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创作的一个女性人物，她出身中产阶级家庭，从小是她父亲的玩偶，结婚以后又是她丈夫的玩偶，为了他们的幸福，她不惜牺牲自己，在经历了一场家庭变故后，娜拉毅然摔门出走。在“五四运动”前后，青年思想领袖胡适提出“易卜生主义”，出走的娜拉成为中国青年自我反叛和自我觉醒的典型，她被认定为“革命之天使，社会之警钟”。到了1923年12月，鲁迅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做演讲时，却提出了一个让人惊醒的疑惑——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这是一个深刻的提问——娜拉出走，意味着抛弃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但出走之后怎么办，即意味着革“旧”之后怎样建“新”，这个问题不解决，无论革命革得怎样彻底，也不能说革命取得了成功。鲁迅在演讲中说：由于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娜拉出走以后“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在鲁迅提出这个问题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的困惑仍然未解，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它被掩盖了起来。正是在息县的荒芜平原上，顾准重新将之拾起。他尖锐地提问：为什么在推翻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革命成功之后20年——也就是“娜拉出走之后”，中国又发生了几乎是对一切人的“全面专政”？计划经济为什么没能让中国人富起来？中国要建立怎样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

顾准的提问，对于吴敬琏来说无异于惊雷在耳，它像“毒药”一样危险却又充满了新鲜感，他点出了吴敬琏几年来苦思冥想却没有头绪的核心问题。因为与外部世界的彻底隔绝，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这时，反思苏联体制已成为全球政治和思想界最重大的命题。在西方思想界，英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和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等新自由主义学者先后写出了《通往奴役之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众多著作，从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层面对计划经济体制和现代极权主义的来源进行了挖掘和批判。即使在苏联，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一些经济学家也对苏联经济体制提出了质疑，吴敬琏当年的老师毕尔曼此时成为了计划经济模式的重要批判者之一，1967年，他在《不可避免性》一文中写道：“国家计委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为什么又能够这样做?所有这些都不取决于某个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的觉悟和良心，而是经济体制决定的……这种国民经济最可怕的祸根，唯意志主义在经济中的活跃，根源不是某些工作人员的习惯，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头脑死板和保守主义，而是因为苏联社会创造了适应于它的经济体制。”在苏联经济改革史上，毕尔曼是最早的计划经济制度质疑者之一。

顾准和吴敬琏对这些思想动态当然一无所知，他们完全是在一个黑暗的“箱子”里，从问题的原点出发去寻找答案。一个让人十分惊讶的事实是，当时的顾准已经放弃了对计划经济制度的“完善”工作，甚至决意从经济制度以外去直接追击问题的本源。他认为，要把中国的事情弄清楚，首先得学习世界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对整个人类历史作一番整理，然后再回过头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就容易看得清楚一些。这样的思想高度，显然非当年的吴敬琏可以抵达，甚至超出了当时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局限性。譬如在经济学领域，孙冶方、薛暮桥和于光远等人在晚年突破了计划经济的框框，不过仍然在经济制度的范畴内进行思考。而作为上述几位的同辈经济学家，顾准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已经意识到了更深层面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很多年后，他受到人们极大的尊重。

那么，如此漫长而艰辛的“思想长征”应当从哪里为起点呢？顾准的答案居然是：希腊。

理由是，顾、吴以前所学的苏联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和历史书籍上说，希腊、罗马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公社民主制是直接继承来的，似乎公有制度总是与民主制度相联系，共产主义社会不外是原始共产主义的复归。据此，顾、吴试图从这一理论的前提开始思考——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度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它又是如何衍变的呢？

这样的思想探索隐秘而顽强地持续了4年，一直到顾准去世为止，它彻底改变了吴敬琏的价值观和学术立场。在此之前，他的身上流淌着两种不同的“血液”，一是来源于改良主义世家的变革思想，二是被革命年代所激荡出来的激进主义，它们水火不容，互为冲突，在一个天性温和而倔强的躯体内激烈地对冲，每每使之陷入困顿和苦恼。而此时，国家的动荡、苦难的降临以及顾准的出现，让一种新的理性主义力量加入了进来。日后我们将看到，与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们相比，吴敬琏有更深重的人文主义情怀，更善于哲学思考，在独立批判的立场上更倾向于社会法治秩序的重建，这种集批判与建构于一身的人格特征，无疑和他的成长历程有很大的关系。

在晚年的口述史中，吴敬琏很少谈及劳改队生活的艰苦，他的乐观，固然是因为个性的倔强，然而更重要的则是因为他的灵魂早已飞翔在思想的世界里。

从息县到明港，他一直与顾准一起偷偷地苦思“娜拉出走之后”的问题，每一本找得到的书籍。按当时的纪律，“五七干校”的“战士”除了《毛主席语录》和《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6本马列经典著作及其注释与解说外，严禁任何图书，他们却对此置若罔闻。吴敬琏回忆说，他们有这样的“特权”，不是因为军宣队的“法外开恩”，而是顾准巧妙斗争的结果。

顾准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还是国民党年代为了纪念蒋介石寿辰所印的老版本，有一天他在翻阅时被军宣队的一位参谋发现了，便被狠狠地训诫了一顿，参谋严肃地批判他说：“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过了几天，当着很多人的面，顾准拿了一本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解说一书，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参谋当然答不上来，顾准乘机大大地教训了他一顿，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从此，军宣队的人领教了顾准的厉害，凡看到顾准在读书，就绕着走，以免彼此尴尬。跟在顾准旁边的吴敬琏也因此大沾其光，他们得以读到不少所谓的“禁书”。

