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淮海战役总前委常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中原野战军副政治委员邓子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致信在淮海战役中光荣负伤的所有伤员：

伟大的淮海战役，自十一月七日开始以后，在第一第二两阶段当中我们已经歼灭了蒋匪军正规军三个兵团部，十四个军部，三十六个整师，连零碎团营被歼灭的，加上山东保安旅共折合四十一个师还多。现淮河以北广大地区，除杜聿明所率之邱清泉、李弥两兵团残部，正被我包围聚歼在永城东北的狭小地区很快将要全部歼灭外，已无匪军踪迹，淮海广大地区获解放……

你们都是淮海战役中负伤的，而极大多数又都是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围歼黄维兵团中负伤的，蒋匪的第十二兵团——黄维兵团是蒋匪最精锐兵团之一，现黄维兵团已经全部被我歼灭，这对于争取淮海战役的全部的胜利，有极重大的意义。你们不论是进攻中负了伤或阻击中负了伤都是光荣的，你们奋不顾身的英勇杀敌，以至光荣负伤，是值得全军敬佩和广大人民敬佩的……我们当前的任务是消灭当前蒋匪军，争取淮海战役的全部胜利，并准备继续向前进军，消灭淮河以南的敌军，打到南京去，消灭江南地区的敌人，争取在一年左右根本推翻国民党统治，把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望你们安心休养，遵守院规，早日痊愈，重回部队，更光荣伟大的胜利在等待着你们……

同伴们都已返回南京，年轻的美国记者西默·托平还是决定独自深入淮海战场。他从国民党军蚌埠卫戍司令部的一个军官那里搞到一张通行证——那个军官“根本无暇关心一个疯狂的美国人的行踪”。蚌埠城里的一位神父找来两个铁路工人做他的临时挑夫，铁路工人急于返回陷入战场中的老家看个究竟。新年过后的第二天，西默·托平身穿一件美军绒面夹克，戴着一顶黄色的绒线帽子，向淮海战场的腹地出发了。他们很快就进入了“无人管辖地区”——从蚌埠向北，过了淮河大桥和一个名叫曹老集的村镇，便无人能说清前面广阔的地区由谁来维持社会秩序了，那里是淮海战役巨大战场的边缘。国民党军逃兵和土匪们混杂在一起，在“无人管辖地区”肆意抢劫村民和行人，常常会因为一件并不值钱的东西杀人越货。西默·托平好容易走出这一带，随即落入民兵手里。他无论如何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农民们都站在共产党一方，而且农民们表现得如此理直气壮，他们拦住他的时候手里拿的是美式汤姆森冲锋枪，一见到他就喊：“这是坏人！”——“留着庄稼茬的褐色田野由于疾风被吹成了一个个小雪堆而变得斑驳有致，一簇簇草顶或瓦顶的土坯房构成了一个个小村落”。西默·托平被带到村子里的民兵指挥部，身边的铁路工人一个劲儿地解释“他是一个美国记者”，他把早就准备好的一封用中文写的信拿出来，信中说明了他的身份和他要去解放军那里采访的目的。民兵们根本不相信。他只好又拿出两年前他访问延安时与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一起吃饭的照片，气氛这才似乎缓和了一些，可扣押他的民兵们还是一脸茫然，因为他们都不识字或是识字不多。民兵们为了显示自己是有战斗力的，自豪地说，不久前他们配合解放军把国民党军第六、第八兵团赶跑了，迫使他们退回了蚌埠。西默·托平这才醒悟到自己已经置身战场：

许多已经腐烂的士兵尸体仍抛在野地里尚未掩埋，任凭成群哇哇叫的黑乌鸦和村狗撕拽着。国民党军队留下的狭长掩壕和散兵坑仍四处可见。村边精心栽植的一些柳树当时为了构筑火力开阔地带也被砍倒了。村民们正在制作土坯，准备修复和翻盖被炮火摧毁的墙壁和屋顶。我们还看到成群的国民党伤兵被北面的解放军释放后，正一瘸一拐走在回南方老家的路上。

