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练车都是去圆明园的旧址，那时候那里没有旅游点，真是一片废墟，我们骑累了就坐在被八国联军推倒的汉白玉柱子上聊天，我爸爸喜欢问我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然后他会叹口气说，我研究了20年美国经济，还不知道信用卡长的什么样。

我去美国自费留学是我爸爸给我联系的，对于我没有上大学他不仅不高兴，而且还有些内疚。那时候北京大学经济系有个叫欧文·巴尼特的访问学者，他是纽约州立大学newpalz分校的，我爸爸通过他给我弄了一个奖学金，我就第二次自费留学去了美国。

我在newpalz上了大一，学期末我爸爸也到美国来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富布赖特奖学金学者。我没有跟我爸爸抱怨任何学校的事，但是我爸爸却看出来我不喜欢newpalz，他问我为什么。我告诉他宿舍里的人都吸毒，而且经常三四对男女在一个宿舍过夜，没人好好念书。我爸爸没说什么，没过两个月，帮我在瓦瑟大学找到一个奖学金，我就转学了。

那年我爸爸回国换肾的时候我写了一篇东西，大概最能说明我爸爸的性格和我们的关系。他那时候在我身边，所以写出来的文字比我这种半夜三更的回忆更加能够把他写活，因为我爸爸是那种需要你体验才能知道他的魅力的人。

我爸爸的逻辑

今天是3月8日，我爸爸的生日。我爸爸是个乐天派，就是在“文革”最艰苦的时候，他都能从生活中找到乐子。记得有一年秋天，他从江西干校回到北京，晒得特别黑，我们大家都心疼他这个旧日的上海公子怎么成了农民，而他却高兴地操着上海口音的英文，装成巴基斯坦人，跑到外宾供应站去给我们买了好多大虾吃！还笑呵呵地说：“要不是晒这么黑，谁会信我是巴基斯坦人！”

以下文章在书里登过，但是由于这些天比较忙，没来得及写新的，等哪天闲点，把我爸的故事好好给大家讲一下，他真的是个非常可爱的父亲，虽然也有点“非正常”。

我妈妈说，我身上的坏毛病都是从我爸爸身上继承的。

也的确是，我爸聪明不用功，我也是；我爸好吃，好抽烟，不注意身体，我也那样；我爸结过三次婚，我也整整三次，还在比他小得多的情况下，就把这三次都结完了。

我爸爸退休前是在北京大学教经济的，据他的学生说，他能把经济讲得生龙活虎，据他的同事说，他就是学术文章不好好写，所以别人都当头版头条的经济学家了而他老人家却退休了。

“文革”时期，我爸和我妈离婚以后交过一个女朋友，两个人吹了之后她去领导那里告我爸，那时候想整人就提“作风问题”。一整一个准儿，再加上我们家老爷子又是离过婚的人。

领导找我爸爸谈话说：“老洪啊，你怎么犯这种错误呢？本来都要让你复课教学生啦。”

我爸闷头不说话。

领导又说：“老洪啊，干校的苦你还没受够吗？你要是再受一次处分那可就又得回干校了。”

我爸听了有点动心了，大概干校挺不是人待的地方，于是笑眯眯地对领导说：“那我怎么办呢？”

领导看我爸有悔改的意思，就比较高兴，建议说：“老洪啊，这么着吧，我和党委再说一说，你就跟这个女的结婚吧，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啦。”

我爸一听，连想都没想，就说：“那就算了吧，我还是回干校吧。”

领导没有见过如此不知好歹的，气愤地问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不顾全大局的决定，我爸理直气壮地解释说：“你想想，她没结婚就这么整我，那要是结婚了，还得了！”

就这么着，我爸又回干校放了几年鸭子，前一阵子，我爸爸住进了朝阳医院换肾，他乐呵呵的，开刀的前一天晚上居然和我后妈一起下馆子吃饭，然后又去看老朋友，气得我骂他们两个人怎么都这么不懂事，然后把他们赶回了医院。

开刀的当天我们都坐在医院里等候他的体格检查结果，手术大夫来了，身后跟着心脏科主任，他们说我爸的心脏不好，做手术有一定的风险，要他再考虑一下，然后又把我和我后妈叫到走廊里，仔细地解释了一遍。我后妈立刻眼泪汪汪，不知所措地回到房间问我父亲是否坚持做手术，我爸斩钉截铁地说：“做，做，做，要不然什么好吃的都不能吃。”我告诉护士我爸爸坚持换肾的原因，她们都笑了，说：“这是什么逻辑。”

我爸爸的逻辑就是这样的，他算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活得比较自在的一个人。我曾经向他抱怨，认为父母离婚让我这辈子不能愉快，他开导我说：“其实你自己活好了就行了，干吗老想父母的事儿。”那时候我才15岁，别人都说这句话好不负责任，我倒是觉得，这句话救了我，以后我真的活得挺好的。

