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参与《半月》杂志的编辑工作，并随后同他们一起组织了“均社”，巴金的生活就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他觉得找到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有了行动的目标。于是，他带着急需发散的热情，带着对未来的渴望和献身精神，同时也带着少年人的稚气和迷狂，在课余全力投入了社会斗争。

“均社”成立后，巴金和他的朋友们要做的事情就更多了，除了办刊物之外，他们还散发传单、印书、与读者及有关人士通信等。巴金后来回忆说：“我们有时候也开秘密会议，时间是夜里，地点总是在僻静的街道，参加会议的人并不多，但大家都是怀着严肃而紧张的心情赴会的。每次我一个人或者和一个朋友故意东弯西拐，在黑暗中走了许多路，听厌了单调的狗叫和树叶飘动声以后，走到作为会议地点的朋友的家，看见那些紧张的亲切的面孔，我们相对微微地一笑，那时候我的心真要从口腔里跳了出来。我感动得几乎不觉到自己的存在了。友情和信仰在这个阴暗的房间里开放了花朵。”

散发传单也是一件紧张、有趣的事情。1921年的“五一”节，就在巴金刚参加《半月》的编辑工作不久，为迎接这个国际劳动者的节日，他们印了一批传单，派定几个人到各处去散发，巴金也领了一些任务。那天天气很好，巴金夹了一大卷传单在离自家公馆很远的街巷里走来走去，直到把传单全部发光，又在街上闲走一阵，看看是否被人跟着，真有点像做秘密工作的样子！直到确信背后没人，才放心地到约定的地方集合，互相愉快地叙述各自的经历。还有一次巴金说起来更加得意，他说：“又有一次我们为了一件事情印了传单，攻击当时统治省城的某军阀。这传单应该贴在几条大街的墙壁上。我分得一大卷传单回到家里。晚上我悄悄地叫一个小听差跟我一起到十字街口去。他拿着一碗糨糊，我夹了一卷传单，我们看见墙上有空白的地方就把传单贴上去。没有人干涉我们。有几次我们贴完传单走开了，回头看时，一两个黑影子站在那里读我们刚才贴上去的东西。我相信在夜里他们要一字一字地读完它，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这期间最主要的工作当然还是编辑和出版《半月》杂志，这是他们的主要阵地。虽然是不大的小刊物，但每半月出一期，又要写稿，又要送审、印刷和发行，又要把它们送到读者手里，而且还是业余进行，这些事情加起来，要做好也确实不容易。好在他们年轻，有的是热情，有的是冲劲！《半月》是一种公开刊物，在编辑部挂名的人不少，但做事的总是那几个。他们白天有人要上学，有人要做事，晚上才有空聚在一起。巴金自然是他们当中很积极的一个。对这段生活他记忆很深，也很留恋。他说：那时“每天晚上我总要走过几条黑暗的街巷到‘半月社’去。那是在一个商场的楼上。我们四五个人到了那里就忙着卸下铺板，打扫房间，回答一些读者的信件，办理种种的杂事，等候那些来借阅书报的人，因为我们预备了一批新书报免费借给读者。我们期待着忙碌的生活，宁愿忙得透不过气来。共同的牺牲的渴望把我们大家如此坚牢地系在一起。那时候我们只等着一个机会来交出我们个人的一切，而且相信在这样的牺牲之后，理想的新世界就会跟着明天的太阳一同升起来。这样的幻梦固然带着孩子气，但这是多么美丽的幻梦啊”。

工作中他们也时常遇到一些麻烦。有一次学生演剧筹款办平民学校，军人来捣乱，双方发生冲突，事情闹大了。一个朋友写了一篇言词激烈的短文批评当局和军方。刊物印出来，他们接到通知，要抽去那篇短文才能发卖。怎么办呢？有人想了个办法，到刻字铺刻了个长条图章，用红印泥盖在那篇文章上面，再用墨笔在文章前后勾了两下，便拿出去照卖。凭这种小伎俩居然也能对付过去！读者照旧读到了那篇痛快淋漓的文章，还惊奇地读到图章上所印的那一行红字：

“本文奉xxxxx命令抽去”，在会心的微笑中明白了更多的意思，因为当地人谁都知道这里的“xxxxx”就是“省会警察厅”的代名词。从这里他们感受到了斗争的乐趣，也学到了斗争的经验。

