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艺术家都必须有“疯”的境界，这不是他们的追求，是无可奈何的处境，是不可预料的，因为“疯”和“想象力”之间的界线很难识别，只要你冒险去想象，你就可能跨过雷池，变成疯子，而当你清醒的时候，你对疯的焦虑、好奇、耻辱和愤怒，在房祖名扮演的儿子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他时刻在想我妈妈是伟大的、神秘的、不可思议的？还是一个彻底的精神病人？

性很有意思，是最幽默、最好玩的自我表现解剖。我不知道导演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将里面的男人变成了女人的猎物。这很容易就联想到姜文演员的身份。在他眼里，演员是一份职业，在我们大家眼里，他是明星、是影帝、是sexsymbol。不管他是否认可，这都是他演员生涯的成功赋予他的名声。从影片里面可以看出，这个黄秋生扮演的男人在莫名其妙地受到众多女人的追求下，颇为无可奈何。

枪似乎是姜文非常喜欢用的道具，这特点要是落在一个心理学家手里，比如弗洛伊德手里，那话就多了，男人和枪，枪和男人，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这一段里面很有意思的情节是唐老师（姜文扮演）带着一帮山里的孩子去打猎，讲述了一个男子汉和孩子们非常舒服、自然的感觉，姜文心目中的男子汉是一个和孩子无比亲密的男人，而其实，跟他的女人倒是有些疏远。

最后一段，梦，一开始有字幕标明：1956年。我觉得也许应该是2056年什么的。因为这一段讲的是希望。一个在绝境里面的人对生命的追求，一群无知的年轻人对未来的乐观，也许这是导演在不能当导演时，所有的反省和对未来的希望。所以我觉得这段是未来，不是1956年。希望永远是虚缈甚至荒诞的，因为没有人能掌握自己的未来。但是希望也是最灿烂的，没有希望我们无法面对现实，所以这一段是影片最荒诞而同时最灿烂的故事。

特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冲的表演，太棒了。她对林大夫这个女人的心理活动掌握得如此有分寸，在幽默同时又充分体现了女人发情时候的妩媚，是我看过的她最优秀的表演。

至于所有的报道，特别是看懂看不懂，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实话说，这不是给你简单讲故事的影片，《太阳照常升起》是姜文内心的一面镜子，看不明白很正常，因为影片没有给你标出：这是导演内心世界的字幕。而导演在威尼斯的反应也特别姜文——我都跟你掏心窝子了，你咋不明白？！

大部分导演拍电影是冲着你的钱包去的，这没什么不对的，我们需要娱乐。但是偶尔，有一个导演是冲着你的心窝去的，如果他还把自己的心窝也掏出来给你看，这就更难得了。《太阳照常升起》就是这么一部片子。

趁姜文回来之前，我赶紧把这篇博客发了，因为这是看完后的直觉，再聊聊，吃吃饭，这种感觉就淡薄了，写不出来了。《太阳照常升起》让我看到了平常看不到的姜文。

献身还是卖身

一年半以前，艺术家方力钧打电话来一说：“晃，借我你脑袋用一下吧。”“行，”我口答应，“干什么使？”“你够逗的，”他说，“别人都得先问问，再答应，你怎么先答应了才问！就翻个模子。”“行，就这么着。”这个对话过了不久以后，张欣打电话来说：“晃，听说你的脑袋要当艺术品了，老方把你脑袋要放在他的人头雕塑系列里面。”我心里美滋滋的，看看，看看，我的脑袋会变成作品，多了不起，但是嘴上却还假谦虚地说：“为艺术献身，为艺术献身。”

一般我们都认为，为艺术献身是非常伟大的事情，跟为革命献身差不多一样光荣，再仔细想想，只要是抽象的都可以为“献身”，但是任何实用的东西就是“卖身”了。比如可以为爱情献身，但是不能为爱人献身；可以为国家献身，不能为公司献身；可以为时尚献身，不能为出版人献身。后者全是卖身。而时尚类行业需要从业者本着献身的精神去干卖身的活儿，真可谓是可歌可泣。这劲儿不好拿，难怪这个行当还是能够得到广大时尚青年的仰慕。

