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妻子佩吉对我来说比任何人都重要。

我们结婚56年了。1996年她的去世给我的生活留下了一个无法弥补的缺憾。她的温情、智慧和风趣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力量源泉。她的爱使我得以在面对我所继承或主动承担的许多责任时更加自信，但她同时也在我有幸取得成功的时候防止我犯骄傲自满的错误。我和佩吉有很多共同的兴趣：航海、收集艺术品、听美妙音乐、坐马车和旅游，尤其是在我们过“二人世界”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厮守在一起，也有各自的不同追求。这是我们婚姻长期幸福的关键。

佩吉

佩吉非常喜欢动手—种花、开拖拉机，甚至为我们在缅因州的卧室做家具。她热衷于新鲜事物，在家畜的人工授精、古陶瓷的鉴别等稀奇古怪、形形色色的领域也是专家。佩吉并不是个敷衍了事的人，相反，她对自己做的任何事情都极其认真。她从来不满足于坐在任何机构的董事会位置上，而是沉湎于创造性的想法，并永远乐于参与具体的实施。在她一生的最后20年里，占用她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的有两个机构：缅因州海岸遗产信托（mainecoasheriagerus,mch）和美国农田信托（americanfarmndrus,af），她对自己做的任何事情都表现出了热情和专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缅因州驾船扬帆成了我们两人非常投入的消遣活动。我们每年暑期都会跟家人和朋友们一起，在缅因州沿着犬牙交错的海岸线，坐着36英尺长无引擎或无桅顶单桅木帆船穿梭于各个岛屿之间，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快乐的日子。后来，我们“升级”到42英尺的欣克利西南船，但还是喜欢自己操纵船帆。

因为担心我们那可爱的航船场地的未来，佩吉与我们的航船伙伴、朋友托马斯·卡伯特联手成立了缅因州海岸遗产信托，以帮助保护岛屿避免不当开发。主要由于托马斯和佩吉的领导，缅因州海岸遗产信托成了一股有效的保护土地的力量，鼓励土地拥有人获得自己地产的保持权。这一创造性的法律工具使得缅因州海岸遗产信托能够保护115个私人拥有的岛屿和缅因州25000多英亩风景壮丽的海岸。

20世纪70年代，佩吉对养牛产生了兴趣。她调查了美国食用牛行业，发现西门塔尔牛—那是一种新近引进的欧洲品种，比人们比较熟悉的阿伯丁安格斯牛大—正越来越受欢迎。佩吉相信，养西门塔尔牛比更加古老、更加成熟的其他品种成功的希望更大。虽然家畜生意并没有获取利润的保证—投入费用很高，需求不稳定，佩吉却决定干一场。

一开始，她在哈得孙松屋养了一小群无角牛（这也是一种时尚，其一部分原因是运送方便）。她第一次真正的成功是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公牛，她给它起名叫“保持干净”，因为它的所有子孙后代—即便是有角母牛生的—也都没有角。1佩吉的纯种牛立刻大受欢迎。她在石头谷仓—那是父亲于20世纪30年代在波坎蒂克修建的—举办的拍卖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买主。

佩吉很快将自己的经营从塔里敦扩展到了缅因州，并开始在纽约州的北部地区寻找土地。最后，她看中了哥伦比亚县的利文斯顿，也就是从波坎蒂克哈得孙河往北大约75英里的地方，并最终在那里购买了将近3000英亩土地，其中大部分是草地，可供养几百头西门塔尔牛。后来，她把大部分土地进行了改造，用于玉米、大豆和麦子的商业化生产。

哥伦比亚县的美丽让我们陶醉了。这个区域沿着哈得孙河依偎在卡茨基尔山的西部和伯克郡东部，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我们买下这块地后，发现这里曾经是我们洛克菲勒祖先的故居—他们于18世纪初从德国莱茵兰德移民到了这里。当佩吉越来越埋头于利文斯顿农场的事务时，她请建筑师爱德华·拉蜡比·巴恩斯为我们设计一个住宅—我们为它取名“四季风”。佩吉在去世前的那些年里，每星期都会在那里住上一两天。她去世以后，我保留了那个农场，虽然我每年只能去几次。

在越来越多地介入哥伦比亚县养牛和农耕事务后，佩吉加深了自己对现代农业中新经济形势的认识。由于成本的上升和全球市场一体化的出现，良好管理和充足的经济资源已经成为不被淘汰出局的关键。与此同时，不可阻挡的城市区域的扩张刺激了一股在郊区开发的浪潮，结果不顾土地的质量如何，也不顾对子孙后代的后果，国家大量的最好农田被吞噬了。哥伦比亚县以及美国东北的其他地区曾经被小型家族农场所包围，但如今，许多农场主已经在压力面前退缩，将自己的土地高价卖给了开发商。大片的郊区住宅出现在了从前的农耕地区。

为了阻止这种潮流，佩吉在1980年帮助组建了美国农田信托。美国农田信托并不是要阻止所有开发项目，而是要规范这种杂乱无章的局面，同时领导保持农田的事业。在这里，一个关键的工具是地役保持权，允许土地所有人就他们自己不动产的未来使用方式设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限制条件，比如要求局限于农业目的或维持其“永久荒野”状态。美国农田信托还游说州政府拨出专款，设立永久性经济储备，以获取这些地役保持权，并因此为小农场主提供必要的流通性，以便他们继续留在农业领域。

虽然在农耕地区的开发压力在继续加剧，但美国农田信托在保护全美各地易被侵占的区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个州如今已经有了地役权购买计划，数百处场地已经设置了农业保持区域规划法令，或建立了土地信托及其他创造性计划，以确保农民能够继续从事农田耕作。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和佩吉已经产生了各自不同的兴趣，都很耗费时间，且相互没有什么关联。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两人也许会逐渐疏远—过着各自的日子，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我们都见过朋友和家庭成员发生的类似情形，但我们没有让它出现在我们身上。我们自觉地努力理解对方，支持各自的兴趣和活动。由于我们同时还有许多共同的兴趣，因此我们的生活还有一种非常幸运的平衡。我很高兴能够为她的几个机构提供经济支持，而她也在我特别感兴趣的机构方面提供了帮助。我们的伴侣关系持久而充满温情。佩吉是个十全十美的伙伴。

政府

我估计，如果我追寻了我可以获得的进入政坛的任何机会，我与佩吉的关系都会受到威胁。事实上，我在大通的工作要求我不停出差，参加多种公共活动，应酬极其频繁。在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佩吉常常陪伴在我左右，但这并不是她乐意享受的事情。而政治生涯会要求我履行更加沉重的义务，很可能会超出她能接受的程度。我很高兴自己没有付诸尝试，不过我也的确放弃了一些很诱人的机会。

最不寻常的机会是内尔森提供的—1968年6月，肯尼迪遇刺后，内尔森提议要我就任罗伯特·f·肯尼迪的参议员的职位。直到今天，我还是不知道内尔森是否当真，因为他还同时邀请了另外一些人，包括我哥哥约翰和我侄子杰伊·洛克菲勒。虽然我确实很动心，但我想起肯尼迪在1960年任命博比·肯尼迪为司法部部长时所遭受的批评，也不希望自己被指责有裙带关系，因此我谢绝了内尔森的提议。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还不得不谢绝了内阁级别的任职机会。理查德·尼克松就提议了两次。第一次是1968年11月，在总统组织自己的内阁时，内尔森告诉我，尼克松希望我担任财政部部长。我告诉内尔森，我希望不要考虑我，因为我刚刚被推选为大通的董事长，凭良心说不能在关键时刻卸任。内尔森将我的决定转告了尼克松和他的顾问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