所以我还是挺高兴继承我爸的逻辑，虽然毛病多了点，但是总而言之还是活得挺自在的。

史家胡同51号

我的关于过年的所有记忆，都在史家胡同51号。至今，我心里的家还是史家胡同51号。

我外公在的时候，过年最有意思的事情是躲在他的太师椅后面看所有来拜年的人，我记得很清楚，有各式各样的人。有个老头，像电影里面的地主，穿着大马褂，外面还有个棉背心，头上顶着瓜皮帽，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老爷子印象特别深，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学者，“文革”的时候被斗死了。

我记得更清楚的是我的干妈，小时候我的衣服都是她做的。干妈姓周，她每次来拜年都要带好多好多衣服，每件都是她亲手给我做的。她就是个上海太太，嫁了一个很有钱的人家，那时候就她的花样很多，烫了个蜜蜂窝的高高的头发，穿着很紧身的花棉袄，一扭一扭地走到外公面前说：“章老爷子，晚辈给你拜年了。”每次我干妈这身打扮都能把外公逗笑了。大概解放后这种女人实在太少见了。

“文革”的时候，史家胡同51号是最热闹的，这里成了很多人的避风港，大部分是我爸爸的家人，有我小叔叔，一个北大数学系的高才生，学校武斗了，他就躲在51号陪我外公聊天，给我讲小人国的故事。我6岁那年，大人允许我和他们一起熬夜，我就逼着小叔叔给我讲了一晚上的故事，一直到他讲着讲着自己睡着了。后来，小叔叔被分配到贵州去了，他是老三届，我们想了各种办法不让他去，好像都不行，因为他大学毕业了，要服从分配。小叔叔从史家胡同走的那天是阴天，我跟在他屁股后面哭哭啼啼的，拉着他的衣服边儿。他昂首挺胸，背着一个军用书包，我爸爸走在他旁边，帮他拎着一个旅行袋，不时地拍拍他肩膀，安慰他两句。我们就这样从史家胡同51号走到北京火车站。

慢慢地，人都走光了，新年也越来越冷清、凄凉了。我外婆是在1970年新年后过世的，所以那年的春节，可怜的外公一个人躺在床上，只有阿姨给他端点年夜饭，其他人都到医院里去陪外婆了。年三十那天，外婆精神非常好，年夜饭的年糕还吃了不少，大家都觉得她也许马上就能回家了，结果没几天，人就没了。大夫说，年三十晚上是回光返照，说老人走之前经常会有一天特别好，为了和亲人最后聚一下。那天晚上，医院破例让我们在外婆的病房里支了一个她最喜欢吃的菊花锅。

外婆走了之后我也被送进了寄宿学校，平常就我外公一个人在家，一定非常寂寞。之后，外公身体不好，记得那时候基本上是在北京的医院过年，我们做好了饭菜，拿棉被包好，带到医院病房和外公一起吃年夜饭。我那时候很胖，但是巨能吃，家里人都不许我吃，只有外公，躺在病床上说：“让妞妞吃嘛！”

1973年，外公去世了，我9月份去了美国，史家胡同51号院就成了乔部长的家。据说那些年间的春节，51号又热闹起来，回到我小时候那种气象，来拜年的能踩破门槛。那年头没有大款和老板，所以部长是非常值钱的，不像现在，说什么北京的部长能拿箩筐装。但是那几年我不在，我1977年夏天曾经回来休假，可以体会当时史家胡同51号的盛况。我家旁边的55号是外交部宿舍，一天回家，突然从那院儿里出来一个阿姨，手里拎着一筐苹果，冲到我的面前，死活要把苹果给我，嘴里说着：“问你妈妈好，问乔部长好！”

但是不到一年，我就在51号过了我这辈子最惨的一个春节。1977年“四人帮”倒台后，乔冠华的部长被撤职了，他和我妈妈都被隔离审查，就是现在的“双规”。我妈妈被关在老外交部楼里一个储藏室里面，乔冠华被一个12人的学习班关在史家胡同后院，我从半个高干子弟一下子变成了整个“四人帮”爪牙的后代。春节前，驻联合国的使馆把我们从美国人家召回来，告诉我们一周内回国，我知道是因为我家里出事情了，其他四个孩子多少是陪我回去，因为其实我们在美国的学习还没有结束。我们春节前回到北京，外交部没有让我去找我父亲，而是在史家胡同的前院把司机的房间腾出来让我住，让我也好好交代问题。回来以后他们轮流找我谈话，问我知道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错误，我说不知道，这绝对不是我犟嘴，或者有斗争意识，只是我那时候是个16岁的孩子，除了觉得这些大人完全像美国电影里欺负人的恶霸，对其他事情都毫无概念。后来，这些问话就越来越不友好，再后来，干脆把我外公的图章、烟枪、部分书画，我妈妈的照相机、录音机都摆在我面前，以命令的口气说：这些东西我们没收了。至今这些东西没有还给我们。这天是1978年农历的腊月二十九。

