点饭吃，没来得及烘烤一下衣服。就接着向肖崖则村方向行进。刘戡的部队始终跟在后面，毛泽东刚离开火石山，刘戡就进了村；毛泽东刚离开石湾镇，刘戡跟着进了镇。这个国民党军将领总是能在毛泽东睡过觉或者歇过脚的窑洞外摆出姿势留个影。八月三日，到达肖崖则村时，毛泽东已浑身湿透，鞋里灌满了泥浆。听说刘戡的部队在石湾镇宿营了，毛泽东说：“那好，我们也陪他住下吧。”他和周恩来挤在农民李俊成的窑洞里睡了一夜。第二天，走到子洲县的巡检寺村，寻找住处的人还没回来，毛泽东一行人就在雨中等着。这时候，西北野战军攻击榆林的战斗打响了。毛泽东盼望着攻击榆林的得手消息，但最终传来的是三十六师从北面的沙漠绕路增援，攻击榆林失利的报告。西北野战军从榆林撤退的那天，毛泽东一行急促地离开了黄家沟，因为他们必须赶在国民党军队之前渡过无定河，通过绥德城。在泥泞的路上走了大半夜，到达无定河边，一座九孔大桥横跨在河上，当时还有民兵守着。过桥之后，毛泽东听说要炸掉大桥，表示不同意，他说刘戡要用这座桥就让他用，他是暂时地用用，我们可是要永远地用。抢在刘戡前面通过了绥德城，八月十四日，毛泽东一行到达米脂县的井家坪。

这天，三十六师离开榆林，开始全速南下。

局势陡然间危机四伏：黄河以西，无定河以东，南北约二十公里，东西约三十公里，在这样一片狭长地带内，毛泽东已处在国民党军十几万兵力的南北夹击之中。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提出了攻打三十六师的设想：“钟松本早在榆林接受投粮，估计本下午可能向南走二三十里，明日必向镇川前进，其目的是占米脂。刘戡五个旅十六日上午可到绥德。明日集中八个旅打钟松于归德、镇川线以东以北山地是好机会，不知部署来得及否。”这时西北野战军主力正集结于榆林东南、沙家店西北地区。北面是沙漠，东面是黄河，西南面是无定河，虽然回旋的余地很小，但正处在三十六师南下的必经之路上。彭德怀当日回电，决心打三十六师。但是，富有作战经验的钟松并没有走鱼河堡至镇川堡的公路，而是改走无定河西岸，绕过了彭德怀预设的伏击阵地。共产党官兵眼看着国民党军从河对岸走了过去，无法展开攻击。

为了摆脱危险，九支队决定继续转移。原定的路线是渡过无定河向西，再次返回小河村一带，绕到敌人的后面去。但是，连日大雨，河水暴涨，无法徒涉，又没有找到船只，无奈之下只好向东北方向转移。毛泽东疲惫之极，但坚持不坐担架。在陈家岔住了一晚之后，第二天过乌龙铺，继续向东。雷电交加，白昼如夜，到达葭县西面的曹家庄时，百姓已睡，不便打扰，战士们把毛泽东安排在一个无人居住的破窑洞里，毛泽东立即召集会议。战士们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避雨。都说这里离黄河很近，看来很可能要过黄河了。但是，刘戡的部队已从乌龙铺出动。九支队立即再次上路。黑暗中只能借助闪电的光亮辨路，耳边是山洪暴发的隆隆声响。黎明时分，毛泽东到达葭芦河边，原来细小的水流现在已是一片汪洋，根本无法通过。河的两侧是高山，后面是刘戡的追击部队。毛泽东和任弼时商量了片刻，决定向西北方向前进，那里是绝壁山峰。毛泽东挥挥手说：“咱们上山！”汪东兴嘱咐战士上山不要留下任何痕迹。毛泽东说：“不用不用，竖块牌子，上面写上‘毛泽东由此上山！’”山顶上有个小村庄，叫白龙庙。毛泽东往石头上一坐，说：“不走了！就在这里休息，等敌人上来，打他三个钟头再走不迟！”站在这里，可以看见远处的葭县县城，刘戡追到葭芦河边仍没找到毛泽东的踪迹，于是架起大炮开始猛轰葭县县城。

八月十八日清晨，九支队继续转移，雨下得更猛，天像漏了一样。下山的时候，被洪水推着走，大家挽着手，免得被水冲走。下到山谷里，向北走到葭芦河上游，找到河面相对较窄的地方开始架浮桥。警卫战士在湍急的河水中几次架桥都没有成功，毛泽东坐在河边石头上低头看文件，山顶上白龙庙方向枪声密集，是后卫部队与追击的敌人打上了。汪东兴建议将毛泽东设法弄过河去，毛泽东不愿意。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浮桥终于架成了，周恩来在桥上来回走了几趟，然后让毛泽东过河。毛泽东坚持让机要人员、电台和文件先过，自己最后才上了桥。他刚一过去，轰隆一声，浮桥被洪水冲垮了。

形势所迫，对国民党军整编三十六师的作战，将决定共产党人在陕北的命运。彭德怀决心集中主力，趁钟松与刘戡两部的夹击之势尚未形成，利用三十六师一字排开孤军深入的时机，坚决迅猛地***两部之间狭窄的缝隙，在沙家店地区伏击三十六师。

大雨滂沱。四野汪洋，山洪暴发，向预定战场开进的官兵步履艰难。更严重的是部队已断粮多日。西北野战军之所以兵力很少，与中国西北地区无法养活大军有关。

八月二十日，彭德怀发布歼敌动员令：

彻底消灭三十六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开始；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为着人民解放事业，继续你们无限勇敢精神，立即消灭三十六师，活捉钟松，号召你们本日黄昏以前胜利完成战斗任务！拂晓，攻击在瓢泼大雨中开始。

乌云低垂，大雨时断时续，天昏地暗之中，共产党官兵的攻击异常凶猛，一六五旅各团没来得及筑起工事，共产党官兵已经冲到眼前了。钟松不断地催促一二三旅赶快靠拢，可就是不见一二三旅的影子。战斗持续到黄昏时，一六五旅待援无望已斗志全无，官兵在泥泞中跑得满山遍野都是，共产党官兵忘记了肚子空空，大叫大喊地追击着，喊声和雨声混合在一起，让钟松听起来毛骨悚然。天黑了，钟松终于意识一切都完了。他和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脱下军装，换上早就准备好的老百姓的衣服，在大雨和黑夜的掩护下成功逃脱，但是他的部队彻底垮了。

沙家店一战，西北野战军毙伤国民党军三十六师两千余人，俘虏四千余人，总计六千余人。西北野战军伤一千四百三十五人，亡三百七十九人，失踪二十五人，总计一千八百三十九人。

沙家店战斗在危急的情况下扭转了西北战局，基本改变了西北战场上的敌我形势。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一行亲临沙家店战场，毛泽东对官兵们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