这时候的顾准，早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会计学教授、上海市财税局长，苦难让这个人的灵魂变得更加纯净，而思维的深度更是让他超越了所有的同时代人。他带着吴敬琏一起，由希腊的城邦制度溯源而下，进而研究中世纪以来的法国革命史、欧美经济变革史，试图搞清楚人类在追求民主制度时所面临的种种抉择与思考方式。同时，他们也研究先秦的韩非子、荀子，在中西思想的对比中寻找异同。

这种富有穿透力和强大时空坐标感的钻研，让顾准的思考力变得愈加尖利，他对诸多寻常事件的看法已信手拈来，皆成智珠。某次，一位棚友购得一本《天演论》，视为宝物，顾准拿来“粗读一过，颇多感触”，他的感触是，“（此书）归根到底，无非强调‘人定胜天’一语，而于政治则为舍己为群，一反利己即利人之说，持其论，可以破民主个人主义，而归于集体英雄主义，此集体英雄主义锋芒所向。并非人事，特为自然。循是推论，则凡违此义者，都与人类本身之目的不合，而为人类之异己分子，阶级斗争不可废，且永不可废，根据悉在此”。吴敬琏日后感慨道，在“文革”后期，《天演论》被重新推荐，从没有人以这样的角度来解构此中真意，顾准却从中尖锐地看出了植根于国民精神深处的对专制的膜拜。

1971年8月，顾准以《十年来的苏联经济》为题写道：“他们的经济是有发展的，但是，这仍是备战经济体制的发展，而且是一种极其笨拙的、悉索敝赋的以供军备的那种发展，一句话，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体制，对他们已经积重难返，成了不治之症了。”他进而说：“本因为如此，所以，他们的经济体制本质上是一种浪费和窒息的制度，用在军费与基本工业扩展上的比例很大，用于增加消费基金的数额，永远跟不上工资的增加……我想，在看得见的将来，这个看来都难受的体制还是会歪歪斜斜地向前走，但是会有一种力量来推翻这个令人窒息的制度。”

在顾准的引领下，吴敬琏的思想也日趋理性和深广。他在研究希腊时发现，希腊在小亚细亚的殖民地推行民主制，竟先于本土，并且这些殖民地的社会结构与千年后的北美英属殖民地很有类似之处。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假说：当初小亚细亚殖民地的希腊人多半是逃债者或者被放逐者，因此他们原有的等级从属关系的绳索被切断了，面对着强大的异族势力，不得不以独立平等的成员身份组成共同体。这种情况，是城邦民主制度发展成为政治制度的起源之一。顾准对这一解释非常欣赏，认为颇有创见。吴敬琏对当时倡导的“崇法批儒”十分不以为然，他在研读了《荀子》、《韩非子》及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后，看到了“儒表法里”的专制主义在中国千年政治思想中的源远流长。

在一个又一个黯淡而漫长的劳改队之夜，被专制的淤泥堵塞住的思想隧道一寸一寸地打通了，尽管距离找到答案的时刻还如此遥远，但是他们似乎已经摸索到了前行的方向。顾准曾经跟人说，与吴敬琏聊天是一种享受。吴敬琏则更是珍惜那段难忘的时光，他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参与这种能够启发人思想的自由讨论了，这种机会居然在被打成‘反革命’的情况下得到，真是一种奇缘”。

由于手头资料的极端缺乏，顾准和吴敬琏的研究看上去显得非常不“专业”，也因此，后世学界对他们的这次思想探索有着不同的评价。

一些西方的华裔学者对此的学术价值表示怀疑，德国波鸿大学教授仲维光认为：“在学术思想领域中，顾准的那本书（指顾创作的《希腊城邦制度》一书）应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如果把顾准的书翻译成西方文字，会让这里的学界哭笑不得。他从概念到对材料的运用都是非常有问题的。如果真的研究例如希腊城邦制，那就要去读有关的原始文献，和这方面专家的研究。顾准涉及的文献都不过通俗读物，对于治史和作学术研究的人，如果限于这些资料，那么只能说明自己还没有完全进门。”

而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国内思想界则评价非常之高。历史学家、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认为仲维光的评论是“以自己在海外所接触的所谓西方‘学术链’为标准，贬低国内思想前驱的历史地位”，是一种“知识傲慢”。他指出，顾准当年“是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到与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可以对话的程度”，这是不容后人所任意“轻薄”的；而顾准所得的“知识”是“鼓面上的常识”，是“思想的常识”，它比经“学术训练”而写出来的“学术知识”更有价值和生命力。

从经学济世的角度来看，朱论显然更为公允。而对于吴敬琏来说，与顾准的这段朝夕推研，无疑有着清明开窍般的意义。

1971年9月13日，“文化大革命”中取代刘少奇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的林彪乘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国境内。他的一批下属相继被捕。10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这意味着中国在时隔22年之后重新回到了国际大家庭。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访问，一周后，《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长期尖锐敌对的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经过了几年“文化大革命”的大折腾，国民经济陷入了极度低迷的状态，商品供应极度贫乏，极左的江青、张春桥及王洪文等人只搞政治运动，完全不抓经济，于是，被打倒的中央领导干部们又被陆续召了回来。

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突变，吴敬琏们的劳改队生涯也行将结束。到7月，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干预下，整个学部从明港回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