民兵们拍着胸膛告诉美国人：“农民现在成了土地的主人，地主老财们已经完蛋了。”西默·托平终于感受到他早就有所耳闻的土地改革的威力。在共产党人控制的区域里，所有的村庄都进行了这一翻天覆地的运动，共产党领导的工作队分成小组深入到农民中间，讲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农民为何受到的盘剥，然后把最贫苦的农民组织起来与地主清算土地财富——黄维平原土地肥沃，但是，地主占有绝大部分土地，而且地租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有些豪绅还采取暴君的方式，指派打手对那些交不起租子的或还不起高利贷的农民进行毒打，地主强迫农民做长工或抢去他们的女儿做丫头或小妾来抵债的事情屡见不鲜。在南京，委员长高谈三民主义；但在全国，封建主义却肆意横行”。西默·托平曾过夜留宿的一个村庄里，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逃到长江以南去了，全村每个成年农民平均分到了二亩地——“国民党只注重城市，忙于打内战，毫不关心农民的疾苦。而毛泽东找到了乡村革命的原动力”。

在民兵指挥部里，西默·托平躺在装满高粱米的麻袋上过夜。早上，当他被爬到脸上的老鼠惊醒时，一位民兵给他送来了早餐：两只煮熟的鸡蛋、一块高粱面饼和一壶开水。

第二天，西默·托平在民兵的带领下继续往战场纵深走。一天一夜之后，他看见了一位解放军指挥官，西默·托平无法根据他的自我介绍确认其身份，因为解放军的指挥官没有任何军阶标志，可以说明身份的仅仅是他“仁慈友好”的态度。再往前，解放军指挥官拒绝了西默·托平深入战场的要求，他的证件、照相机和打字机等也都被拿走了，一个自称姓吴的副政委和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同他谈了话。吴副政委说，不能让一个美国人再接近战场核心了，因为“负不起这个责任”。西默·托平又在粮食口袋上睡了一夜，早上的时候，解放军给他送来的早餐是米饭、鸭蛋和开水。他再次对吴副政委表示，他并不在乎战场是否危险，吴副政委冷着面孔回答：“我们在乎。”然后，吴副政委毫无回旋余地命令他立即离开战场，他的最后一句话令西默·托平印象深刻：“你们美国人帮不了我们。”西默·托平走出屋子，向战场的核心方向望，原野空旷无际，天边阳光耀眼。

突然，一阵喧闹传来，原来村子里的一户农民在举行婚礼：

爆竹声中，喜滋滋的新郎把他的新娘引进了家门。由一头小毛驴和牛拉着的轱辘车是用红绸妆饰过的。新娘盘腿坐在车上，微微地低着的头上盖了一块绣花盖头，身上穿的绣花绸缎旗袍外面套了一件清朝式的大袖对襟棉袄。新郎则穿一件羊皮长袄，头戴一顶宽边汉帽。他们摆宴招待来客，农民们一边吃着馒头和喝着自制的白干，一边尽情欢歌。

这是一月六日，中国农历腊八。

在不远处的陈官庄战场上，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发起了总攻。

没有人知道这位青年农民为什么要在战火连天之时办理他的终身大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位幸福的年轻人一定是位刚刚分得土地的翻身农民。此时此刻，在这片土地上，翻身农民憧憬未来的欲望最为强烈，不远处隆隆作响的解放炮声在这些农民听来，宛如催生欲望的丰收锣鼓。

