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蒋方良终究是俄罗斯血统，文化、生活上的差异，加上嫁到中国这样特殊的政治家庭，难免产生各种各样的苦衷和烦恼。

和蒋介石夫妇不同，蒋经国夫妇就很难有那么多夫唱妇随的和谐场面。据传说，有人认为蒋方娘是因为生活寂寞、苦闷，还染了酗酒的恶习。

刚到台湾的那段岁月，台湾不准进口俄国酒，有人为讨好蒋经国，就想办法从香港弄来一些伏特加，送给蒋方良。那时，蒋经国家里藏有不少伏特加烈酒，夫妻俩兴致高的时候，会斟酒对酌，蒋方良的酒量不输蒋经国，可谓酒中豪杰。

由于在家里宋美龄喜讲英语，再有为了同美国搞好关系，蒋经国在英文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也为蒋方良请了一位美国驻台“大使馆”某参事的太太，到家里辅导她英文。后来又请了一位英国人教他们英文，功夫不负苦心人，蒋经国夫妇后来的英文都很好。蒋方良后来竟也喜欢上了中国的京剧，可见其适应中国文化之快。

与宋美龄不同，蒋方良是绝对不插手丈夫的政务的。蒋经国对夫人干政深恶痛绝，在他的七海官邸，还是“男主外，女主内”，太太对先生在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

蒋方良是一位以丈夫为重的传统妇女，蒋经国不喜欢她经常外出，或者到别人家串门，时间长了，难免与外界封闭，逐渐走上了自我禁锢的道路。蒋经国没做“总统”时，她还会到外面买东西、逛街、看电影，后来，蒋经国做了“总统”，家搬到七海，远离市区，她便不可能像一般平民百姓一样上街闲逛。

长期的足不出户、自我封闭，身心难免造成一些病症。病发的先兆是，她不和任何人说话，和蒋经国一天讲的话不超过10句，总是一个人静坐一旁发呆。日子长了，人们发现她出现了怪异的举止，才知道情况不妙。

蒋方良发病时，在官邸内翻箱倒柜，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金银首饰、衣服用品，搬得楼上楼下到处都是，而这个时候，再劝她出门散心已经为时已晚了。

由于不像宋美龄惯于出入各种政治场所，只要蒋方良有出席公众场合的情况，头一天晚上她肯定彻夜难眠。第二天一大早，必然最早起床，穿着去赴约的正式服装，端坐在客厅沙发上静候。在随从的眼中，她绝对不像是“第一夫人”，倒是一个神经紧张的家庭主妇。

嫁到蒋家就要奉行蒋家的规矩。蒋方良在生活中遵守浙江的传统风俗习惯，并用它教育孩子，逢年过节，带着孩子拜祖先，烧香、磕头，样样都学会。她还穿旗袍，讲宁波话，一心一意地做蒋家的贤妻良母。

1988年1月13日晚，蒋经国溘然长逝，长子蒋孝文、次子蒋孝武也相继去世。亲生女儿蒋孝章长期旅居美国，惟一的儿子蒋孝勇一家，也迁居美国、加拿大，后染病而亡，独留蒋方良孤守偌大的官邸，她的际遇更受人们注目。

“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蒋方良对关心她的人说。

事实上，满足现状，无所欲求，一直是蒋方良谨守的人生哲学。她平素视台北为第三故乡，默默地以坦然的心境对不幸和哀伤。

有一次，蒋方良向一位甚为亲近的友人表示，要将自己的存款分为10份，分给儿子媳妇和孙儿女。在她的计算中，孝文的妻子徐乃锦、女儿友梅；孝武的太太蔡惠媚、子女友松、友兰；以及三子孝勇、孝勇的妻子与3个儿子，两代共10人，承继她的积蓄。蒋方良的每笔金钱支出，都精打细算，好不容易积存的一笔不多的存款，还要留给子孙，看来，她在世上为自己着想的事情实在没有什么了。

由于蒋方良的俄籍背景，社会上许多人士公开建议当局，应当允许她回俄罗斯安度余年，而她则表示俄罗斯毕竟已人事全非，不能算是家园了，台北才是她的家。

蒋经国和蒋纬国之间，宋美龄还是比较喜欢蒋纬国。1940年，蒋纬国从美国受训回国，人西北军胡宗南麾下，担任步二营少尉排长，开始往返于重庆、潼关之间。此时，他与西北豪富、纺织界大亨石风翔三女石静宜结为连理。抗战结束前夕，蒋纬国调任青年军六一六团步兵二营营长。抗战胜利后，在蒋介石、何应钦等的提携下，以30岁出头年纪，出任少将装甲兵副司令兼参谋长，直到去台湾。

