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冬日的一天，于光远找到吴敬琏和周叔莲说，我们应当做点什么。

此时的于光远正赋闲在家。自“四五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国务院研究室随之解散，与邓关系最密切的胡乔木、邓力群和于光远3人成了“待分配干部”，每天只可以到一个专设的办公室去看文件，无余事可做。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于光远等人决定在经济理论界发动一场“突击战”——召开关于按劳分配的讨论会。

“四人帮”被打倒后，1956年以后愈演愈烈、到“文化大革命”中达到极致的“极左”思潮远未被清除。由于“彻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影响，工厂中绝对平均主义盛行，“干多的不如干少的，干活的不如捣蛋的”，严重影响经济的恢复。当时，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要对“极左”路线拨乱反正还非常艰难。更为关键的是，邓小平的再度复出仍面临种种阻挠。因此，能否为他的复出创造一种“呼之欲出”的理论氛围便相当重要。日后来看，于光远等人选择按劳分配——而不是价值规律——这个命题作为突破口是十分精妙的。

首先，按劳分配是经济学上的一个常识性原则，很容易被论证明白，获得人们的共识和共鸣。其次，在“极左派”的众多理论中，排斥任何考核制度、以平均主义为准则的经济路线最不得人心，无论是普通的工人或农民，都对“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现象深恶痛绝。再者，按劳分配与价值规律有极强的关联性，一旦突破，再往前拓进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当时，于光远找来了冯兰瑞、吴敬琏、周叔莲等4人，日夜在办公室里秘密筹划研讨，后来他们戏称这是“密谋于暗室”。据吴敬琏的回忆，于光远是主导者，邓力群有时也参与讨论，胡乔木则没有介入。有一次，他们正讨论得热烈时，胡乔木推门进来，问：“你们在干什么？”于光远说明了意图，并邀请他加入，没想到胡摇摇头，黯然地说，“一谈起按劳分配就勾起我不愉快的回忆”，然后就离开了。吴敬琏不解，于光远便说了一段往事。1958年，上海《解放日报》发表张春桥的长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把按劳分配当做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来批判，提倡实行“共产主义供给制”。当时是毛泽东政治秘书兼管《人民日报》的胡乔木看到后，认为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便指示《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林韦组织文章进行批评。不料毛泽东看了张文后，大为赞赏，让《人民日报》转载，还亲自写了编者按2。这使得胡的处境极其困难，他多次写检讨才得以过关，但是却从此失去了宠信。因此，胡一听到“按劳分配”这四个字就避之唯恐不及。

当时的政坛局势可谓暗潮涌动，阴晴瞬变。

就在2月7日《人民日报》等报刊提出“两个凡是”方针的半个多月后，2月25日，于光远组织人员，在北京地区召开了按劳分配学术讨论会。因为他没有正式官职，所以，会议属于民间行动，开会的地点和召集都是非正式的，连发言集也是自己出钱打印的。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国家劳动总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都派员与会，不过它们均不是主办机构。全国的报纸几乎没有予以报道，只有《人民日报》理论版发了一条不起眼的简讯。然而，尽管如此，这个讨论会还是引起了地震般的效应。在这次会议上，吴敬琏、周叔莲等人是主要的论文递交者和发言者。

3月10日至22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在讲话中继续沿用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提法，仍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认为“批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

4月，于光远等继续把按劳分配的讨论推向深入。他们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有30多个单位、100多位理论工作者参加，大会发言者达十余位。吴敬琏、周叔莲和汪海波联名递交了两篇论文，一篇是批判“四人帮”在按劳分配上的“左倾”思路，另一篇是从正面论证恢复奖金制度的必要性。

5月7日，中共中央正式下文，批准将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升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被任命为院长，邓力群和于光远为副院长。随着这三位的重新出山，邓小平的即将复出便成了众人皆知的“秘密”。

6月，履新不久的于光远等人召开第二次全国按劳分配讨论会，这次的参与单位多达100个，与会人员400多位。讨论会的气氛明显比前两次要活跃得多，会议安排了20多人发言，其间，不断有人递条子，争取发言机会。吴敬琏选择的发言主题是“物质刺激”，这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一个“理论禁区”。吴敬琏论证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社会行动，归根到底是由物质原因所推动，表现为物质利益的生产关系决定所有的社会关系。因此，“四人帮”那种把“物质刺激”视为洪水猛兽的做法显然是反动的。在他们的压制下，不但人们失去了工作的动力，甚至连研究物质利益问题的经济学也失去了存在的前提。他的发言突破了工资、奖金等具体问题的范围，引起与会者极大的兴趣。

就在这次会议举行的一个月后，7月，在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上，因陈云和叶剑英元帅等人的坚持，邓小平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8月12日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宣布，持续了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

10月底，第三次全国按劳分配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参与者又有增加，除了在京的135个单位、500多位专家和官员之外，还有23个省、市的130多个单位、300多人赶来参与讨论，会议上的发言人多达100多位。周叔莲、吴敬琏和汪海波递交的论文是《论社会主义工资和它的具体形式》，提出为社会主义工资和奖金“恢复名誉”。如果说，很多与会者的发言是“表态性”的，那么，吴敬琏等人的观点则明显更带有可操作性。

由于光远发起的这几次按劳分配讨论会，无疑是1977年中国经济理论界最重要的事件，它打破了自1964年之后万马齐喑的黯淡局面，为日后的思想大解放鸣响了号角。

对中国思想界来说，真正的转折性时刻出现在1978年5月11日。当天，《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新华社同日转发，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可以被视为当年度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宣言。在文章中，作者勇敢地宣称：“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文章的发表在当时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很快，围绕着“真理检验标准”展开了一场全民性的大讨论，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改革的整个进程。在思想基础上，它彻底摧毁了“两个凡是”的政治原则，倡导一种全新的实践主义理论。而在经济变革中，它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思想基础和商业伦理，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姿态建立起实践主义的思想基础，成为中国吹响经济和社会改革的第一块思想基石。它成为日后引导中国改革的实用主义，甚至功利主义思潮的起源。

在经济理论界，没有什么经济学命题比“按劳分配”更直观地体现“实践检验”的道理了。

这一年的10月25日，北京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按劳分配讨论会，这既是对这一命题的进一步研讨，更是以此来呼应如火如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因为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大会就分成了3个组，分别讨论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问题、劳动报酬的形式问题、农村按劳分配及其形式的问题。吴敬琏等3人递交的论文题为《深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若干问题》，其中提出了两个与企业经营管理制度有密切关系的问题：一是怎样使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企业的经营状况紧密地联系起来，二是建议对企业领导干部实行物质奖励制度。

在这篇论文中，他们提出了“自负盈亏”的原则——企业在遵守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完成国家计划，特别是完成利润计划之后，企业劳动者集体应该分得一部分企业利润，反之，企业劳动者集体也应承担一定的物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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