西默·托平睁大眼睛，为眼前同时演绎着新生与毁灭的历史瞬间，感到前所未有的惊异。

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的总攻部署是：

以十个纵队、二十五个师（旅）组成东、南、北三个突击集团。

东集团：孙继先司令员、丁秋声政治委员指挥的三纵、陶勇司令员、郭化若政治委员指挥的四纵、宋时轮司令员、刘培善政治委员指挥的十纵和袁也烈司令员指挥的渤海纵队共九个师，由宋时轮、刘培善统一指挥，负责围歼李弥的第十三兵团。三纵首先从东南方向发起攻击，得手后谋求与从北面发起攻击的一纵打通联系，打入邱清泉、李弥兵团的接合部，阻击邱清泉向东增援，保障从东面发起攻击的四纵、十纵的侧翼安全；四纵从东偏北方向突破后，向耿庄、秋庄、夏凹、胡庄、贾庄攻击前进，协同从北面发起攻击的渤海纵队和一纵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军和第五十九军残部；渤海纵队以一部包围陈阁，主力向王庄、孔楼、马庄、陈庄发展，协同一纵、四纵队作战；十纵首先攻占刘园、李庄、赵园，得手后主力一路向西发展，最后协同三纵、四纵围攻第十三兵团部所在地青龙集。

南集团：滕海清司令员、康志强政治委员指挥的二纵、张仁初司令员、王一平政治委员指挥的八纵、胡炳云司令员、张藩政治委员指挥的十一纵共五个师加三个旅，由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副政治委员吉洛（姬鹏飞）统一指挥，自南向北攻击李弥兵团。二纵一部攻占范庄、李明庄，协同八纵、十一纵作战；八纵一部协同北集团的九纵夹击刘集，主力攻占魏老窑、魏小窑后向陈官庄发展；十一纵在二纵的右翼，首先攻占徐小凹、李楼，而后向鲁楼、乔庄发展，协同东集团的三纵作战，并保障该纵的侧翼安全。

北集团：叶飞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的一纵、聂凤智司令员、刘浩田政治委员指挥的九纵、谢振华司令员、李干辉政治委员指挥的十二纵队共六个师加两个旅，由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统一指挥，一纵从北面发起攻击，首先攻占贾庄，而后向东南方向发展，与三纵打通联系，分割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协同四纵和渤海纵队围歼第八军和第五十九军残部；九纵以一部从西面佯攻，牵制刘集国民党守军，主力占领左砦、郭营后向王大庄、刘庄、赵庄发展；十二纵从西北方向发起攻击，协同一纵作战，并保障其侧翼安全。

战场外围堵截任务由鲁中南纵队、豫皖苏军区独立旅、两广纵队、野战军警卫团、冀鲁豫第三军分区基干团、十三纵、七纵、六纵等部队担任。

特种兵纵队除指挥各纵队炮兵团协同步兵作战外，直属重炮被编成四个炮群支援三个突击集团的作战。

中原野战军部队集结在宿县等地休整，同时担任战役总预备队。

一月六日十五时三十分，华东野战军的三个突击集团，在三十分钟的炮火准备之后，连续爆破突击，向杜聿明集团的纵深防御阵地发动了总攻。

九纵首攻郭营便投入了大兵力，著名的“潍县团”，即二十七师七十九团以及八十一团一营、三营和师特务营一部，并配属了四辆坦克。猛烈的炮火准备后，攻击部队开始爆破作业，七十九团一营迅速扫清外围工事，随即突破国民党守军前沿。八十一团一营二连突入后，直插郭营村东南角，截断了敌人的退路，然后主力正面突击，分割围歼。两小时之后，郭营守军第十二军一一二师三三六团被全歼，上校团长杨英华以下七百人被俘。

