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成都以后，巴金遇到的头一件悲痛的事情，是母亲的死。那是在辛亥革命发生后的第三个年头，民国三年（1914年）旧历七月的一个晚上。当时巴金还不满10岁。

母亲病了20多天，病中她很痛苦，但一直很清醒。巴金和兄弟姐妹们时常围在母亲的病床前，忍不住地流泪，母亲也流泪。巴金心里很痛，他知道母亲最爱他，但他却也无法安慰母亲，减轻她的痛苦。

母亲最难过的还是在她心上，她放不下她的孩子们。这时她最大的孩子，巴金的大哥，也才只有16岁，最小的女儿还在牙牙学语。

她舍不得丢下他们，她牵挂着他们的未来。巴金后来回忆说，“她临死前五天还叫大哥到一位姨母处去借了一对金手镯来。她嫌样子不好看，过了两天她又叫大哥拿去还了，另外在二伯母那里去借了一对来。这是为大哥将来订婚用的。她在那样痛苦的病中还想到这些事情。”母亲这样做是希望大哥能娶一个好媳妇，并希望能通过他们照看好她的更年幼的孩子。在这样的生死离别的时候，母亲的心想得是多么细、多么远、多么苦啊！

但母亲还是走了，巴金和他的兄弟姐妹们陷入巨大的悲痛，他的两个姐姐更是整夜哭泣。巴金想着自己是“母亲最爱的孩子”，眼泪也不住地流。他怜悯他的两个姐姐，也怜悯自己，他开始痛苦地意识到：“我成了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跟有母亲的堂兄弟们比起来，我深深地感到了没有母亲的孩子的悲哀”。

母亲就这样离开巴金和他的兄弟姐妹们走了，永远地走了。失去母亲的伤痛对巴金来说是永远无可疗慰的，心灵的缺憾也永远无可弥补；而同时，在巴金心里，母亲的影响和教诲却永远存在，永不磨灭。母亲的爱和她的“爱的哲学”已融进了他的血肉、他的灵魂，永远伴随着他，和他的生命同在。而且，尤其重要的，正是因为有过这样一位母亲，使得巴金从幼年时期才有可能、并“得到允许和仆人、轿夫们一起生活”，由此他才有可能接触到另外一个世界，认识了另外一些人们。由此在他心灵上打开了另外一扇门，找到了在他后来的人生道路上给予他重要影响和启迪的“第二个先生”——轿夫老周，和大家庭内外的许多“下人”和穷苦人。

在李家大公馆里有许多轿夫。那时候上等人家的主子出门最阔气的就是坐轿子，也只有大富之家才养得起专门的轿夫。李家就属于这个等级，而且许多主子，包括巴金的大哥，都配有专用的轿子和轿夫。所以在李家鼎盛的时候家里的轿夫是很多的。这是一种很苦很累的活儿，生活条件又极差。他们住在公馆的马房里，那里从前养过马，后来就专门住人，用竹篱笆隔成小格子，每间只能放一张床，没有窗子，只留一块小地方做过道。轿夫们白天在外面抬着主子四处奔跑，晚上回来就凑在一起，在破席上摆了烟盘，把身子缩成一堆，一面挨着鬼火似的灯光烧烟泡，一面诉说生活的甘苦和一天的见闻。在这些轿夫当中，阅历最丰富、和巴金也最亲近的就是那位年老瘦弱的老周，巴金后来称他是继母亲之后的“第二位先生”。关于这位老周，巴金后来在回忆中曾多次谈到，并总是充满着感激和敬意。他说：

我的第二个先生就是一个轿夫。……我喜欢这个人，我常常到马房里去，躺在他的烟灯旁边，听他讲种种的故事。他有一段虽是悲痛的却又是丰富的经历。他知道许多、许多的事情，他也走过不少的地方，接触过不少的人。他的老婆跟一个朋友跑了，他的儿子当兵死在战场上。他孤零零的活着，在这个公馆里他比谁都更知道社会，而且受到社会不公平的待遇。他活着也只是痛苦地捱日子。但是他并不憎恨社会，他还保持着一个坚定的信仰：忠实地生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火要空心，人要忠心。”他这“忠心”并不是指奴隶般地服从主人。他的意思是忠实地依照自己的所信而活下去。他的话和我母亲的话完全两样。