还要补一句，这里的五个“x”就是编辑部里年纪最小的巴金想出来加上去的，他自然更加得意。

从巴金参加《半月》刊的编辑工作到刊物被查封大约有半年时间。这期间他除了做日常的编辑工作和一些杂务外，先后为《半月》写过三篇文章。头一篇刊登在1921年4月1日出版的《半月》第17期上，题为《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署名芾甘。这也是巴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文章一开始就提出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平等的问题，反对只在概念上兜圈子。他认为：“妨碍人民自由的就是政府”，妨碍平等的就是“资本家垄断了世界公有的财产”，因此，要“真自由”就必须实行“安那其（即无政府主义）”，“废弃政府及附属于政府的机关”；要“真平等”就必须实行“共产”，“把生产的机关及他所产的物品属于人民全体”。巴金还尽力描画了一幅他所谓的“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图景：在那里，人人各尽其所能，各取其所需，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人人都受到平等的教育，等等。

而要实现这个社会图景，就只有用社会革命“推翻那万恶的政治”，“若是再一味的隐忍，那么，你们就要成为资本家的鱼肉了！”可以说，这些意见是很激进的。关于这篇文章，巴金曾经说过，“那个时候我不过是一个小孩，会写些带感情的话。我大胆地凭个人的直觉否定了整个社会制度的存在，而且有一股傻劲，觉得为一篇文章杀头也算不了一回事。”面对当时中国凶恶残暴的军阀政府，巴金竟然如此直截了当地提出“废弃政府”，“推翻那万恶的统治”等等，也真是有一股傻劲，而且“傻”得可爱。巴金的另外两篇文章《iww与中国劳动者》和《世界语（esperano）之特点》，从不同角度发挥了上述观点，前者提出建立“纯粹劳动者组织的团体”，“同心协力，打破‘国家’、‘政府’、‘法律’等制度，推翻劳动者的最大敌人资产阶级，再把生产机关及其产物收归劳动者所有”；后者号召学习和推广世界语，认为如果“使人人能懂‘世界语’，再把‘安那其主义’的思想输入他们的头脑，那时大同世界就会立刻现于我们的面前”。应当指出，上述文章的内容大都是从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小册子里抄来的，本身并不新鲜；但它却反映了巴金当时的思想状况和激烈、昂扬的精神面貌，也表明了无政府主义对他发生了怎样的影响。

在《半月》刊工作期间，巴金结识了许多青年朋友，其中有一位对他影响尤为深刻，被他称作是自己的“第三位先生”。这位朋友叫吴先忧，是《半月》的主要创办人和主持人之一，也是“五四”以后成都地区较早写白话诗和话剧剧本的作者之一。他还是巴金在“外专”的同学，班级比巴金高，巴金入学不久他就辍学了。巴金说：

“他辍学的原因是要到裁缝店去当学徒。他的家境虽不宽裕，可是还有钱供他读书。但是他认为‘不劳动者不得食’，说‘劳动是神圣的事’。他为了使他的言行一致，毅然脱离了学生生活，真的跑到一家裁缝店规规矩矩地行了拜师礼，订了当徒弟的契约。每天他坐在裁缝铺里勤苦地学着做衣服，傍晚下工后才到报社来服务。他是一个近视眼，又是初学手艺，所以每晚他到报社来的时候，手指上密密麻麻地满是针眼。他自己倒高兴，毫不在乎地带着笑容向我们叙述他这一天的有趣的经历。我们不由得暗暗地佩服他。他不但这样，同时还实行素食。我们并不赞成他的这种苦行，但是他实行的毅力和刻苦的精神却使我们齐声赞美。”关于这位“先生”，巴金还讲过一个故事：因为他是《半月》的创办人，所以要负担一部分经费。刊物每期印一千册，回收的钱很少，而且他们还要印一些小册子送人，也要花钱，所以他每月都要捐一笔钱，不能拖延。这位“先生”是姐姐管家，不许他乱花钱，他就只好拿衣服去押当。他怕姐姐看见，出门时总把要当的衣服套在里边，进了当铺脱下来，当了钱就拿去缴月捐。所以他常闹热天穿棉袍、冬天穿夹袍的笑话。后来巴金还曾把这个故事写进长篇《家》里，已为广大读者所熟悉。从这里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五四时期的一种新人，他们言行一致，身体力行，努力从自我做起。要改造和振兴中国，必须有这种精神。所以巴金对他非常敬佩，很长一个时期一直把他作为自己的榜样和“先生”。巴金后来在回忆中多次提到他，字里行间流露着崇敬与感激之情。他说：“我这个先生的牺牲精神和言行一致的决心，以及他不顾一切毅然实行自己主张的勇气和毅力，在我的生活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我第一次在他的身上看见了信仰所开放的花朵。他使我第一次知道一个人的毅力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巴金还把这位“先生”的影响和母亲及轿夫老周对他的影响联系起来，说：“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公道）；朋友吴教给我‘自己牺牲’。我虽然到现在还不能够做到像他那样地‘否定自己’，但是我的行为却始终受着这个影响的支配。”这样说是并不过分的。