一纵三师攻击夏庄至夏砦间的地堡群，守军是邱清泉兵团第五军的四十五师。首先向地堡群实施爆破的，是特务连二排副排长庄德桂率领的四班。特务连经过之前的一系列战斗，全连只剩下十几名老同志了，刚刚补充进来的全是解放战士。而庄德桂排长率领的四班，八名战士中只有两名老同志。庄德桂按照事先侦察好的路线，带领四班爬到距地堡群三十米的地方，然后他向身边的两名战士发出了前去爆破的命令。但是，这两名解放战士你看我、我看你犹豫不决，庄德桂抱起一只炸药包冲了上去，随着猛烈的爆炸声响，前沿的鹿砦被炸开一个大缺口。四班突进去，占领了一线的一个地堡，里面的二十多名守军把枪扔出来投降了。但是，当四班向二线地堡攻击的时候，一颗子弹打中庄德桂的右眼，他重重地跌倒在地上。几名解放战士扑过来抱住了他，随后跟进的二排长柴文德冲过来，要把庄德桂抬下去，庄德桂说：“干部少，新兵多，我不能下去！”他用纱布抹了抹脸上的血，托着十几斤重的大炸药包向前面的一个大暗堡爬去。国民党守军发动了反冲击，庄德桂用手不断地抹着从眼睛里流出的血，当他爬到大暗堡前面的壕沟时，敌人已经快冲到跟前了。庄德桂把大炸药包往前一推，拉响了导火索。剧烈的爆炸声中，敌人的残肢被裹在灰黑色的硝烟里飞上天空。奄奄一息的庄德桂抓起一颗手榴弹，缓慢地向另一座地堡爬，没爬出多远就一动不动了。解放战士几乎都站了起来，边冲锋边呼喊着：“兄弟们！咱们豁出去了！上呀！”

八纵攻击魏小窑村，守军第七十军三十二师九十六团不断发动反击，两军僵持了好一阵。接近黄昏的时候，八纵重新发动攻击，一连四班长姜起禄和副班长李德傅炸开了守军野外阵地前的鹿砦，指导员高荣木带领二班和八班扫清几座地堡，部队开始向村内发展。三排副排长朱佐亭率领的突击队动作迅速，二线碉堡里的守军还没来得及反应便成了俘虏。二班长孙景成带领战士杨尔侨、杨贵亭和解放战士向春恒、黄希平冲向了村子东南守军的地堡群，他们把母堡的门口堵住，迫使里面的十几名敌人投降，然后顺着交通壕继续搜索追击。当他们冲到一个巨大地堡的门口时，听见里面有人在喊：“不许后退！”孙班长断定这就是守军的指挥所，于是塞进去一只点燃了导火索的炸药包。爆炸声响过之后，里面有人哭喊着：“缴枪啦！别打啦！”几十名国民党守军举着双手出来了，其中有九十六团副团长尹洪义和二营长林禄昌。

十一纵官兵攻击李楼之前，已经把交通壕挖到距守军很近的地方，他们不断地喊：“老乡！投降吧！马上就要总攻啦！”李楼里的士兵答：“后面督战队的机枪架着呢，要攻就赶快攻，不然我们想过去都过不去了！”十一纵的攻击准备炮火刚刚延伸，突击队就冲到了敌人的阵地前沿。“赶快跑！八路上来啦！”一部分守军官兵开始往后跑，却被老兵拦住了：“要吃饭的就别跑！”混乱中，十一纵的爆破组在前面连续爆破，根本不理会战壕里惊慌失措的敌人，后面的战斗很快就变成了抓俘虏的追击。国民党守军在空旷的田野上跑得到处都是，十一纵官兵们边追边喊：“别跑啦！赶快过来开饭吧！”

