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晓波
|类型:人物·传记
|更新时间:2019-10-06 13:02
|本章字节:8518字
经济研究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没有完全结束,全所成员就开赴京郊农村的周口店公社,和北京工业大学的部分师生合组成北京市“四清”工作团周口店分团,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吴敬琏担任分团的办公室主任,负责处理工作分团的编写简报、准备案件审批材料等业务工作,忙得焦头烂额。“四清”正处于收尾阶段,公社、大队、生产队的新领导班子刚开始工作,工作团突然接到北京市委的命令,撤回城内集中学习。原来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66年5月,以打倒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为标志,“文化大革命”爆发。
接下来的十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堪回首的“失去的十年”。这个有着数千年世俗理性的伟大民族陷入了集体的狂热,人民为了“捍卫”同一个领袖和信念而互相厮杀,偏执而充满了谎言的意识形态控制了一切,国民经济全面瘫痪,一切都充满了自毁的倾向。一开始,只有极少数的清醒者在理性地思考,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从苦难中觉醒了过来,但是所有的人仍然被压抑在强大的政治机器之下。对于吴敬琏来说,他生命中最好的那一段时光将与这个时代一起被白白虚掷,与此同时,又在人生道路上完成了一次“凤凰涅磐”。
跟当时的绝大多数人一样,他曾经热烈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之中。
从运动一开始,南长街的邓家就遭到了浩劫,红卫兵冲进家里,批斗老“右派”邓季惺和陈铭德,把东西砸得稀巴烂。周南这时候是北师大幼儿园的园长,因此就成了“当权派”,比吴敬琏先受到冲击,她被“造了反”,成了每天打扫卫生的清洁员,她的女儿、只有3岁的吴晓莲因为是“狗崽子”,被人用墨水涂脸,画成了一只猫。有一次,红卫兵正在南长街的家里抄家,周南回去看老人,当即被一把逮住,揪住头发,剃成了一个阴阳头。那些日子,北师大主楼上不时有人因不堪受辱而跳楼自杀。周南后来说,“我都有一死了之的冲动,好在对这个家的惦念把我留了下来”。她上下班在师大院内行走时,都会碰到不懂事的孩子拿石头打她,好几次后背都被打青了。晚上回家后,吴敬琏就用酒精给她搓揉,他怕妻子想不开,便拿出《毛主席语录》对她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吴敬琏念一遍,就让周南跟他念一遍。就是靠着丈夫的温情和这种“念语录”的办法,周南的苦闷稍稍得到了化解。
尽管母亲、继父和妻女都受到了如此屈辱性的冲击,吴敬琏的内心仍然认为,革命是必须的,他在口述史中回忆说,“运动开始时,觉得这是灵魂深处闹革命,批判修正主义是有必要的,像我们这些人更应该彻底改造”。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还是以平和心态接受改造。
“文革”初起时,经济所成立了由最先造反的“根正苗红”的青年研究人员组成的“文革筹委会”,领导运动。吴敬琏是“四清”工作分团的党委委员、政治经济学研究组的学术秘书,于是被宣布为“黑帮分子”,甚至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每天关在房子里,写检讨,不得自由活动。不久,“筹委会”竟也被宣布是刘(刘少奇)邓(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成了一个“反动组织”。吴敬琏在经济所的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宣布“自我解放”,算是闯过了“文革”的第一个劫难。随后,他与同样是研究组学术秘书的周叔莲、张卓元、黄范章等人诚心诚意地投入到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
经济研究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和中科院的其他学部不同,哲学社会科学部从1958年以后就不归科学院,而由中宣部直接领导。“文革”爆发后,学部分成了两大群众派别,一派是“学部红卫兵联队”(简称“联队”),另一派是“学部红卫兵总队”(简称“总队”),两派之间你死我活,厮杀得难分难解。
吴敬琏身处学部这个“文革”漩涡的中心,“意外”地看到了很多不正常的现象。
在造反浪潮刚刚席卷而起的时候,经济所所在的学部竟是暴风的发动地之一,学部“联队”的核心力量是由哲学所的人员组成的。“中央文革”成员关锋就出自哲学所。哲学所“联队”的领导成员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等与“中央文革小组”关系非常密切,学部因此成为“前线指挥所”,是一个号称“拐一个弯就是中央文革”的特殊地方。吴敬琏回忆说:“处在学部这样一个与‘中央文革’有特别关系的指挥中心。我们比较容易发现,在一次又一次打着漂亮的革命旗号的行动中,有一只居心叵测的黑手在操纵,它通过学部这个中转站,煽动、指挥学校和机关中一些不明真相或怀有个人野心的人充当打手,为他们火中取栗。”
让吴敬琏们认清这一事实的重要事件,是1967年2月的“反二月逆流”事件。这一月,周恩来在中南海的怀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军委会议。会上,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和叶剑英等军队老帅强烈抨击“中央文革”的错误做法,他们的这一行动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定性为“二月逆流”。接着,江青、康生等人就利用这种形势,试图将以周恩来为首的党内“保守派”一举扳倒,于是,由学部“联队”出面,按照“打倒谭震林,炮轰陈毅、李先念,孤立周恩来”的策略,策动一些学校的红卫兵,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二月逆流运动”。
