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番到了溪口，张看到气氛有些神秘和紧张，与以前大不相同。蒋看完腹案后笑道：“嗯！没有什么意见。文白，你这次担当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哪！”张治中答是。然后照例去拜叩蒋母坟茔。蒋边走边对张治中表示他是“愿意和平的呀！”张治中立即问蒋，这句话可否在报上发表？蒋却滑头地说由张斟酌！自己不明确表态。次日，张离溪口返回南京。在蒋经国陪张到笕桥机场分手时，蒋经国却恶狠狠地对屈武说：“文白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的！”回南京后，屈武才将小蒋的话告诉张治中，张治中非常生气，说：“这像什么话！”

4月1日，南京代表团由张治中率领，乘中国航空公司天王号专机离宁赴平。张治中在飞机扶梯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最后说“希望能够得到成功”。在张听到蒋氏父子的谈话和暗示后，赴北平前夕，已作好了秘密迁走家眷的安排；邵力子也作了同样的安排。

当天下午3时，张等飞抵北平，由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等迎接。刘亚楼也参加了迎接。中共安排张等住进六国饭店。中共中央副主席、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于当晚设宴招待张治中和各位代表。

中共方面表示，无论和战，均要过江；李宗仁则坚持解放军不渡江，欲存半壁江山，徐图后计。4月4日，李济深（民革）的代表朱蕴山、李民欣和刘子衡到南京。他们一下飞机就避见新闻记者，被报界称为“神秘客”。他们是特来正式告诉李宗仁，不论战和解放军都要过长江。这使李宗仁划江而治的美梦完全破灭。于当日晚李又致电毛泽东，表示战犯可以由他一人担当，他人可以不究。果能如此，则一切可以本孙中山之遗教，与各党派共同建设新中国。对此，中共表示可以商量。

但是，如果蒋介石仍然于背后操纵，则一切和议也难于成功；战争也难以停止。李宗仁遂转向重点处理和蒋介石的关系。

为此，李宗仁请居正、阎锡山于4月12日赴溪口送给蒋介石一封信。信的中心意思是要蒋介石不要再背后操纵和制造混乱了，否则，他就决心辞职。但阎和居正一无所获，于14日返回南京。17日，蒋便让张群传话，要李宗仁、白崇禧到杭州会晤。李宗仁未予理会。

此前4月13日，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国共双方第一次正式会议，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共八条二十四款。南京代表提出修改意见四十余处。其中半数已被采纳，并且同意不提战犯之事，但对于“就地停战”和“划江而治”，中共断然拒绝。4月15日，中共代表团提出最后修正案，并说明，南京代表团愿否签字，需在4月20日以前表明态度。对此蒋介石未曾料到，他认为中共需准备半年才能渡江，他仍可以从容加强京沪杭防御和延长在上海的时间。

南京代表黄绍竑等立即于16日飞返南京报告，并劝李签字。

当时，白崇禧认为蒋仍可以和他共同坚守长江，对守江很有信心，如果中共不接受划江分治议案，他就决心不接受议和。李宗仁当然受制于掌握兵权的白崇禧，遂与白持有同样主张。当黄等把《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带回南京后，李也拒不签字，并派天把《协定》送到溪口给蒋介石过目。

黄绍竑对此非常恼火，他认为中共已同意白崇禧部队留在武汉，也可以开驻两广，并于一年内不在两广内实行土改，是很宽大的；李宗仁也可以作联合政府副主席。但是，李、白要的是划江而治，敝坚决不签字。

这一步棋，李、白完全走错了。蒋介石有台湾为退路，他可以不要和平；而李、白并无退路，如不和中共相处，共同建国，势必在蒋介石的冷眼旁观下，完全失败，致茫茫大地尢立足之处。结果正是如此。李宗仁对此错算一步而悔恨终生，白崇禧虽号称智多而实无远见，又一次受了蒋介石的愚弄。李宗仁为了拖延时间，又于19日召开了和谈指导委员会，于下午作出决议，电请中共延长和谈时间。中共当然断然拒绝。张治中于20日的长途电话中请黄绍竑转告李宗仁，中共决定于20日夜发出进军江南令。黄即于当晚飞赴香港，未返。20日午夜，中国人民解放军分三路渡江作战。21日，毛泽东、朱德下达渡江进军令。

与此同时，张治中于4月中旬又专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劝蒋介石不要幻想重整旗鼓，为了不使国内长期混乱下去，应当暂时出国，以免负混乱之责。信中又颇多对中共赞扬之语。蒋见此信，不禁拍案大怒，竞骂张治中“丧权辱国”。这时，蒋才得知张的家眷去向不明，气得“嘿嘿”一笑，就咬牙切齿地叫小蒋通知毛人凤：“把于右任监视起来，接到台湾去！莫让屈武把他弄走了！”

