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记性不太好，但是整个电影的开始是因为刘索拉确信我不当喜剧演员是中国电影工业的一大损失。我喜欢模仿人，我能观察一个人的细节，比如宁瀛，她认真的时候会用两只贼亮的眼睛死盯着你，小嘴紧闭，如果对面是一个男人，看见她这副样子脑子里一定会有突发的***。索拉比较难模仿，她说话手舞足蹈，而且经常用旋律来形容人的行为，比如她会这样形容一个荡妇：“扒巴拉，答巴拉两下子，这女的就跟他干了。”和她们比起来，我没有任何原创能力，但是我比较敢于牺牲自己，能丑态百出。

“宁瀛，你得让丫演电影，”索拉说，“你看她那德行，不当演员真他妈可惜了。”这话说了不知道多少遍，宁瀛把我俩叫到她家，叫刘索拉给我化妆，让我演小品。我记得当时我特别喜欢模仿那些胳膊上挎个中国男艺术家的外国女人，就胡闹地演了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一个德国人。然后索拉和我一起演出了一场恶作剧的时尚派对，把周围所有人都捎上了，到最后我们自己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半夜4点嘻嘻哈哈地回了家。现在想想，已经记不清那段带子宁瀛有没有给我们放过，但是还好她手下留情，没进电影。

一直到电影拍完，我还是抱着一种幻想，即《无穷动》是那天晚上的一种翻版——我将成为一个喜剧大腕，冯小刚会到处跟人要我手机号码。没有想到宁瀛在剪接的时候狠狠地埋藏了一个message，一个深层的含义，使这个电影跟我原来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至于这个含义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是骂中国的成功女性？（其实她们多不容易啊）丑化我们过于物质化的生活？（那穷了那么多年享受一下难道有罪吗？）重新定义美丽？（不会吧，再怎么化妆也没人把我当美女卖了）我实在有点糊涂。

周日在北京的首映我没去，原因是在没有跟我打招呼的情况下，狂轰滥炸的宣传居然把电影和我的私生活联系在一起，好像这电影是我投资拍的，让我目瞪口呆。我没投一分钱，也没要一分钱。宁导当时要给我5000元我没要，觉得就是玩儿，给了我妈一万场地费，她许诺如果电影赚钱，给我们分红2%。而至于我本意想拍一个女性题材的电影，却反被认为又是围绕一个男人转的电影，这真是对我最大的讽刺。

所以，在《无穷动》即将公演的前夜，我的感觉像一个工具，比如一把刀，导演拿我切菜，我就是菜刀；导演拿我杀人，我就成了凶器。而最后，导演把我杀了。

以公司为床

前两天和“绿骨头的马”在msn上聊到我们俩各自办公室的绯闻。她在清华附近一个科学家满堂的实验室里面工作，这一屋子人里面有美女，有正统的老博士，还有憋出青春痘的小师弟，尽管这样，也没什么绯闻，都是正经人。

我再想一下我二十多年来的白领生涯，发现没碰到几个正经人，到哪儿，哪儿有绯闻。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和人保在纽约的合资公司里面当打字员。我记得头一天上班的时候，真是满脑袋理想，浑身是劲儿，一肚子麦当劳早餐跨进了办公大楼。到了公司就被放在一个电动打字机后面，天天打几百元的防火、防盗、防意外保险合同，不到一个月，脑袋里的理想和浑身的劲儿都消失了，只有麦当劳早餐像个铁饼一样坐在胃里。和我几乎同时进公司的还有一个美女，她的工资跟我一样，但是工作比我的强多了。我们的老板是台湾人，有军人情结，让我们都叫他“船长”。和我一起进公司的美女就天天和船长一起陪客户吃饭，我们每天坐地铁，她可以“打的”报销。公司里当然传美女和船长的绯闻，而且有鼻子有眼，说船长的老婆是船长的船长，他只能在办公室跟美女***，于是乎大家乱猜到底哪张办公桌是他们的床。过了不久，船长被开除了，美女辞职结婚了，新郎是船长的上司，而至于船长和美女是否有染，谁也说不清楚。