方力钧的电话打完之后，一年半没有音信，我也就把这事情忘得一干二净，接着忙我那卖身求荣的时尚事业。突然，上个周末，老方又来电话了：“这周日行吗？”他问。“行，干什么呀？”我回答道。“借你脑袋翻模子。”他提醒道。“对对对，太好了，我以为没机会为艺术献身了。”我高兴地说。“你能叫上刘索拉吗？”他问，“我也想翻她的脑袋。”“没问题。”我一口答应，心想求刘索拉为艺术献身应该很简单，她已经习惯了。

谁知道当我问索拉的时候。她却非常谨慎，“怎么翻啊？”她问。“我也不清楚，就把你脑袋糊在石膏里面，好像。”“那不闷死啊。”她说。我想了一下觉得她说得有道理，又打电话询问了一下。回来跟她汇报说：“闷不死，给你鼻子孔里塞两根脉管，你能接着喘气。”“那万一脉管掉了呢？要多长时间？”我又被问住了，再打电话咨询，没想到献身这么复杂。“只用20分钟，你可以自己用手抓住脉管，不会掉。”我及时汇报道。“这么着，我陪你去，先看看。”她说。“为艺术献身得是熟人，不能随便献身，我跟方力钧不太熟。”

我想了想，觉得她这话极其有道理，献身只能献给熟人，不能随便献身，还是老艺术家献身经验比较丰富，不像我这种小商人，天天卖身，终于有献身机会就这么激动、草率。

周日我们到了中央美院雕塑系的工作室，进门时候看见艺术家庆庆已经在那里献身了。她脸上都是油，嘴里叼着一个脉管，脸上的表情太像马上要献身了，以至于刘索拉马上警惕地问：“她怎么用嘴叼着脉管，不是说插鼻子里面吗？”“她有鼻炎，用嘴更方便。”方力钧解释说。“啊？那不跟在水底下待20分钟一样？”索拉说。紧接着我们就看见三四个人开始往庆庆的脸上甩石膏，最后还把盆里剩下的全倒她脑袋上，她的脑袋变成了一个大白球，只有一根脉管从球里伸出来提醒我们这球里有个大活人。就这一刻，我开始有点害怕了，敢情这献身真是挺恐怖的事情。

过了20分钟，庆庆的脑袋从石膏中被解放出来，我和索拉赶紧问她什么感觉。“很恐怖，”她说，“跟被活埋了差不多。”索拉不说话了，我已经假装胆大坐在椅子上，脸上已经抹上厚厚的一层油了，我最怕被活埋，这时候我心里只是想，待会儿上石膏，我会不会吓得尿裤子？

石膏上来的感觉很奇怪，先是凉的，慢慢变热，甚至有点烫。石膏里面的世界很特别，听得见所有人的言语，只是没有办法参与，好像你已经死了，但是魂还没有散。

我终于从石膏里面出来，“不可怕，好玩！”我大声喊给索拉听。“真的？”她半信半疑。“没事啊，”我说，“你看，这不阿城和贾樟柯都做过了。”我指着旁边两个已经翻出来的脑袋说。索拉终于答应了，在大家还围着她泼石膏的时候，她突然紧张了一下，两只小手开始乱抓，由于她脸上已经被糊上石膏，什么都看不见，差点一手抓了一个裤裆，吓得这位老师连忙后退，我过去拉起她的手，发现她手里已经微微的有点汗水。

终于我们三个人的脑袋都被翻完了，索拉从模子里出来的时候，我对她说：“你说得对，献身只能给熟人。”她瞥了我一眼，说：“你终于知道不容易了吧？你以为为艺术献身是玩啊？”