蒋此时很忙，他令毛人凤再次准备暗杀李宗仁。具体办法是当李宗仁乘飞机擅自飞出南京时，就用战斗机将其击落。

接着蒋又向毛人凤部署任务三条：“第一，先要协助汤、陈（良，上海市）两位抢运物资；第二，要控制上海的轮船、帆船、大小木船；第二，集中沪、杭一带交警部队，以六个总队加入战斗序列，保卫上海，归汤恩伯指挥，以两个总队担任护运物资工作；第四，监视上海资本家，勿让他们私自将物资隐藏下来

这种部署，可说井井有条。他紧抓住钱财，一丝也不放松，李宗仁眼看着蒋氏的所为，无可奈何。

但上海资本家并不傻，他们于1948年12月间，大部分已经逃往香港。毛人凤赶紧回答说连“杜月笙这几天也动身去香港……”。蒋又问在上海抓了多少人了？毛人凤报告说：“大概有三千人。”蒋又命令说：“凡有嫌的人一律逮捕。对张澜、罗隆基他们也要严格监视。必要时一律处决。”但毛人凤则建议，杀了他们民主人士反落口实，不如不杀的好！蒋又点头说，有道理，以后再说。毛森于上海共杀了一千三百人。连张澜、罗隆基二人要不是毛人凤赶快向上海警察局长毛森打电话，也被杀害了。

谈判破裂了，解放军以百万大军于4月20白晚分三路强渡长江。4月22日，蒋介石邀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到杭州会谈。会谈之前，蒋和白达成谅解，就是蒋、李只能有一人负责全局，要么蒋复职；要么蒋把一切军、财、人事权完全交给李宗仁。参加会谈的还有王世杰、吴忠信等。

一见面，蒋就问李宗仁对和谈还有什么打算？李说准备再派人去谈一次。蒋立即说“不用了！不必再谈了。过去共产党因为在军事上没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谈。现在他们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的余地了。”李随即提出去职心意。蒋仍然要李继续支撑。但提出成立一个“非常委员会”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构。由蒋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今后一切大政方针，先由非常委员会决定，再交政府执行。当时大家均附和蒋的提议，李宗仁不好表示反对。李宗仁的和谈完全失败。午饭后，白崇禧返回武汉。蒋和李继续会谈，共议定二条：（一）在政治上，宣布和谈破裂，政府今后唯有继续作战，党内不许再倡和谈。（二）在军事上，由行政院长何应钦兼国防部长，统一陆海空军的指捧权力。参谋总长直接向国防部长负责。

这第二条，是在拉拢何应钦，孤立李宗仁。同时决定总统府和行政院迁往广州办公。这次会谈中蒋拉李宗仁到一间房子里单独对李说：“不论你要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李碍于情面，见蒋如此真诚，竟没有提出一个具体要求，就被蒋哄过去了。

李宗仁返南京后，章士钊、邵力子来电劝李宗仁迳飞北平脱离蒋介石。但李未接受，并将电文掷在地上，以表决心。李宗仁认为蒋要借此“非常委员会”走上前台，便决心不接受蒋的提议，决定不飞广州，改飞桂林。23日，李宗仁乘追云号飞机在故宫机场起飞，自然许多要员包括汤恩伯也来送行。飞约一时，李宗仁突然命驾驶员改变航程，飞往桂林。中午达到桂林，李即住进文明路一三〇号私宅。

存飞机上，李曾和李汉魂、邱昌渭等商量，一定要和蒋分清界限，似乎决心很大。

李到桂林后，在广西的立法委员和省府委员等一致发表文电，请李宗仁补签《国内和平协定》，实现和平。李仍拒不答应。接着李又派程思远到汉口请白崇禧。白则骂李宗仁“庸而好自用”，误了很多事，说李宗仁是扶不起来的人。经程等苦劝，白崇禧才答应飞桂林晤李。后因飞机不能在雨中降落桂林，便改降广州。白住入东山六横路妻弟马仲学家。白之夫人马佩璋也正在这里；夫妇不期而遇，自是惊喜交集。

饭后，邱昌渭来马家和程思远谈访问美国驻华代办路易士克拉克的情况，他说美国对蒋介石已失去信心；但对李宗仁，也因为李未能掌握实权和有所作为，而不可能提供援助。这表明美国对李宗仁也失去了信心。李宗仁此时的出路，只有靠拢中国共产党。