石静宜作为装甲兵司令的夫人，威风八面，经常与装甲兵袍泽聚会，在装甲兵中影响颇广。

石静宜怀孕后，在预产期前，蒋纬国被派往美国考察。当时石静宜的预产期为农历九月中旬，而九月十五（农历）是蒋介石的生日，石静宜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和公公同一天生日，请医生为她控制产期。但是到了农历九月十四晚上，仍没有阵痛，她又请医生施行催生，结果药物发生副作用，石静宜停止了呼吸，腹中胎儿也早已胎死。

也有一种说法，因为她父亲是从事纺织工业的企业大亨，商业世家，她本身也做些生意，因为她的身份特殊，就有人传说石静宜做生意如何如何，后来连蒋经国都听说了，就把这个谣言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听了之后火冒三丈，冲口就骂：“她去死好！”因此，有不少人认为，石静宜的死，蒋家脱不了干系。

为了石静宜，宋美龄也曾经在蒋介石面前讲过好话，对石静宜之死很表疼惜，但儿孙自有儿孙福，隔了一代人，她也只有摇头的份了。

蒋纬国丧妻后，先后办了“静心小学”、“静心乐园”、“静宜女子英专”，纪念元配夫人。1957年，丧妻4年的蒋纬国又梅开二度，在日本某一教堂，与当时台湾“中央信托局”副处长邱秉敏的女儿邱爱伦结婚，她是一位中德混血儿。蒋纬国原来打算在台北举行婚礼的，但蒋介石认为在日本成婚为宜。他便遵父命，在戴安国的陪同下，赴日本完婚。蒋纬国亦乐于此主意，一来日本是他的出生地，一来戴安国才是他的胞兄。

蒋纬国与邱爱伦生有一子叫蒋孝刚。蒋纬国与邱爱伦关系一直和睦，宋美龄赴美定居时，蒋纬国为表孝心，让爱妻邱爱伦陪伴宋美龄到美国常住。

宋美龄对待蒋方良与邱爱伦的态度大不一样，宋美龄和邱爱伦有较多的共同话题，聊得来。因为邱爱伦比较年轻，也爱打扮，在衣着方面比较新潮，宋美龄喜欢邱爱伦的衣着仪表，常问她这个首饰哪里买的，头发哪里做的，叫什么发式等等。

即使到了70至80岁的时候，宋美龄爱美之心仍未泯灭，只要是邱爱伦身上的服装或装扮，她觉得喜欢的，必然就叫人为她打点一套，让她也感受一下时髦的气息。

蒋经国和蒋纬国一般只是逢年过节，或蒋介石夫妇生日时才带太太到士林官邸。这样官邸通常自然而然地少见蒋经国、蒋纬国两家的人影，尤其蒋方良，平素不喜欢出门，更是与宋美龄交往甚少，宋美龄对她也就不似对邱爱伦那般亲近了。

3孙媳

蒋经国长子蒋孝文的妻子叫徐乃锦，她的父亲早年留学德国，母亲是德国人，她与蒋孝文从小一起长大，但性格并不合。徐乃锦与蒋孝文在美国念书时，再度重逢，此时，徐乃锦已长得风姿绰约，蒋孝文与她身在异邦，无所寄托，终于走到了一起。

蒋经国得知后，欣喜不已。他早就听说徐乃锦聪明能干，指望她能帮助管管自己放荡不羁的儿子。于是致电孝文，建议他不妨一边成家，一边念书。不过，徐乃锦的家人反对这门婚事，认为蒋孝文是花花公子，嫁给他难保证将来不会闹纠纷。最后，蒋经国提了一篮水果，亲自到徐家为子求婚，使得徐家大为惊讶，认为这实在担当不起，许下了这门婚事。

徐乃锦与蒋孝文成婚不久，即怀孕回国，生下女儿蒋友梅。徐乃锦虽贵为“太子妃”，但她待人非常和蔼可亲，在台北师大教育研究所任教时，对学生极为关爱，学生却均不知她的背景。

据台湾报纸宣传，她是一位充满活力与自信的职业女性，而且在工作中很少提及她的家庭，跟平常人没什么两样。

从前，每个星期她要去探望公婆两三次，到后还亲自下厨做菜送给公婆，蒋经国夫妇常为有这样一位能干、贤慧的儿媳而感到幸福和骄傲。她的最大兴趣在音乐，和蒋孝文结婚后，从美返台，蒋经国知道她喜欢音乐，在她回台的第一个圣诞节，就送她一架钢琴。

蒋孝文患病后，她曾在“中祝”国际事务室担任5年执行秘书，也是台北“国家剧院”及音乐厅的筹备委员之一，她把女儿送到英国念书，学的也是艺术，但不愿她马上回国工作，就是希望她女儿不被当特权气氛包围。

