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11日，父亲去世了。当时，我和佩吉正在马德里，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赶回家。内尔森和劳伦斯听到父亲病危后已经飞到亚利桑那，但赶到他身边时，他已经去世。他们将他的遗体带回波坎蒂克，中途在小石城停留，以便接上温。我们遵从洛克菲勒家族火化的传统，将他的骨灰埋在塔里敦家族墓地里母亲墓穴的旁边。父亲十分敬仰的里弗赛德教堂高级牧师哈里·埃默森·福斯迪克主持了葬礼。家族40人参加了葬礼。那是一个美丽的春日下午，甜甜的空气中弥漫着丁香的芬芳。

未竟的事业

父亲与人交往时注重礼节，甚至跟他的儿子们也不例外。这一点使得他与别人产生了距离感，而这种距离只是偶尔得以消除。他的去世使我看到了他给予我的有多少、我亏欠他的有多少。他为我树立了一个强大的榜样：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拒绝让自己的不安全感阻碍自己处理世间事务。他拥有的巨大财富使他有可能投入到慈善事业中，但金钱仅仅是一种杠杆。促使他取得成功的是在他心中深深扎根的基督教信念：爱邻里如同爱自己，给予胜过得到。

我自己在走上生活道路的时候也有相当大的不安全感。如果我不是依照父亲的榜样长大的话，如果我不是在刚刚懂事的时候就明白世界上有些事情不论喜欢与否都不得不去做的话，我不敢肯定自己是否能够走上社会与世界抗争。有时，我的行为违背了父亲的强烈职责感，因为他使得这种职责感看起来过于枯燥无味、不堪重负。但是，正如我已经明白的那样，职责是一种解脱。它迫使你超越自己的极限，迫使你去做一些并非自然而然但又必须完成的事情，因为那些事情是正确的。

另外一个原因也许是，由于我自己也成了一个父亲，意识到了自己作为父亲的不足之处，因此我更加理解父亲的习性和不足，人要尽力而为。父亲当然给了我许多值得我感激的东西。我在看望他的时候，有机会告诉他我亏欠他的有多少、我多么由衷地挂念他。如果我没有那么做的话，我就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我和我的哥哥们打算为父亲建一座纪念物。大家同意最合适的东西是联合教堂里的着色玻璃窗—象征着他和母亲联系在了一起。由于马蒂斯已经去世，我们在寻找某个具有相当名望、能够承担这项工作的艺术家时，遇到了一些困难。幸运的是，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年，佩吉看了一次夏加尔百叶窗的着色玻璃窗展览—那是准备用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医药中心的。她深为所动，觉得夏加尔可能就是我们在寻找的艺术家。她说服我在离开巴黎之前看一看所谓的耶路撒冷玻璃窗展览，参观完后我也同样热情高涨。

经过与我哥哥们以及联合教堂的一番讨论后，我们同意联系夏加尔。我到他在文斯圣保罗的家拜访了他，他立刻同意接受委托。他向我们家全面了解了父亲的情况，然后根据《圣经》里“行善的人”的寓言故事制作了一扇漂亮的窗户，这似乎再合适不过了。财产分割

父亲的去世，意味着建立了卓越之标准、为家族以及为他和祖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以来创建的各个机构掌握道德方向的人走了。他的主要继承人—我和我的哥哥们—不得不在努力寻找彼此之间新的关系平衡的同时，应对与这些机构的管理相关的困难问题。

由于毕生致力于慈善事业，由于建设和经营洛克菲勒中心的巨大开支，由于为他的妻子和儿孙设立了慷慨的信托基金，父亲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数十亿美元财富已经大大减少。遗嘱检验的结果是，他的地产价值为157亿美元。父亲的遗嘱将自己的资产在马莎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之间作了几乎平均的分配。也许看起来很令人吃惊—父亲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和孙子留下任何东西，但事实上他通过1934年和1952年的信托基金和一些直接馈赠已经给了我们所有人大量资产。通过用这种方式分割自己的地产，父亲保护了自己剩余的大部分资产免于“遗产税”，为我们这代人提供了额外的慈善资源。

父亲已经就此事思考了很久，才决定选择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作为他的地产的慈善部分的受益人。通过进一步向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捐献，父亲使之成为全世界十大基金会之一，使我们成为他付出大量心血创建的慈善机构的管理者。我和我的哥哥们构成了董事会成员的绝大部分，在开发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慈善项目方面拥有压倒多数的发言权。

艾里的消亡

事实证明，父亲的房地产和有形资产—比如艺术品和家具装饰—分配起来非常复杂。我和我的哥哥们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已经通过希尔地产公司购买了父亲在缅因州的资产，同时达成的共识是，父亲死后，马莎可以使用艾里，想用多久就用多久。但是，马莎几乎没有回到缅因州的打算，因此当她声明放弃对艾里的权利时，我和内尔森从希尔公司手里买下了缅因州的所有资产，决定拆除艾里。那里的100间房对于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使用起来完全不实际。但是，艾里拥有的许多回忆是我们不想失去的。尽管马莎在缅因州待的时间很短，但她大张旗鼓地重新装修了艾里。可以理解的是，她不想生活在母亲的影子里，但马莎的品位与母亲、与我都不相同。我于是想到，在拆除房屋之前，最好将其内部装饰恢复到母亲在世时候的样子，然后拍下照片，这样我们就能记得它原来的模样。