我原来的确认为艺术家其实挺容易当的，不就是玩嘛。在我的脑袋被翻了之后我彻底改变了这个观点：艺术家不容易，献身其实比卖身要难。

姑奶奶逛公社（一）

我们有个姑奶奶俱乐部，大姑奶奶刘索拉，能唱会写，算是仙儿一级的艺术家；二姑奶奶宁瀛，除了拍电影和做意大利棒子面粥，其他的都不太专业；三姑奶奶查建英，笔名扎西多，是第一代美女作家，还是双语的；小姑奶奶张欣，做房地产大买卖，赚大钱，在北京延庆盖了个公社，因此而获得威尼斯艺术推动大奖；我是四姑奶奶，被大家称为“小商人”，以谁谁谁的谁谁谁著名。

2006年应该是姑奶奶们大喜的一年，大姑奶奶弄了个叫《红色女皇狂想曲》的歌剧，她比划着兰花指，哼着蓝调，从法兰克福到柏林，放倒一批男子，但都是外国的；二姑奶奶的电影《无穷动》三月上映之后，凭着长达三分钟的老女人吃鸡爪子镜头，吓死一批男子，都是中国的；三姑奶奶出了本回顾80年代的书，赞扬了一批老男子，肯定让这些老先锋们乐死；我开了博客，一不留神得罪了一大批男子，估计有那么一两个得气死。

各姑奶奶大出风头，原本应该一起庆祝，但由于我和二姑奶奶闹矛盾，小半年了，我俩谁也不理谁，闹得俱乐部无法聚会，眼瞅着就要散伙了。

也就上个周末，小姑奶奶张欣又有大事庆祝，她拿奖的长城脚下的公社二期终于竣工，多了一百多套房子，还有一个spa，你可以在躺着按摩的同时享受长城风景，真是独一无二的惬意，最可爱的是多了个“儿童公社”，妈妈们可以把孩子托付给儿童公社的成人社员，自己溜到对面享受spa去。公社二次开业典礼之前，张欣给我打了个电话。

“你跟宁瀛现在怎么样了？”她问。

“没事儿了，”我说，“都过去了，就那一阵子。”

“那太好了，”这小姑奶奶早就想说合我们，一直被我拒绝，这下她高兴了。“公社典礼那天姑奶奶们都来，我订个大房子，咱们都住下，可以聊通宵，跟从前一样。”听得出来，张欣已经手舞足蹈。

挂了电话我开始想入非非，觉得姑奶奶俱乐部在公社重起炉灶，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首先，姑奶奶们没一个会做吃的，但是个个嘴刁，得吃好的。公社的饭非常不错，有全北京最好吃的烤鸭和陈皮排骨。

其二，姑奶奶们都人到中年，非常注意自己的身段，比如某姑奶奶对椅子非常挑剔，说坐长了屁股会憋，人就没形了。公社的椅子都是当代设计师的杰作，考虑得非常周到，都是顺着人体凹形状的，不仅舒服，而且能够保护姑奶奶们的屁股形状。

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姑奶奶个个都是乌鸦嘴，聚在一起都不说互相的好话，就别提外人了。而且说兴奋了一个比一个声大，所以必须有隔音比较好的单间，否则百家姓里的人能得罪光了。公社吃饭的地方有四个单间，分春夏秋冬四个主题，每间的装饰是跟着主题的，比如春天里面有一墙的玫瑰花。我在想，如果把姑奶奶安排在春，她们肯定会说是骂她们春天已过还装嫩。安排夏，她们会说不着调，除非配上跟夏一样热的小伙子服务生，要不逗谁哪。安排秋应该正合适，但是哪个中年女人会踏实过秋哪？安排冬纯属于找死，非被姑奶奶捶肿了脸。想到这里为公社餐厅经理捏把汗，这家不好当。

除了和宁瀛吵架，我前些时候恐惧姑奶奶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怕她们笑话我当妈的样子。换尿布不流利，抱孩子不专业，那两个当妈的大概还能饶了我，那俩不当妈的非把我损死。要聚会最好在公社，我把小平平放儿童公社弄一“日托”，免得人家看我出洋相。