其实，还应该说，巴金所遇到的这位“先生”还只是一个代表。

当时被“五四”风暴唤醒、同巴金生活在一起的那些朋友，那些怀着信仰和激情，积极参加社会斗争，并准备随时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青年，首先是《半月》杂志周围的那些朋友，都给了他启迪和鼓励。巴金生活在他们当中，与他们亲密相处，相互支持，在这团体的共同斗争中，促进了他的迅速成长。

《半月》出到第24期，1921年7月，正当他们准备庆祝办刊周年时，刊物突然被查封了。原因说来有点不可思议：四川有三个女学生剪了辫子，省会警察厅出来禁止，《半月》杂志发表文章支持剪辫子的女学生，尖锐批评警察厅，警察厅便去找他们。开始态度还客气，要他们以后不再提这件事，并要拿走剩余的刊物。他们不答应，争执起来，警察厅便干脆下了查禁令。这件事表明，当时的成都地方是何等闭塞，同时也表明巴金他们这帮青年是多么单纯！后来巴金也觉得遗憾，说：“可惜我们这一群傻孩子，做事只知道走直路，从来不会拐弯，更不知道让步妥协”，于是就碰了钉子。对巴金来说，这是个教训。

《半月》停刊后，他们又出了一期《警群》。《警群》原是成都一家银行的几个人发起筹办的，因能力不足便拉巴金他们合作，目的是想利用他们。而他们便趁机把自己的稿子拿出来发表。刊物出来了，银行方面的人嫌他们太激烈，没办法合作，所以《警群》只出了这一期便偃旗息鼓。

半年后巴金和他的朋友们又办了一种周刊《平民之声》。这一回是由巴金主持编辑事务，刊物的通信处就设在巴金家的公馆里。巴金情绪高涨，以全副心力投入到编辑工作中，特别是为对付警察厅的检查想了许多办法，也受到许多磨练。就是在这期间，巴金编写了一篇长文《托尔斯泰的生平和学说》，在刊物上连载。文章是从北京某刊的一篇同名文章改写的，不能算是他的作品，但却表明了他对文学的倾心和倾向，这对巴金未来的发展无疑是有意义的。而且，也就在这份刊物上，他写下了两个短句：“奋斗就是生活，人生只有前进。”

这应该是他这个时期生活状态的一种概括，也是他未来“生活的目标”和信念。

这时已是1922年春夏之间，在“五四”前后所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已处于“落潮”时期，社会的压迫日渐加强。巴金的朋友们相继走散，《平民之声》无疾而终。

从《半月》到《警群》，再到《平民之声》，这一段经历对巴金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他走上现实社会的开始，也是他为理想奋斗和追求的起点。我们看到，从一开始他就是多么热情，多么勇敢，多么勤奋！那质朴的献身精神，那像火一样燃烧的激情，还有那对未来大同世界的“美丽的幻想”，都是多么真诚，多么感人！在以后几十年中贯穿巴金整个生活的那些极可贵的精神特点，在这里已经显露了端倪。

在《半月》等杂志的工作也使巴金受到多方面的锻炼：提高了实践能力，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人也迅速成长起来，变得更加机敏、干练。（比较起来，三哥李尧林由于缺少这种锻炼，在后来就显得书生气更多些，也缺少巴金那种勇往直前的实践精神和勇气。）而且，这也使巴金从一开始就同报刊和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无形中影响和决定了他后来的生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