通过母亲在世期间在艾里工作过的几个人的帮助，我做到了这一点。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的整体记忆竟然如此详尽。当我想不起某件东西原来具体放在什么地方的时候，我就闭上眼睛，想象着母亲就在那里，周围是她喜爱的绘画和东方的物品，这时那些东西的确切摆放位置就会再次出现在我的脑海。在我实在想不起来的时候，其他人总会设法回忆起来。

我们在房屋里装满了鲜花，甚至点着了起居室和餐厅里的壁炉，正像母亲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在雾蒙蒙的天气里习惯做的那样。待一切就绪以后，建筑摄影大师埃兹拉·斯托勒便开始工作，拍下了整个内景。

斯托勒的工作完成以后，我们所有兄弟姐妹都来到锡尔港，分配母亲的物品—我们是通过抽签来完成的。每一件物品都已经经过评估，然后编号、分类；接着，我们每个人抽签决定选择顺序。而后，我们便轮流挑选物品，直到我们每个人都取得了各自比例的价值份额。有几个律师和秘书参加了财产分配过程，对每项选择都作了详细的记录。我和佩吉事先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内尔森和约翰也是如此—约翰已经收藏了相当规模的亚洲艺术品。温大概是知道得最少的，但表现出了很高的品位，挑选得很精明。这一点其实无关紧要；母亲的收藏品数量多、质量高，结果大家都得到了许多漂亮物品。

完成这项最后的工作后，已经继承了父亲在缅因州所有资产的我和内尔森下令拆除房屋。如今，艾里唯一残留下来的是其南边的砖头和花岗岩阳台—从那里，人们仍然能够欣赏到茫茫大海里岛屿点缀的壮观景象。

权力的交接

之后不久，我仔细看了看分配家具装饰品的那天，我们6个人在艾里起居室拍的一张照片。我们都围着巴布斯坐在一张大沙发上，正为我们当中某个人刚刚说过的什么话大笑不已。摄影师拍下了进入中年的我们—每人都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和责任，但所有人都彼此联系紧密，与在我们长大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家联系紧密。

1953年，巴布斯嫁给了第三任丈夫琼·莫兹—他是个谦恭有礼的南方人，美国信托公司（usruscompany）的高级副总裁。虽然巴布斯还是很羞涩、内向，但她已经克服了早期因对付严厉、固执的父亲而产生的许多问题。她更多地参与了家族事务，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加入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董事会。

1954年，温在与巴巴拉·西尔斯（博博）的痛苦、公开的离婚过程中离开了纽约。阿肯色州的离婚法律更加有利，他发现自己喜欢这个州比较缓慢的节奏和乡村的韵味。他决定把阿肯色州当成自己永远的家，在小石城北面的小吉恩山买了一个大牧场，不久就涉足当地的政治和公共事务。温虽然厌恶州长奥瓦尔·福伯斯的种族主义，但还是接受了州工业发展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努力将州外的公司吸引到州里，同时减轻已经在州里的公司的负担。在这个位置上取得的成功使得温相信，或许自己有当政治家的前途。他从无到有地在阿肯色州创建了一个现代共和党的框架。与此同时，温于1956年娶了珍尼特·埃德里斯，新生活似乎过得相当幸福。

约翰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与父亲的斗争中崛起，决心要走自己的慈善家之路。他在1952年年底担任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帮助疏通基金会巨大的资源来支持科学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应用到如何解决世界各地各种社会问题的领域中。其中最具意义的是，他支持了诺曼·博洛格在杂交种子生产方面的研究，该研究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绿色革命。

但是，更有影响力的是约翰在人口领域的工作。当基金会的董事会表明不愿意挑战天主教、不愿意开发综合性人口计划—包括对计划生育的支持时，约翰创建了人口委员会从事该计划。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约翰还成了与东亚各国改善关系的坚决拥护者，并与日本建立了极其牢固的个人关系。在纽约，约翰领导着创建表演艺术中心的努力—该中心后来成了林肯中心，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舞蹈中心之一。

劳伦斯在自己的大半辈子里似乎不愿意生活在内尔森的影子里，不满足于当他的替身。对他的这种归类其实很不公平，因为劳伦斯作为一名风险投资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的作用很有创新意义，甚至很有远见，与内尔森没有任何瓜葛。当内尔森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无暇顾及家族事务的时候，劳伦斯成了我们家主要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管理着家族办公室，执掌着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和洛克菲勒中心的工作。由于他承担了这些重任，我们其他人才得以追求各自独立的事业。劳伦斯拥有一种无言的力量和敏捷的智慧，但由于他过分自谦，他为家族和社会所做的工作的重要性就很容易被人忽略。

最后是内尔森，纽约州的州长、可能的美国总统，我们这代人当中自封的、被广泛认可的领袖。我需要多讲述一些内尔森的情况，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与他的关系经历了重大的变化。

内尔森与离婚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