但是在公社聚会最好的理由是去spa，集体一起去，我还没看见过我这几个姐们不穿衣服什么样子。人不穿衣服的时候都比较心虚，所以嘴就不那么厉害了。

就在我向往着姑奶奶聚会的时候，我们俱乐部的小阴沟里又翻船了。

（待续）

姑奶奶逛公社（二）

长城脚下的公社凯宾斯基开业典礼的前三天，小姑奶奶张欣给我发了一个短信，告诉我由于大姑奶奶在给李少红的一部影视作品作曲，抽不开身，二姑奶奶要开车去接她，保证她晚来早走，但还得捎上三姑奶奶，这么一来，这一车姑奶奶都得晚来早走，谁也不能过夜了。张欣当然失望，而且有点生气，那天晚上要求留住一夜的人无数，她白费劲把几个姑奶奶和家眷调到一个大房子里面去。办这种活动的人最希望有亲朋好友参加，虽然我们的目的是宣传，但是当组织者累得半死的时候，亲朋好友的参与和赞赏几乎是维持热情的最后防线。

我大概没起什么好作用，和小姑奶奶一起埋怨了一番就忙自己的事情去了。典礼那天我充当司仪，想起台底下少了三个姑奶奶的确扫兴。还有，我和宁瀛正式归队的计划又泡汤了。

开业那天大家都忙得不行，我下午3点就到公社换衣服化妆，化妆师谭天给我设计了一个巨大的发型，妆好了以后我去儿童公社看闺女，她彻底不认识我了，听见我的声音之后才犹豫地伸手让我抱。趁大家没到，我先参观了一下新修的spa，梦想着第二天怎么去享受一下。

我当司仪绝对不专业，仪式高潮是请12位嘉宾点明一个大篝火盆，然后让我即兴请几位嘉宾讲话。我当时一激动，干脆让嘉宾挨着个儿地讲点感受，谁想到那个火盆巨热，等12个人讲完了，嘉宾都快被烤熟了，潘石屹的脸都烤红了。

我离开火盆的时候也被烤得不善，再加上已经喝了一杯香槟，有点晕。突然看见眼前好像是三个姑奶奶，以为是给烧坏了，再一看果然是姑奶奶一、二、三。

“你们怎么来啦？”我问。

“你丫这头发是触电了吧。”一个姑奶奶说，只有姑奶奶会这么说。

“你们怎么来啦？”我接着问。

“敢不来嘛，你们这俩小的，搞活动我们不来你们就跟我们急。”大姑奶奶说。

张欣大概已经看见她们了，带着摄影师过来给姑奶奶合影，俱乐部又团圆了。

之后这天晚上我们就再没见到，一直到晚会结束，几个姑奶奶眼巴巴地等着张欣送客回来，结果还是熬不住了，先走了。

不管怎样，姑奶奶俱乐部差点儿又聚会一次。

男人管理好n个女人的方式方法

我有一个老同学，一个人娶了两个老婆，一中一外。这件事情在纽约的华人里面非常轰动，老同学自己从来不回避，他经常出没各种派对，嘴里叼着雪茄烟，手里拿着香槟说：

“我他妈得做个床，能睡三个人的床连他妈美国都没卖的。”

老同学的大老婆是个美国人，在华尔街做事，而且非常出色；二老婆是上海人，我没见过本人，只看过照片，漂亮、温柔，是典型的上海小姐。大概7年前这两个老婆在同一个冬天，一人给他生了一个闺女。

同时娶好几个老婆的人，我这辈子还认识一位，就是我外公。他的大老婆给他生了三个儿子，但是感情不太好，所以从来不在一起住，我也没见过她。我的外婆是二老婆，我妈妈的妈妈，解放后跟着我外公在北京安营扎寨，是她带我长大，所以我跟她最亲。第三位外婆我们一直叫她殷夫人，1949年以后一直住在香港，听我妈妈讲，抗战胜利以后的几年，三位夫人曾经都住在上海，但是各自有自己的房子，礼仪上稍许有些往来，有距离地和平共处。

如果允许，大部分男人都不反对同时占有n个女人，但是如何管理好这种复杂交错的关系没有人研究过。曾经有人翻译过一本用哈佛mba方式帮助大龄女人找丈夫的书，我想我们似乎也可以用先进的企业管理原则来帮助花心男人分析一下，如何管理n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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