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植物，就其本身而论，是无足轻重的。它构成风景的一部分，因某一机缘而在这里落地生根。朦胧的微光，沁凉的寒风，每一株花朵的闭合——这些并不是因，也不是果。”

德国思想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对植物的思考宛若对每一个人生的描述。人们对自己的出生、国家和时代别无选择，一切因果，其实就是命运而已。生命之绚丽或平淡，在很大程度上竟取决于环境和性格的造就。生是别无选择的，而命则可以被改变，这正是生命的精彩所在。

换而言之，在现代文明史上，如果脱离了时代和国家的背景，任何一个人的经历都是苍白而没有意义的。

很多年后，回望吴敬琏那充满了动荡和戏剧性的人生，也许要从这样的一个场景开始。

1903年，大清帝国风雨飘摇的时刻，一艘海轮从上海港缓缓驶向遥远的日本横滨。早在9年前，爆发于中日之间的一场甲午海战让中国这个老大帝国蒙受两千年来最大的耻辱，从此，“一战而人皆醒矣”，举国青年为强国雪耻寻求出路，有的呼唤革命，有的力主改良，而“渡洋学日”也成了当时最时尚的事情。就在这艘海轮上，两位同样来自四川的青年人相识了，一个是34岁的邓孝可，全国最大火柴公司之一——重庆森昌火柴厂老板邓徽绩的大公子，另一个叫吴玉章，是来自四川省荣县的25岁农家子弟。

因乡音亲切，两人成了话语投机的好朋友，他们相约到了横滨后，就一起去拜访正流亡在那里的维新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不过，到了横滨码头后，他们却分道扬镳了，邓孝可投奔梁启超，成为梁最信任的爱将之一；而农家子弟吴玉章则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投身于推翻清帝国的民主革命事业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元老。邓、吴都是热血爱国青年，因阶层身份迥异和理念不同而对改变国家前途有了不同的抉择。

邓家是四川奉节的一个乡绅望族，邓徽绩早年在家乡开采煤矿，远销到汉口一带。1889年，他远渡日本经商，与人合办了一家名叫森昌泰的火柴厂，两年后，他把整个工厂搬到中国，在重庆建立森昌火柴厂，据《重庆开埠史》记载，这是长江中上游地区第一家近代民营工厂。到1894年，森昌与另一家聚昌火柴厂的工人人数达1200人，约占全国火柴产业工人的13。1907年，森昌又募资开办宝华煤矿公司，此时的邓家已俨然是四川省的一个工商大户。邓徽绩生有两子，长子邓孝可热衷政治，自日本返国后就组织议政社团，呼吁改良，是四川立宪派的领袖之一。在1909年的“立宪运动”中，他当选为四川省咨议局（即当时的省议会）文牍部主事，还出任咨议局机关报《蜀报》的主笔。而次子邓孝然则追随父亲，管理家业。

1903年，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准许各省官商自集股本建造铁路干线或支线，设立铁路公司，从此拉开了民间资本投资铁路的序幕，在湖北、湖南、四川等省份出现全民入资办铁路的热潮，甚至出现了“娟优乞丐亦相率入股”的壮观景象。四川绅商倡议修建川汉铁路，邓家积极入股，邓孝然当选川汉铁路公司的第一届董事，邓孝可则被选为法部主事。

时光流转到1911年，清政府见铁路投资获利颇厚，便赫然转变政策。该年5月，当时国内的第一大官商、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宣布将已经民营化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回国营。在股权回收方式上，明显欺凌民股，政府只还给民间股东六成现银，另四成是无息股票，也就是说，投资人不但没有任何的投资收益，还将承担四成的损失风险。“路权回收令”颁布后，各省商民群起反抗，最激烈者，便是四川民众。川民组织保路同志会，宣誓“拼死破约保路”，参加者数以十万计。邓孝可与罗纶、蒲殿俊等人一起当选保路同志会的董事，他一改之前的温和改良立场，在《蜀报》上撰文《卖国邮传部！卖国盛宣怀！》，十分激烈地写道：“既夺我路，又夺我款，又不为我造路。天乎！此而欲川人忍受，除吾川一万万人死尽，妇孺尽绝，鸡犬无存或可耳！否则胡能忍者。有生物以来无此情，有世界以来无此理，有日月以来无此黑暗，有人类以来无此野蛮，而今乃有盛宣怀如此横蛮以迫压我四川之人。”据记载，当时川人“得报展读，涕泗横流，且阅且哭”。

保路事态迅速恶化。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蒲殿俊、罗纶、邓孝可等10人，枪杀数百请愿群众，下令解散保路同志会。被激怒的四川民众揭竿而起，爆发了“同志军”武装起义，围攻成都。清廷紧急抽调湖北新军驰援四川，导致武汉空虚，10月10日，在同盟会的策动下，数百新军发动起义，星火顿时燎原。这便是推翻了千年帝王统治的辛亥革命。督办湖北和四川铁路国有事宜的清大臣端方在资州被起事的新军杀死，策动者之一就是早已加入同盟会的吴玉章。

后来史家公认，铁路国有化政策以及因此引发的“保路运动”，是清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提出此议的官商盛宣怀被《清史稿》定为“误国首恶”。

吴敬琏是邓孝然的外孙，是这个改良世家的血脉延续。

民国建立后，保路有功的邓孝可出任四川新政府的盐政部部长，他着力推行改革，提出“就场征税”、酌减税率和自由贩运等政策，被认为是近代盐务管理早期现代化之第一人。他还追随导师梁启超筹备组建民主党，继续推动中国的“立宪运动”。然而，随着袁世凯复辟等事件的发生，立宪改良思潮被人民抛弃，暴力革命渐成主流，邓孝可和梁启超相继在中国政坛上被边缘化。邓孝可后来辗转南北，失意消沉，在北京、杭州和上海等地当起了寂寞的“寓公”。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时，他异常愤慨，要家人臂缠黑布，上写白字：“誓雪国耻！不自由，毋宁死！”

随着邓孝可在政治上的失势，邓家的工商事业也日渐没落。1918年前后，森昌火柴厂破产，邓孝然先后又创办过织布厂、造纸厂，但都失利。他还当过成都中国银行的行长。后来，他北上去了东三省，在那里开垦农场，还投机旗产，简直算得上是“屡败屡战”，乐此不疲。晚年，他与兄长邓孝可都举家迁居北京，做起了养蜜蜂的生意。一开始盈利不错，但很快大家一窝蜂地养蜜蜂，供给一多，价格就跌了下来。吴敬琏回忆，邓孝然后来成了邓家子女常开玩笑的对象，邓孝可的孩子每到小伯家作客，就被逼着喝蜂蜜水，喝多就烦了，便开玩笑说，如果蜂蜜能够做鞋油就好了。1933年前后，邓孝然郁郁而终。

邓孝然生有十子，长女邓友兰，后更名邓季惺，就是吴敬琏的母亲。

邓季惺（1907~1996年）自幼接受现代教育，先在私塾读书，14岁考入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该校教员中有恽代英、萧楚女、张闻天等人，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元老。读书期间，邓季惺还与几位相好的女同学结拜成了金兰姐妹，其中两位后来成了共产党的领导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