夏庄守军是第七十军一三九师四一六团。叶飞指挥的一纵二师四团二连在西北、四团八连在正北、六团二连在东北、五团五连在东南，不同方向的攻击同时发起。攻击前的重炮轰击令二师官兵十分鼓舞，因为夏庄村里的地面建筑物和六个制高点全被炸塌。接着，一发烟幕弹爆炸了，这是步兵攻击开始的信号。四团二连的爆破班是八班，四个爆破小组直扑三个暗堡，三声爆炸几乎同时响起。副班长李会福抱着一个三十多斤的炸药包，把夏庄西北角的一个大碉堡炸飞了。八班战士计划连续爆破十包炸药，炸到第九包时，冲击的道路已经被打开。六团二连七班的爆破也很成功，爆破手冲上去的时候，国民党守军把枪全扔在战壕里，跑到地堡里躲了起来，七班的爆破手收缴这些枪支后冲着地堡喊：“不出来就炸了！”这时，纵队的延伸炮火已经把守军的退路封锁，突击排在指导员王兴记的带领下冲入夏庄。王指导员身上三处负伤，浑身是血，但手中的驳壳枪仍高高地举着。后续部队相继冲进村，突击排迅速包抄到村庄的后面，把一群正在逃跑的敌人堵了回去。王兴记和排长蔡兆洪、副排长王成任每人带领几名战士守住村口的几条小路，决心不让一名敌人跑出去。四班长韦求和被炮弹炸倒了，脸上全是血，苏醒后他顺着交通壕也爬了上来，守住了一条小路的路口。战斗结束后，当他被抬下战场时，对指导员王兴记说：“我正在争取入党。”

在支援夏庄作战的炮兵连中，名叫坂本贤介的炮兵教官被流弹击中。坂本贤介是日本东京人，儿时随父亲来到中国，曾就读于上海。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日本地下反法西斯组织——日本反战同盟会，不久却被强征入伍。他积极在日军中进行反战宣传，并为中国军队提供战场情报，最后被日军当局判处死刑。押送刑场的途中，他被新四军部队救出。抗战胜利的那一年，坂本贤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的一员，先后参加了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战役。他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娶了一个名叫蒋荷菊的中国姑娘，在浙江义乌生的孩子取名为“义生”。在攻击夏庄战斗开始的时候，他指挥四门火炮抵近前沿，以直接瞄准的方法实施精确射击，夏庄国民党守军的六个制高点全是被他指挥的火炮击毁的。他的阵亡令官兵们十分悲伤，官兵们把他的遗体擦洗干净，为他穿上了一身新军装，运到义乌县隆重地埋葬了。坂本贤介的墓碑上刻着他的中国名字和他的生卒纪年：蒋贤礼，1913年——1949年。

陈官庄战场沉寂多天之后的猛烈炮击令杜聿明猝不及防。

“士无斗志，一击即垮，东西两面许多阵地被解放军突破。”

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身负重伤，副军长邓军林即刻升任军长。

在杜聿明的请求下，国民党军空军派来飞机向华东野战军各个方向的攻击部队进行猛烈轰炸和扫射。

但是，华东野战军的攻击强度未见减弱，邱清泉兵团“南北阵地各部队纷纷告急”。

陈官庄临时机场上空飞来一架小型教练机，飞机给杜聿明送来了迅速突围的命令，同时要接走负伤的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飞行员彭拔臣送完命令，看着高吉人被抬进机舱后，正准备起飞，却发现他的驾驶座位被另一位军官占据了。彭拔臣说：“教练机不能多带人，你占了我的位子，谁来开飞机”那位军官说：“老弟，将就一点，快起飞吧！”彭拔臣说：“这无法将就，请你让开！”于是那位军官自报家门，说他是徐州“剿总”办公室主任、陆军中将郭一予——“中将还不配坐飞机吗？还不够资格吗？反正我有坐飞机的资格，谁能把我怎么样？要不，大家都不走好了！”这时，飞机外面的一些高级军官和家属们开始大吵大闹，有的说要坐大家都可以坐，有的说管他是什么中将把他拉下来。正争吵不休的时候，解放军的炮弹打到机场来了——“我急得满头大汗，心想再飞不走交不了差，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屁股坐在中将的腿上，推动引擎起飞。谁知有个倒霉的‘剿总’总务处上校科长黄绍宽，挤在飞机的推进器旁边偏没有走开。推进器一转动，他的手臂断了，腰上裹的金条和银元也被打得满天飞舞，推进器也发生故障不动了。解放军的大炮又打过来，一颗炮弹恰好命中飞机左翼，机尾机脚都受了伤，再也飞不动了。那些瞎起哄的人一哄而散，机场上连警戒兵也跑光了。那位瞎耍赖的中将也早已不知去向。只有高吉人因为跑不动在飞机上干喊救命。哎，太乱了！太不像话了！”最终滞留在战场上并被俘虏的飞行员彭拔臣，事后一想起那个情景便怒不可遏。

