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我身边都是摩登上海女郎

1我的外婆是外公的二老婆，据说出身不是特别体面，是吃青春饭的。曾经有外号叫“铁面观音”，因为她从来不笑，的确，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她的笑容。据我妈说，我外婆年轻时候的风格是她永远在旗袍的扣眼里放一球新鲜的茉莉花，每天都换。解放后，我外公从香港回到北京，外婆就带着我妈从上海搬到北京。开始，他们住在东四八条的朋友家，等我出生的时候就搬到史家胡同的四合院了。我不记得外婆穿旗袍，可能是那时候她老了，也不记得她有茉莉花，但是记得她是全胡同最特别的一个老太太。首先，她留非常短的头发，每一根都整齐地背到脑后面，没有一丝乱发。她穿的衣服永远是素的，没有花的，颜色永远是各种调子的黑、灰和咖啡。她对料子非常讲究，夏天当然是各种丝绸裤子和中式衬衫，冬天是呢子的裤子和中式外套，有时候外面还穿一件缎子的棉背心。外婆人很瘦，个子不高，年轻的时候她剃过眉毛，老的时候也天天自己拿镊子整理一番。我至今还有一套我外婆梳妆用的银具，每一件都是精雕细刻。一共有五件，有一个镜子，一个胭脂盒，其他的几件是干什么用的我也搞不清楚了。我从小有个感觉，外婆是个很讲究的人，她喝茶永远用一个小的紫砂茶壶，凉白开永远是放在一个小铜壶里面，夏天我渴了，拿起壶来对嘴喝水总是要被外婆训一顿，她永远把我的错误归结为保姆和北方人。

我小时候的衣服都是我干妈做的。如果当时有时尚刊物我干妈可以当服装编辑。她天天研究什么百褶裙、背带裙、连衣裙、卡腰、下摆、袖子的收口等问题。每个周末她的到来都是十足的一场时装秀，她每次都穿得不一样，衣服都是她自己做的。干妈特别喜欢高跟鞋，手提包的颜色和鞋的颜色永远是搭配的。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是我的干妈，可能她家里和我外公有关系，她就像我的形象设计师，每周都带新衣服来，都不一样，都是她的设计，也是她自己缝的。衣服带来我就得换上然后还要摆姿势，拍照。有时候外婆高兴了就请所有人去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吃冬菜包子，或者去新侨吃西餐。

2除了外婆、干妈，还有黎姑姑和夏姑妈。黎姑姑叫黎明辉，是上海上世纪30年代的影星，据说她由于唱了一曲叫《毛毛雨》的歌走红。解放后就当了幼儿园阿姨。我四岁的时候，父母再不能忍受我在这些30年代摩登女郎身边鬼混，死活要把我送幼儿园。外婆先是不同意，后来妥协了，条件是我只能在黎姑姑当阿姨的幼儿园待半天，这样不会染上太多的北方人的坏毛病。

夏姑妈是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女人，天天小酒喝得高高的。她是巴黎回来的，所以也非常讲究穿，在我的记忆中她比外婆要洋气，头发烫成大波浪，也是一丝不苟地捋到耳朵后面。她有很多特别好看的皮包，都是发亮的。我小时候很想跟她要一个她的皮包，可是每次鼓足了勇气走到她房门口，她都会拿着酒瓶子冲出来，“咚”的一声把我吓得半死，然后她自己大笑着，抱着酒瓶子回屋了。每当这些干妈、姑婆们给我新衣服，我都要穿出来，然后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评论，还必须让我照相，照相的时候还要摆各种各样的姿势。从某种意义上我是这些摩登女郎的时尚发泄点，60年代已经不能随心所欲地打扮自己了，而她们的一生唯一的嗜好可能就是打扮自己，然后把自己像一碟精美的小菜一样贡献给她们的男人。解放后，她们已经不能在大街小巷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时髦亮相给广大革命群众，我这个关在大四合院里的女孩儿，正好是她们的一个时尚发泄的小玩具。