我当了三个月打字员之后就跳槽到了一家咨询公司。这家咨询公司全是女的，有“娘子军”的称号。我们这支娘子军可都是大红人，客户全是“财富500强”企业的大老板，我们天天陪着他们在中国见重要人物，我的感觉立刻好起来，那保险公司的美女算狗屁，你看看我，天天陪着大老板，他坐头等舱，我也能混个商务舱吧，比美女牛多了。现在回顾一下，我们当时的工作实际上是旅行社、翻译公司和三陪小姐的综合服务。比我还丑的（只有一个）负责旅行社业务，我负责翻译公司的业务，其他的漂亮人一律三陪，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我们的娘子军连长，女老板本人。有一次我们最大的客户带着老婆一起来北京见高官，老板要我调虎离山，把客户老板的老婆骗西安看兵马俑去，我不干，理由是我负责翻译，陪谁我都不干，谁知道这老婆巨凶，早有耳闻我的老板跟她的老公的关系，居然在我们宴请高官的时候用名牌包狠狠地抡向我老板的大鼻梁，把她新买的高级灰armani西装弄得全是鲜红的血点。

从那儿出来我就想找个真正做业务的公司，天天签合同、追钱，不跟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有任何瓜葛。所以就进了个贸易公司，刚开始还比较肃静，后来又出事了，而且差点把我开了。我的助手睡了我的老板，一个哈佛大学的mba、有妇之夫，我的中方客户告诉我她已经跟他们说别跟我联系，直接找她，因为早晚她会让我扫地出门的。我气疯了，狠狠地在德国大老板那里告了他们一状，什么都说了。这两个人也不会搞阴谋，偷偷去美国度蜜月，撒谎说奶奶死了，结果他爸爸打电话去总部，是大老板接的电话，上来马上说了几句“节哀、节哀”的客气话，弄得他爸一头雾水，只好问谁死了，大老板说，不是你妈死了吗？他爸脱口而出：“都死了五年了！”就这么着，我才没失业。

从那儿出来以后和几个老实朋友一起做公司，真的安静了，除了我自己生活不太老实，公司里面真是挺绯闻free的。多年前开始做杂志，不得了，发现比我小的孩子真的把公司当床。我算了一下，我们公司内部绯闻从成立以来到现在至少有十几起，而当老板的问题是：你永远是最后一个知道。比如有一年年底，我们公司两个员工好了，我基本上是拿到喜糖和带有新郎、新娘裸体照片的喜宴邀请才知道这回事情。

有个说法，员工谈恋爱是好事情，老在公司待着，以公司为家。我想了想，这说法有问题，实际上大家是“以公司为床”，家还是有自己的家，就是把家里办不了的事情，拿到公司来办了。我实际上早就认识到资本家是对的，这对经营一点好处都没有，最好的状况是“绿骨头的马”的实验室，有性张力，但是没有性生活。

这篇文章写到这儿觉得该收了，但是又找不到舒服的字句，正好“肥肥乐”上了网，跟她聊了几句，说我有wrier’sblock，不知如何收尾，她说：那你自己有没有办公室绯闻啊？一句话问得我后背发凉，立刻收笔，这话题真不能再往下写了。

近距离接触奸商

前些日子看见一条消息，说加拿大人很可能要把赖昌星给押送回来了。又过了几个星期，看见北京市一个副市长因为做事、生活都不检点，被罢了官。我突然想起90年代初我曾经认识的一个大奸商，这个人后来就失踪了。我那时候咬着牙跟他做买卖，忍辱负重的，可当过一阵子使唤丫头。