总攻发起当日，华东野战军各突击集团先后攻占夏庄、何庄、窦凹、李楼、魏小窑、郭营、李明庄等十三个村落据点，歼敌近万，其中俘虏国民党军第七十军九十六师副师长田瑞生、第五十九军一八师参谋长何觉哉以下约七千余人。

七日，华东野战军各攻击集团继续向陈官庄纵深阵地突进。

这是杜聿明集团崩溃的前夕。

在包围圈的各个方向上，攻防双方的战斗进入最艰苦的阶段，随着华东野战军攻击部队的迅猛***，国民党军的整个防线开始支离破碎。

在没有任何隐蔽物的原野上，陈官庄守军据守的每一个小村庄都被炮火夷成平地，在燃烧的树干和飘散着烟灰的瓦砾中，国民党军官兵不知所措。老兵们把军官逼在战壕的角落里，商量着是投降还是继续打下去，新兵们紧张地听着老兵与军官的对话。此时，老乡关系成为将他们维系在一起的唯一因素，安徽籍士兵跑了很多，湖南籍士兵和湖北籍士兵们正在选一个领头的，以便逃跑的时候有人带着，或投降的时候有人交涉。最后，如果老兵们和军官一致认为投降是最好的出路，就立即让军官去和当面的解放军联络；而如果老兵们和军官决定打下去，他们就朝着家乡的方向磕几个头，然后壮着胆子说：“撂倒一个够本，撂倒两个赚老子一个！”

随着攻击向陈官庄核心防御阵地压缩，攻击村落据点的战斗呈现出两种极端的状态。有的村落据点，解放军的攻击刚一开始，国民党守军就举起了白旗，成群的国民党兵排成队从战壕或地堡中走出来，然后就开始要吃的要香烟。解放军官兵对不听招呼的国民党兵大声呵斥着，让他们在规定的地方坐下来；指挥员们忙着请示上级，因为前面村落里的情况连国民党军官兵都说不清楚，他们不知道该不该继续攻击。而另一些村落据点，华东野战军攻击部队从上午打到下午，就是打不下来，不知道被围已久的国民党军哪来的那么多炮弹，前沿的冲击道路被猛烈的火力严密封锁，派上去的爆破组伤亡严重，发起冲击的连队也伤亡严重。当一种淡黄色的烟幕升起来的时候，冲击中的官兵们突然感到呼吸困难，双眼什么也看不见，他们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毒气弹是什么，烟幕下官兵全都倒在地上痛苦地滚动着。这一瞬间，战场一片死寂。

七日黄昏，李弥兵团部所在地青龙集被突破。

入夜之后，战斗进入僵持状态。

一纵攻击到距陈官庄不远的河堤附近时，三师多次强攻，仍然无法突破敌人的防线，而河堤拿不下来，就无法进一步割裂邱清泉与李弥两兵团间的联系。三师调整了部署，投入了预备队，经过与守军的反复争夺，终于有一个营突上河堤，占领了一段长约两百米的堤埂。但是，立足未稳，国民党守军便发动了反击，双方在河堤上开始残酷的白刃战。肉搏之中，国民党军的飞机疯狂轰炸，然后，淡黄色的烟幕又升起来了。坚持在河堤上的解放军官兵用湿手巾掩着口鼻，战至最后全营只剩下十几名官兵，但这两百米长的堤埂依旧在手。