3我发现我妈妈是个大美人是她调到外交部，从湖北干校回来那一天。那天我去火车站接她，在她从月台到车站的隧道中走出来那一刻，我有一种由衷的自豪，因为我发现我母亲身边似乎有一个光环，她比别人都亮。至今她的光环犹在，当她走进一个房间，她就是中心。我妈妈的美比上海那些摩登女郎要含蓄得多，我当然更喜欢我妈妈这种风格。我妈妈那时候都是穿很严肃的制服，而且颜色很深，但是我记得她总是有一件非常好看、颜色鲜艳一点的衬衫或毛衣穿在深色制服的里面，露出一点点鲜艳的领子。其实我妈妈是很简单的一个人，我小时候从来不记得妈妈涂脂抹粉，和那些上海老女人比起来，她朴素得多了。到了70年代，妈妈已经是外交部部长夫人的时候，她的美容用品也不过只有檀香肥皂、友谊牌擦脸油和美加净牙膏。我记得妈妈出国带回来吃的、小人书，从来不记得她买什么口红之类的东西。

小的时候我身边的男人也都不逊色，我外公永远是中山装或中式的马褂。和我外婆一样，他所有的衣服都是好料子做的，我爸年轻时候真是一个帅哥，他对吃、穿都有上海人的感觉，就是经济再不景气，也是非常非常体面的。我爸爸至今打扮得非常得体，从来不穿恤衫，只穿衬衫，而且是烫得笔挺的衬衫，裤子永远有裤缝，皮鞋贼亮贼亮的。

总而言之，小时候我身边都是漂亮人。

41966年，“文革”开始了，我身边的摩登女郎一个一个开始失踪了。

干妈是第一个，也是印象最深的。我记得那是一个瓢泼大雨的夜晚，我已经睡了，但是听见外面客厅有很多慌张的声音，就起来偷看。从门缝里我看见干妈抱着外公哭，哭得特别伤心，她的头发乱成一团，脸上什么化妆都没有，我几乎都认不出来是她了。过了一会儿，大人们好像给她拿了一些东西，然后她就走了。第二天，我问外婆干妈怎么啦，她只是说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多问。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再见到干妈。后来才知道，她就是在那个狂风暴雨的夜晚离开了北京，偷偷地跑到香港去了。

“文革”以后夏姑妈的酒喝得越来越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外婆就把她送回湖南老家了。只有黎姑姑还经常来家里，但是她们已经没有打扮我的雅兴了。

我忘了是“文革”的哪一段，我妈居然开始在家自己琢磨怎么做衣服。她学会了如何量体、剪裁和缝纫。我们家为此还添了一台蝴蝶牌缝纫机，我把缝纫机当玩具，学会穿针引线，还把说明书当小人书看，看丢了挨了一顿骂，我妈扬言要打我，我跑到外公身后躲起来，外公还吼了我妈几句，说你小时候我没打过你，你现在也不许打妞妞。此事至今是我妈证明我从小被娇生惯养的重要依据。在60年代和70年代，人是不能讲究穿的。妈妈总是想办法非常小心地把我和她自己都打扮得漂亮了。我还记得的确良料子出来的时候我妈在百货大楼抢购到一块特别好看的粉色格子的料子，她给我和她一人做了一件衬衫。但是她怎么也配不着好看的扣子，最后终于托人买到了透明有机玻璃扣子，如获无价之宝，全部钉在她的衬衫上了，不给我钉的原因是怕我丢，为这事我也至今耿耿于怀。

1970年我外婆去世了。这是我童年的一个句号。同一年，我妈妈走后门把我塞进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念英文，当然是为了我的前程考虑才这么做，可是我那时候9岁，不太理解这一切，只是觉得我的好日子没了。