第二天大年三十，我跟学习班的人要求去见我父亲，他们笑嘻嘻地说：去吧，去吧，随便去。你又没被隔离。我问他们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我父亲在什么地方，他们都哈哈大笑，说：你还以为你是高干子弟，我们得替你找你爸！之后，乔冠华带来的保姆梅阿姨就差我出去买点虾，她说不管怎么样，是过年，她想给乔部长做点好吃的。再说，作为“黑帮”子弟，我也应该学会干点活儿。

我拿着供应本跑到东单菜市场，已经快关门了。但是还是买到了点虾。走到家，大红门关着，我使劲按铃，就是没人开门，我开始喊，还是没人。我突然意识到，也许“黑帮”子女在大年三十就是卖火柴的女孩，冻死在门洞里。我开始真的害怕了，坐在门墩上开始嚎啕大哭。最后是邻居杜大妈救了我，看见我哭，把我拽到他们家去过的年。

也就是那天晚上，杜大妈和她一家给我讲了乔冠华是部长的时候，51号有多少人来拜年。“多得吓人，比你外公在的时候多！”杜大妈说，“那好日子你可没赶上。”春节过了以后，我决定去找我父亲，或者干脆搬到杜大妈家去住，要不就去朋友家。我打好了包裹，从51号出来，真的没感觉我还会回来。胡同里，我又碰到那位苹果阿姨，她瞪了我一眼，吐了我一口吐沫，恶狠狠地说：“四人帮爪牙！”我的吃惊和半年前她塞我苹果的时候没什么不同。我开始长大了，开始懂得什么是中国的政治。

1979年春节前，我已经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了，那天是周六，我上中班，办公室来了一个女的，说是外交部的，找我。我两年没有回51号，更不想跟任何外交部的人有来往。所以对这个阿姨我态度很坏。她却很耐心地把我拉到一边，说：你妈妈回家了，乔伯伯也在家，快过年了，你回去吧。

“你是谁？”我问她。“我是你妈妈学习班的，看她的。但是现在我们俩是好朋友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马上回去，缓了两天，心情很复杂。后来那个阿姨又来了，说：你怎么还不回去？你妈难受死了，以为你不认她了，要和她划清界限。听到这个我马上回家了。

1979年的春节我们又是在史家胡同51号过的，那年特别热闹，因为我妈妈刚被放出来，所以大家都决定要好好过。我舅舅一家过来了，带着我的表哥和表妹，我们买了很多鞭炮，说要把外交部学习班的晦气用鞭炮赶走。几个小孩对东西的贵重毫无概念，拿了一个巨大的玻璃盘子放鞭炮，结果一个火花进了盘子，里面所有的鞭炮和盘子一起炸得粉碎。那年大人都心情好，没有骂我们。后来才知道那是基辛格送给乔冠华的礼物，是水晶的。

妈妈放出来之后，我只在51号住了两年，就又自费出国上大学了。当时去的是纽约州立大学，我妈妈还挺不高兴，一是我爸爸联系的，二是她觉得我应该上个好学校。可是我当时男朋友在美国，所以怎么可能听妈妈的劝，再等等出国，火急火燎地走了。

这一走就是5年，就在我大学毕业的前一年乔冠华去世了，我妈妈没有告诉我，我是在《纽约时报》上看见的。我往51号打电话，没人接，怕妈妈想不开，出事。后来才知道妈妈去南方在黄宗英阿姨家住了一阵子，51号对她来说也是很伤心的地方。

1985年，我读完大学，回来替外国公司做事情，又搬回51号陪妈妈住。那时候过年没有什么特殊的，只是亲戚朋友一起吃年夜饭，我家的菊花锅是每年都点的。大概最热闹的一年是2003年，那年我们答应了宁瀛导演，利用过年放假在我家拍了电影《无穷动》，这个年可以说是彻底没过，工作来着。但是也是我们为51号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留下了大量的影像素材。

几年前，我妈妈也在春节前过世了，我的朋友把我拉到海南过的春节，我当时非要抱着骨灰一起去，被朋友劝下。那年的春节，51号院里只有妈妈了。

我妈妈一直说，51号院也就到她这一代，而我也总是在想，这个院子对我最重要的东西我都有了，就是我的记忆，这个谁也拿不走。

爸爸的来信

妞妞：

最近老梦见我幼时的情景，回到我魂牵梦萦的上海老屋。这次我回上海从大哥处翻出不少老照片，寄给你看看。你是出生在外祖父家，对洪家的历史很陌生，特别是我父亲一辈你更不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