十一纵的谭连长奉命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摸上去，在当面敌人的后腰部占领一块阵地，以便在主力再次发动攻击的时候，切断国民党守军的退路。谭连长在夜色中找了很久，才发现敌人的两个据点之间，有一条“抗日沟”——抗战期间当地军民挖的交通壕——他决定从这里摸上去。谭连长刚进了“抗日沟”，就被国民党守军发现了，大约有一个排的兵力扑了上来。一排副排长王斌带领二班顶上去，几支汤姆枪猛烈射击，把守军压在地上动弹不得。谭连长命令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开始挖交通壕，冻土很硬，铁锨铮铮作响，官兵们大汗淋漓。谭连长在阻击的二班和挖交通壕的官兵之间来回跑，一边跑一边喊：“既然上来了，咱们就不退了！死也死在这里！”

在谭连长的南面，一支突击队已经打到敌人的阵地前，官兵们占据着交通壕的两端，一面阻击守军的反击，一面清扫交通壕里的残敌。两端带头的副班长都对身后的战士们表了决心：“负伤了也要完成任务！”但是，向交通壕里摸索的时候险象环生。副班长黄发礼突然被两个敌人抱住，黄发礼喊：“是自己人！”趁敌人犹豫的一瞬间他开了枪。前面，交通壕里挤着几十个敌人，一个戴着皮帽子的军官冲过来把黄发礼的枪抓住了。黄发礼说：“别误会！我是一营三连的！”皮帽子问：　“刚才谁打的枪？”黄发礼说：“不知道，可能是后面！”手电筒照了过来，皮帽子看见黄发礼一身国民党军军装，放心了——黄发礼，一个小个子战士，一个多月前他还是黄维兵团里的士兵，在运河附近被俘虏后没几天，他就参加解放军投入了包围杜聿明集团的战斗，虽然身上的军装还没来得及换，但是他说“自己的立场早就换了”。趁敌人松懈下来，黄发礼突然一个信号，后面的战友一起冲过来，数支冲锋枪猛烈扫射，交通壕里顿时乱成一片，然后就是寂静，敌人的尸体把交通壕塞满了。“去向连长报告”，黄发礼说，“我们占领了这段交通壕，等天亮了，就让主力从这里冲进去！”

李弥跑进邱清泉兵团的防地，第九军也放弃阵地向陈官庄防线跑了过来。邱清泉和李弥的部队拥挤在一起，引起了巨大的矛盾。杜聿明规定，突围的时候，两个兵团轮流当前锋，先由邱清泉兵团发动攻击，李弥的部队担任掩护；然后，李弥兵团越过邱清泉的部队继续攻击——“更替跃进，突出重围”。

邱清泉在指挥部里把第十二军一一二师师长于一凡骂了一顿，说他的三三六团在郭营被歼灭，三三五团在左砦投降，而这两个团的损失影响了整个战局。于一凡抗辩说：“我是一个师，却担负着一个军的防御正面，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谁能维持下去？”邱清泉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向于师长下达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命令：“你坐飞机回南京去暂时休息一下，我给总统打电报！”于一凡顿时愣住了——谁不想赶快想脱离战场？但是，此时此刻，这一奢望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于是他用异样的眼光看着邱清泉，觉得眼前的一切都不怎么真实：是不是邱司令官的脑子出了什么问题？

邱清泉已经没有了平日不可一世的狂妄，他被眼前国民党军“一泻千里的崩溃”弄得惊恐万状，“终日呆坐在敌我态势图前垂头丧气”，不断地自言自语道：“真正崩溃了！真正崩溃了！”七日晚上，参谋长李汉萍发现邱清泉喝得酩酊大醉，蒙着头睡在床上什么也不闻不问——“我恐怕当晚崩溃，向他请示办法。他怒气冲天地说：‘让他崩溃好了！’”

八日，美国记者西默·托平还没有完全走出战场。身后的炮声似乎减弱了，他问身边的护送他的解放军战士：“炮火已经停止，徐州守军是否已经完蛋？”“是的”，解放军战士肯定地回答，“杜聿明就快完蛋了。”