1970年外附招生是要查三代的，必须是红到根上的工农兵子弟，我纯属于混进去的。我和别人的不一样把我自己也吓一跳，那时候我连公共厕所都没有太用过，在史家胡同小学的时候，我外婆叫我不要在外面撒尿——脏，憋半天，回家再撒。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我根本不会用蹲坑厕所，只会用抽水马桶。这真是很晦气的事情，每次撒尿都会走偏，撒到裤腿上，被同学们笑死，真没见过9岁还不会撒尿的小孩儿。

我小时候几个摩登女郎精心培养的服饰美容意识大概在半年内就被彻底革命化了。在我学会用蹲坑后的不久就开始改变我所有的服装。要穿军装，要白衬衫蓝裤子，要穿解放鞋和军鞋，裙子、皮鞋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律扔掉。1973年，我的无产阶级时尚意识刚刚稳定，我妈妈再一次为了我的前程，把我送到纽约。就这样，在短短12年里，我的“时尚观念”从30年代上海摩登到“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又到了70年代纽约嬉皮。

从此以后我彻底乱了，也就不想了。

相貌与出身

相貌和出身是每个人无法选择的，一点儿没脾气，就靠运气了。我的相貌实在没走好运，任何看我不顺眼的人都可以拿我相貌开涮；我的出身好像被照顾了一下，连说我“痞”也要在前面加上“名门”两个字。可是我倒是觉得老天最照顾我的就是没给我相貌；最损的就是给了我这“家庭背景”。

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我长得很难看是10岁左右的时候。那还是上世纪70年代，我妈妈带我去北京饭店理发，这在当时可是一件大事情，因为北京饭店只有外国人和高级干部才能进去。我妈领着我走在长长的、有红地毯的走廊里，两边的服务员都说：

“哟，这您的女儿啊？”

“她可没您漂亮！”

“她怎么一点都不像您！”

“您可比她漂亮多了！”

“她可太不像您的女儿了！”

“是不是医院里搞错了？！”

“她怎么长得这样？真没您好看，你看那脸！”

说得我进了理发店就嚎啕大哭，我妈问我为什么这么伤心，我说他们都说我没你好看，我妈和理发员都哈哈大笑说，是啊，你就是长得没你妈好看。

lesson1：实事求是

还有一次，也是70年代，我妈妈有一件的确良衬衫，粉色和桃红色格子的，特别好看。我一直等着我妈淘汰下来我穿。终于这天到了，我发现我家保姆把原来特别好看的小花有机玻璃扣子换成了普通的白扣子。

“为什么换扣子？”我问她。

“你长得没那么漂亮，”阿姨说，“有衣服就可以了，连扣子一起给你，就糟蹋了。”

lesson2：别把自己当美女打扮，越这样越不招人疼

以上两次对我都还是有伤害的，后来就习惯了。我最喜欢讲的“丑小鸭”故事是我大学毕业不久的事情。

我那时候刚工作，在上海买不着机票，托我妈妈跟上海民航局打招呼，因为她认识当时上海民航局的局长，据说原来是给大首长开专机的飞行员。这招还真灵，局长秘书当天晚上就把机票送过来了。第二天早上，我捧着本侦探，坐在候机厅的地上等飞机（那时候没那么多板凳坐），那局长秘书突然出现在我眼前，一把将我揪起来，说，你怎么坐地上，真不体面，我们局长来看你啦！

我立刻站起来，掸掸屁股，人还没站稳，局长的鼻子离我的下巴已经不到一寸了。

“你就是章含之的女儿？”说话时他两眼睁圆了瞪着我，而他语调的大拐弯充分表示了他的诧异和对我相貌的不满。

“嗯。”我答道。

“太不像你妈妈啦！”他声音大得整个候机厅都听得清清楚楚。

“谢谢您帮我买的机票。”我说。

他很无所谓我对他的感激，摇着头转身走了。走的时候还很失望地自说自话道：“没啥看头，没啥看头。”

lesson3：爱谁谁

经过这些锻炼，我的脸皮已经很厚了，骂我丑真太不稀奇了。倒是侯小强有一次给我发短信，居然以“美眉”相称，我冷汗吓出来，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了，他骂得够狠的。总而言之，我这非常不招人待见的相貌帮我建立了我的个性和人格，英文就叫characerbuilding（人格建立）。