大奸商当时是一家进出口公司的处长，手里掌握着几家国企的买卖，一堆国际贸易公司都巴结他。对商人来讲，找到一个贪官污吏就跟天上掉馅饼一样，可以忘了竞争，忘了市场，你有了一把核保护伞，比赛还没有开始，你已经偷偷拿到终极pk的冠军。不是所有商人都有这本事，如果当奸商不是一种艺术，它至少是一门学问。我是被那倒霉的美国商业道德教唆得根本没有这种素质，曾经两次企图贿赂人都彻底失败，一次是为了租房子，拎着两瓶茅台去找人，跟人家推来推去，结果“啪啦”一声，茅台打碎在地，擦地板了，那房子当然就彻底没戏了。第二次是为了审批电影，拎着速溶咖啡两瓶去电影局，直接被人家轰出来了。所以我当时在贸易公司里面是有名的“不会办事”。

但是大奸商却发现了我的特长，虽然我不是他能够相信要回扣的那种人，但是他还是找到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让我发挥我的优势，派上用场。

“我有个女朋友，”他说，“别告我老婆，你见见，帮我给她办美国去。”

过了几天女朋友来了，高高个子，长长的头发，魔鬼身材，就是这脸化得跟唱戏的差不多，能把死人吓活了。

“这洪晃，”大奸商介绍说，“英文特别好，哎，全国前五名该有你吧？”

“你懂什么呀，你，”花脸情人说，“你多讨厌啊，你。”

“什么我懂什么，我不懂我认识懂的，”大奸商说，“你懂个屁，你就认识我。”我想了想，他这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快点，”大奸商说着手已经开始拉花脸情人的包，“把你花了我一万块钱买的驾驶证给洪晃看看，那上面的鸟语都说的什么。”

花脸狠狠把包从大奸商手里拽回来，自己打开，拿出一张黄了吧唧的小本，递给我的时候还小声说了句谢谢。

我一看就笑了，这是个非洲国家的驾驶证，但是上面写着“除了在本国内不允许驾车，在全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都可以驾车”。“肯定是假的，”我说，“哪有这样的驾驶证。”大奸商一听没发火，反而笑了。

“你看，”他得意地跟花脸情人说，“没我你什么事都办不成。”然后搂着她的小腰，笑眯眯地对我说：“那单氧化铝就归你做啦，你把合同整出来，今晚上交给我助手，明儿我就给你开信用证。”我心花怒放，虽然我在办公室等到10点就为了翻译一个假非洲驾驶证，但是我毕竟做了一单生意。

“行，谢谢您啦，您放心。”我感激地说，并且把这一对送到电梯口。在电梯门就要关闭的时刻，大奸商说了一句：“我跟我老婆说我在你这儿连夜赶合同哪啊，你别给我说差了！”

由于我不会给回扣，做黑账，所以大奸商给我分配的工作就是给他和花脸情人打掩护，他俩出去玩是跟我出国考察，他俩吃饭是跟我谈业务，他俩开房是我召开的研讨会，每次我看见他那浑身名牌的老婆，心里无比内疚，虽然我对这里面哪个人都没多少好感，但是我知道我也挺卑鄙的，为了几单生意，给人干这种下贱活。

大约半年以后，我居然真的把花脸情人去美国的这件事情搞定了，大奸商非常高兴，那一个月给了我好几单大买卖做。花脸情人走的前一天大奸商当然跟他老婆说是在跟我做期货，需要盯市场，所以得在我办公室里面耗着。他撒这个谎的时候我最倒霉，因为他老婆10点多钟肯定给办公室打个电话，只要我在她也不要求大奸商接电话，所以我每次都得吃完饭，回办公室等大奸商老婆的电话。这天晚上也不例外，我一个人在办公室无聊。

突然，有人疯狂地拍我们玻璃门，我急忙跑出去，发现是大奸商。

“开门！你他妈快开门！”他脸红得发紫，显然已经喝了不少酒。

我赶紧把门开开，“出什么事了？”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