西默·托平在一个村庄里与解放军官兵一起享用了一顿猪肉和米饭——“寂静的黑夜似乎都变得鲜活起来，到处都能听到士兵情绪高昂的歌声。每一位共产党战士看来都粗略地了解淮海战役的总战略以及来年夏季将在长江上展开的下一步行动……我凝视着夜色，豁然觉得明智起来。我明白我们错过了作出重大抉择的岔路口，毛泽东走的是他的革命道路，而我的国人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条路。我现在意识到，美国人与共产党人自由交往的时刻已不复存在。在延安，不再会有友好的宴会和气氛和谐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辩。毛泽东正致力于他的革命事业，任何外国人——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俄国人，都无法左右他的方向。”

西默·托平走到另外一个村庄，他遇到了一个“自一九三六年以来一直在解放军的队伍中任职，这期间只见过他妻子和家人一面”的干部。这位干部在西默·托平的笔记本上写道：“为了民主，为了自由，为了幸福，我们愿和我们的美国朋友一起战斗到底。”签名是“田武昌”——因为没有写明职务，因此，无论是西默·托平还是今天的我们都无从查明这是否是个真实姓名，一个猜测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给部队起代号时，通常喜欢借用中国大城市的名字。

心绪复杂的年轻的美国记者已经喜欢上了纪律严明的解放军官兵。他很愿意让充满好奇心的他们摆弄他随身携带的照相机，并按照官兵们的请求现场操作了他的那台英文打字机，然后不厌其烦地回答解放军官兵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一位年轻的步兵战士问及有关自助餐厅的问题”让西默·托平着实吃惊。无法得知提出这个问题的士兵，他是从哪里得知世界上还有“自助餐厅”这种代表着悠闲富裕生活的东西的，也无法得知这个士兵如何在身处战火之时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的。最终，这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的自信令西默·托平震惊：“等全国解放了，再过二十年，我们也将有自助餐厅！”

八日夜，陈官庄战场上，已经被压缩得非常小的包围圈的四周，到处都是挖战壕的声音，铁锨镐头在月光下闪着光亮。华东野战军官兵决心把战壕一直挖到国民党军残存部队的眼皮底下。

四连一班副班长杨金堂二十二岁，他身材高大，平时身上总是两支枪。这几天他害了眼病，两眼肿得像两只铃铛。班长让他下去休养，他说不要紧。晚上，任务来了：四连以一个班的兵力，用迅猛的战斗动作抢占距敌二十多米远的一座大坟包，并且坚守住，掩护全营挖战壕。一班争取到了这个任务，杨金堂带着三名战士上去了。刚往前爬出不远，敌人就发觉了，机枪子弹打过来，杨金堂的手被子弹打穿了，脖子上也被子弹擦着直流血。连长爬上来问他行不行，他让连长赶快去指挥挖战壕，不用管这里。敌人很快发起反击，在爆炸的火光中，杨金堂脖子上的血冒着热气。击退敌人的反击后，身边的三名战士都因负伤被抬了下去，阵地上只有他一个人了。月亮渐渐向西倾斜，杨金堂的半个身子已经麻木，脖子上的血结成了冰块。在意识逐渐丧失的时候，他不断地提醒自己要坚持住，他的汤姆森枪依旧在“咯咯”地响着，当面的敌人始终抬不起头来。战壕已经挖到距当面守军仅三十米的地方，那边杨金堂的汤姆森枪突然不响了。连长派人上来一看，昏迷了的杨金堂右手扣在扳机上，左手握着一颗烈性手榴弹。黄淮大平原上又一个寒冷的黎明来临了。

以陈官庄为中心，在杜聿明集团最后龟缩的几座村落的四周，华东野战军官兵决心要把他们脚下的土地挖个底朝天，无数条战壕向着国民党守军最后的阵地前沿一寸寸地接近。在凛冽的寒风中挖掘了整整一夜的官兵知道，战壕距离敌人的前沿越近越好，那样等冲锋号响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会从战壕里一跃而起，端着汤姆森枪瞬间冲到敌人面前——那个敌人最好就是杜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