他告诉我的都是些连我母亲也不知道的事情。他并不曾拿“爱”字教我。然而他在对我描绘了这个社会的黑暗面，或者叙说了他自己的悲痛的经历以后，就说教似地劝告我：“要好好地做人，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自己不要骗人，不要亏待人，不要占别人的便宜……”我一面听他这一类的话，一面看他的黑瘦的脸，陷落的眼睛和破衣服裹住的瘦得见骨的身体，我看见他用力从烟斗里挖出烧过两次的烟灰去拌新的烟膏，我心里一阵难受，但是以后禁不住想是什么力量使他到了这样的境地还说出这种话来！

马房里还有一个天井，跨过天井便是轿夫们的饭厅，也就是他们的厨房。那里有两个柴灶。他们做饭的时候，我常常跑去帮助他们烧火。我坐在灶前一块石头上，不停地把干草或者柴放进灶孔里去。我起初不会烧火，看看要把火弄灭了，老周便把我拉开，他用火钳在灶孔里弄几下，火就熊熊地燃了起来。他放下火钳得意地对我说：“你记住，火要空心，人要忠心。”的确，我到今天还记得这样的话。

我从这个先生那里略略知道了一点社会情况。他使我知道在家庭以外还有所谓社会，而且他还传给我他那种生活态度。

不难看出，轿夫老周这位“先生”，对巴金来说，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一生中都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这里被巴金称作“先生”的人，并不是指在课堂上教他读书识字的先生，而是指在生活态度和做人的方式上曾给过他指导和影响的人：他们给了他一种生活信念，教给了他一种待人和处世的原则，他们是他生活中的导师。母亲就是这样的一位先生，她教给巴金一个“爱”字，要爱一切人；轿夫老周是巴金的又一位先生，他教给巴金的是一个“忠”字，不是奴隶忠于主子，而是要忠实地生活，忠于自己的信仰，诚实地待人。显然，母亲的教诲与老周的劝导是截然不同的，两者都打着各自的生活地位所留下的烙印；前者是从未走出封建大家庭、也未经历过太多人生坎坷的心地善良的少夫人对生活和人生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后者则是身处社会底层、饱经风霜和磨砺，或者说受尽折磨和屈辱仍不失善良本性的大勇者的生活箴言。应该说两者都是美好的，只是前者显得较为空泛、飘渺，而后者则更贴近实际，对向往冲出封建大家庭而走上社会的少年巴金来说，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当然，这两者也有相通之处，就是都要你好好地做人，尊重人与生命的价值，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这一点可以说贯穿了巴金一生的活动和事业，更称得上是他的“全人格的根底”。

当然，少年巴金在自家公馆的“下人”当中所接触到的并不止是一个老周，他同家里的许多仆人、轿夫都很亲密，常常生活在他们中间，这样在他的生活中就形成了两个世界、两种人生。一方面，他和他的家人，和他的兄弟姐妹们生活在一起，那是一种生活；另一方面，他又时常同家中的所谓“下人”生活在一起，那又是一种生活。

而且，他越来越对后一种生活发生兴趣，同后一种人的感情也越来越密切。他说，他常常爱管闲事，常常在门房、马房、厨房里面和仆人、马夫们一起玩，常常向他们问这问那，像个小包打听，因此他们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稽查”。

有时候轿夫们在马房里煮饭，巴金就凑过去替他们烧火，把一些柴和枯叶送进柴灶里。他们打牌的时候，他站在旁边看，常常给那个每赌必输的老唐支招。有时候他们也诚恳地对他倾诉他们的痛苦，甚至还坦率地当着他批评主人们的好坏——仆人批评主子，这在当时可是大忌，但是他们信得过他，并不担心他会说出去。他们完全把他当做一个同情他们的小朋友，什么事情都不对他隐瞒。他如果有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他们也都乐意帮助，毫不吝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