吴敬琏回忆当年的景象时说:“当时最使我反感的是所谓的‘反二月逆流’。学部的人可以看得很清楚,红卫兵对一些老领导人的冲击完全是按照上面的部署进行的。他们通过‘联队’与高校和政府机关的造反派组织联系,将这一部署变成‘群众提出的要求’,然后由上面表态,‘支持革命群众的正义要求’。例如,他们对谭震林的定调是‘打倒’,过两天真的打倒了,陈毅是‘炮轰’,真的被炮轰。这完全不是什么群众运动,而是操纵和运动群众。当时,我们不敢怀疑江青,怀疑谁呢,怀疑‘中央文革’其余那些人,特别是康生。”于是,吴敬琏和他的朋友们参加了1967年年初从“联队”分裂出来的“非联非总”的第三派群众组织:“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简称“大批部”),它的主要成员是经济所里的“中间分子”和学术骨干。
“反二月逆流”后不久,学部和吴敬琏很快又卷入了一个更大、也更凶险的政治漩涡——“五·一六事件”。
1967年5月初,北京街头突然出现了一些题为“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的传单和大标语,署名“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北京的群众对这一行径表示极大愤慨。“大批部”的一些成员认为,“五·一六”可能与吴传启、林聿时等人有关系。吴敬琏还和经济所的赵人伟一起,躲在“大批部”的堡垒——东厂胡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里收集和整理材料,认为从思想脉络和提出的口号看,“五·一六”和学部“联队”的领导人是一丘之貉。
到9月,在“文革”的“极左”力量“反周”和“揪军内一小撮”失败以后,毛泽东批示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用“貌似极左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
这时虽然已经查明,贴这些传单和大标语的是北京钢铁学院一个人数很少的“极左”学生小组织。可是江青等人却借题发挥,把“五·一六”定义为“炮打‘三红’(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发动全国性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打击反对派,刻意将清算运动扩大化。
1968年年初,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相继进驻经济所,宣布要抓这里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可笑而具有讽刺性的是,在那个理性紊乱的年代,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反革命分子”。一开始,军宣队联合“总队”和“大批部”,把1967年后掌权一年多的“联队”骨干几乎全部打成了“五·一六分子”,就将学部全体成员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吴敬琏回忆说:“他们要打倒谁,是一定能打倒的,而且有证据。比如,他们认定你填了加入‘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表,怎么让你‘主动承认’呢?就把3张表摆在你面前,你指一张,如果指的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就打;接着再指一张,直到指中了他们认定的那一张。”
眼看清查“五·一六”变成又一次打击异己、煽动群众斗群众的运动,吴敬琏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逍遥派”。身心疲惫的他一度对现实十分悲观,索性丢下经济学专业,转身着迷于装晶体管收音机,一直装到8个管,甚至买了元器件打算自己动手装一台电视机出来。他每天拿着电烙铁,到吃饭时间也不停,周南只好给他喂干馒头,嘴张一下,馒头喂一口,常常噎着。这时,倒是周南有个朴素的想法:国家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终究是需要知识分子,需要学问的。她劝吴敬琏停止这些手艺活儿。就在这时,1969年10月,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下达了准备打仗的“一号命令”。接着,学部军宣队宣布,学部全体工作人员不分老幼,整体下放到河南信阳地区的“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首先是在地方产生的。1968年春季之后,随着刘少奇等人被打倒已成定局,党内政治斗争告一段落,该夺的权都夺完了,这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数以百万计的“靠边”干部该怎么处置?5月,黑龙江省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到农村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它迅速被认定是一条很好的经验,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纷纷响应,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大批人员被下放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仅中央所属各部委就先后创办了106所“五七干校”,遣送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和35万名家属。
为了到“五七干校”,军宣队把学部改成军队的连、排编制,文学所是五连,经济所是七连。1969年11月16日,这两个连作为“先遣部队”,先赴息县做基本建设。文学所所属的“第五连战士”中有著名的文学大师俞平伯、钱钟书等人。钱夫人杨绛在《干校六记·记别》一文中记录了当时的景象,“两连动身的日子,学部敲锣打鼓,我们都放了学去欢送。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心中不忍,抽身先退……”
息县归属于河南省的信阳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中国,信阳,是荒诞和悲剧的同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