徐乃锦的朋友都认为，她的性格有些男性化，做事有魄力，要求完美，是个杰出：女性。台北有家杂志著文说：蒋经国的大儿媳妇徐乃锦，作为一个献身予社会工作的职业妇女，她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可能是蒋氏家族中最难得一见的品质。

早年，蒋友梅还在童年时期，蒋经国和蒋孝文夫妇尚住长安东路18号，蒋经国每天回家第一句话必定是“友梅，grandpa回来啰！”然后进屋抱起友梅又亲又吻，友梅是蒋经国除了蒋孝章外，最疼爱的女孩。

蒋经国曾对留学海外的孙女说：“友梅啊！你不要出去念书了，在台湾陪爷爷好吗？”可是年轻人总有自己的天空，不能了解老年人的心思，更不会明白蒋经国内心世界多么需要有人陪伴、对话，以驱赶与日俱增的孤寂。

蒋经国的惟一女儿蒋孝章，可谓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奇人。1957年，赴美求学，在美邂逅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俞扬和已经结婚，这在蒋家引起了极大的震撼，等蒋经国亲自向她查证，证实两人确是恋爱，并得知蒋孝章坚持要嫁给俞扬和的时候，蒋经国气得眼泪直流，半天说不出话来，而孝文三兄弟更是气愤填膺，觉得姐姐上当受骗了，要去美国找俞扬和“算账”。后来，为了息事宁人，宋美龄亲自出面打圆场，总算平息了此事，蒋经国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和俞扬和结婚后，蒋孝章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家庭主妇。结婚之初，蒋孝章忍受各种来自家庭成员的反对声浪，始终没有表现自己的不满和抗议，忍声吞气，也看透了这个“第一家庭”的虚伪和险恶。

蒋介石去世后的第二年，有一次，蒋孝章回台湾，蒋经国在慈湖摆了一桌酒席，请蒋孝章夫妇一起吃了顿饭。后来，她也很少回来，就连蒋经国就职“总统”，寄机票给她回家同庆，她也未回。她从未向蒋经国提出给丈夫求职的要求，从小就不愿利用权势。

蒋孝武的婚姻是蒋家公子当中最不顺利的一个。他的太太汪长诗的父亲曾是国民党驻欧外交人员，她本人为瑞士籍，是蒋孝武在德国留学时认识的，后来二人相爱结婚。因为两人性格不和，而走上仳离的道路。有人认为，除了二人倔犟以外，他们年纪太轻气傲也是一个原因。

蒋孝武和汪长诗离婚之后，二人反而成了好朋友，汪长诗每年都固定在寒暑假回台湾，看单她的女儿友松、友兰。

江南命案后，蒋孝武出国避风头，但也掀开了新生活的一页。他认识台湾籍的小姐蔡惠媚。蔡惠媚是蒋孝武女儿友兰的英文老师，蒋孝武为了追求蔡惠媚，据说花了10年的时间，才感动了蔡惠媚本人和蔡家。当蒋经国明白儿子这次是真心要和蔡小姐结婚后，要蒋孝武以蒋经国的名义，把蔡惠媚的父亲请到七海官邸来，由蒋经国出面在官邸客厅准备茶点招待蔡家二老，谈话中把亲事定下来。为了减少外界干扰，婚礼决定在蒋孝武驻节的新加坡举行，蒋孝勇代表蒋家到新加坡去主持了哥哥的婚礼。

蔡惠媚虽然是台籍家庭，但家庭十分洋化。蔡惠媚自幼就读于美国学校，洋名“蜜雪儿”。蔡惠媚那年刚好18岁，与友人在圆山俱乐部咖啡厅闲坐，蒋孝武与朋友路过那里，一见之下，惊为天人，于是立志苦追不已。两人断断续续维持10年左右的爱情长跑，才修得正果。

只有蒋孝勇与“公路局”副局长方恩绪之女方智怡的婚姻平平安安，在恋爱成熟后，禀告双方家长，然后请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秦孝仪为媒人，定下婚事。

蒋孝勇在不惑之年后，为避开台湾的政治旋涡，而与方智怡一起迁居加拿大，后为孩子上学和照顾宋美龄而定居美国，对宋美龄极其孝顺，宋美龄对孙媳方智怡也极亲密。往来于加拿大、美国，经营电脑业务的同时，身为蒋家后代，在近年家族几番变故后，蒋孝勇觉得任重道远，他说：“我不是政治人物，但被人认为政治人物；有时，我也觉得自己不像生意人，你问我20年后想成为什么？我敢保证，那时我一定退休了。我是基督徒，不重形式，但心里很虔诚，回顾过去，我现在是满足的，上苍对我很公平。”

也许，这番话真是蒋孝勇对生活的总结，在蒋家的人员中，他好象还没有遭受什么重创，无论婚姻还是生活，因此，能坦然地说出这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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