我的出身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家里人念过点书，出过点名；钱不多，够花；离权势不远，但是不够小心。我们习惯夹着尾巴活着，当大人物中的小人物，挨骂知道低头不语，半句好话就受宠若惊。

我知道我们家有“地位”是从5岁开始，因为没人跟我玩。我家是独门独院一个大红门，所有住着大杂院的人家都怕孩子到我们家玩受欺负。后来我外婆亲自出马，做了点“公关”，邻居家的大人才让小孩到我们家来玩儿。

11岁的时候我特别风光，大操场的喇叭里经常有这样的广播：“……毛泽东主席接见……在座的有……章含之……”我的老师总是有求于我，从买扑克牌到亲戚调工作。我记得有一个特别殷勤的女老师，有一次看我回家，小跑过来把自己刚排了两个小时的队买的一条鱼送给我，给你妈妈的，她说，一定代我问她好。我16岁的时候我妈妈和乔冠华都被隔离审查，用现在的话就是双规了。同一个女老师，看见我往地上啐口吐沫，白我一眼说，四人帮爪牙。她从来没教过我，也没求我办过事情，所以至今我不知道她的姓名，但是她的脸我铭记在心。

我写东西是认真的，我相信我有读者，但是所有报道都不会放过我是谁的谁，我再怎么努力也摆脱不了“她有名是因为她的家庭背景和前夫”这么一句话。

写到这里都不知道怎么收尾，本来是高高兴兴地说说长得丑，结果是郁闷地讨论我的家庭背景。只能说，老天真是挺公平的。

不平凡的历史烙印

朱伟文

因为创办《华夏记忆》，我进入了洪晃的家庭环境。当时创办《华夏记忆》的想法是要挖掘记忆的财富——中国历史的各种各样个人记忆其实都是一种财富，但好像大家都越来越不珍惜记忆而只看重实际。为表达这种思想，我要了点点《红色回忆录》中1966年回忆她父亲罗瑞卿的首发权，约张承志写了《饥饿的记忆像一根金属线》、莫言写了《毛主席逝世那一天》、余华写了《医院里的童年》、李欧梵写了《美国六十年代》。而洪晃帮我拉她妈妈写了《史家胡同51号》，她自己则写了《纽约空降红小兵》。

洪晃家——史家胡同51号是个特别漂亮的四合院，从前院走进中院，敞亮，而其气派实在是这院子因为住过不平凡的生命而留下的那种不平凡的生气。我没有看到过洪晃姥爷在这个院子里的照片，但我能想见这所房子里曾经拥有过的藏书，洪晃妈妈说，那些书老爷子去世后都捐给国家了。我看到过现在这房里放着的乔冠华在葡萄架下与洪晃妈妈开怀大笑的照片，据推测，那应该是“乔老爷”春风得意的年代。那时候他们都那么年轻，他们的笑又带来那样的一种美丽，美丽得让你的脚步走在这院子里都生怕惊动了什么。

一个太古老又承载过太多内容的院子，似乎到了晚上，这院子的历史才会更清晰地呈现出来。有客人的时候，正房门口的两个大红灯笼被点亮，月光和风在树叶上滑过的声音给这院子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洪晃妈妈的家宴这时候设在东偏房，家宴上总有她拿手的“赛螃蟹”与“八宝鸭”。那是一种令人感动的精致，这精致与这院子在一起，构成了一种这家庭无论遭遇什么周折都值得骄傲的东西——有许多东西被改变了，有许多东西不能改变，历史不过是它周围盘旋的浪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