第二天，白崇禧和李宗仁通电话，劝李到广州主持工作。并说打算请居正、吴忠信见蒋，要蒋将存款、存械和政权统统交出来，让李主政。李则说这是没有希望的，不必多此一举。

5月1日，程思远于天河机场接张发奎时，得知广州薛岳因和陈诚关系密切，虽不同意蒋介石重新出山，但也不能公开表示反对；余汉谋也因为人持重，不能公开反蒋。因此，依靠广州当局反蒋，已不可能。白崇禧和阎锡山、居正等，于5月2日到桂林促李宗仁到广州主持政府工作仍于蒋介石合作。

李宗仁没有主见，又动摇了。于是又决定到广州一试。

李宗仁到桂林的第二天，即4月24日，南京已经解放，太原也于同时被收复。这时蒋氏父子已感面临绝境边缘，心情极为沉重，家园虽好，不可久居，蒋经国先送妻儿于本日下午飞台。次日上午，蒋氏拜别母坟；然后走上凤凰山，对故乡作最后一次眺望，自是往事不堪回首，深感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但蒋氏父子此时仍立志“誓必重回故土”。当然，他们父子两代均未能实践誓言，先后死于台岛，并至死不愿与中共和解。下午三时，父子二人拜别祖堂后，便背着乡亲们，悄然乘车离开溪口，至方门后，下车步行至象山港，登太康号军舰，直驶上海；从此再未返回溪口故乡。

在途中，蒋经国给其父读了关于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致李宗仁的通电。

当念到他们因中共坚留，决暂留北平，以待再行和谈时，蒋哼了一声，“是他们自己愿意留下来的吧！”“什么中共坚决挽留！”。蒋经国又继续念下去，其中有“上海孤悬，岂可久守”之句，蒋又自言自语说：“上海只要再守半个月，能把所有物资抢运出来就行了。”

蒋经国再往下念去，其中有对中共的赞语：同人等默察近来国共成败得失之原因，其主因在政治上而非在军事。盖中共积其二十余年之丰富经验，深得为民服务之道，而其严格之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又保证其上下一致，贯彻其主张与政策，因而获得人民之合作与拥护。同人等与各方面接触，目击耳闻，知中共对于维护国家独立，尊重人民生活自由，贯彻其城市政策，扶植民族工商业，确为有目共睹之事实，且亦符合国父革命之理，决非吾党过去政策与作风所可企及。”

读至此，蒋介石又气愤起来，恼火地说：“宣传！宣传！纯是替中共宣传。”蒋经国于是以目光征询其父意见，是否还要读下去？蒋介石仍表示要再听听。

蒋经国又继续读道：

“自和平协定公布，党内多诋为条件太刻，类似迫降，致有‘宁可战亡，不可败降’之愤语。然平心而论，八条因为德公所承诺之商谈基础，六十四款只系实施八条之详细规定。如第一条战犯名单，完全不提，即为重大让步之例，并经口头约定，正式签署协定时，尚可酌加文字上之修正。同人之愚、以为革命大业，天下为公，已既不能，当让能者！今日之事，倘政府昧于人心与人势，仍继续作决无前途之战争，则惟有仅存之残局至于毁灭，增益其对民族历史所犯之罪愆。倘能平心静气，发挥高度理智，不因少数人意气权位之私，置大多数人民生死祸福于不顾，则一转念间，祥和立现。例如近日上海之战，外围据点尽失，尚期凭四困之地，死守到底，则将毁灭六百万人民之城市，此岂仁者之所为，亦岂大势所许可。”蒋听到此处，霍地站起来，要战报看。

26日下午1时到达黄浦江复兴岛。27日，发表文告，声明他“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后蒋一度移住上海市金神父路励志社。

在这个声明里，他特别把***战争改说成为民族解放战争，妄图以此煽起民族情绪，继续顽抗。他说：“我们当前的情势固然是险恶的……但是我们认清了今日剿匪作战是反侵略主义的民族战争，是反集权主义的民主战争；同时，也是为了每一个国民，每一个家庭自由生活方式之社会战争和保障我们悠久历史、文化和仁爱的伦理道德的文化战争。……这一反侵略战争如果失败，国家的独立自由地位，人民的自由生活方式，都必归于毁死。我们的前途，只有普遍的贫穷，冷酷的饥饿和世界战争。”蒋于此处先后接见徐永昌、顾祝同、周至柔、桂永清、郭忏、汤恩伯、毛人凤、陈大庆、石觉、谷正纲、陈良等要员。他仍公开声称要死守上海六个月，以安定人心。

李宗仁在白、阎、居正、李文范访桂期间，写好了一个和居正、阎锡山、李文范的谈话记录，向蒋介石摊牌。记录内容共六条：

（一）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有权予以调整。

（二）移存台湾的金银、外币，应由政府运回大陆，以应军政开支。

（二）移存台湾的美援军火，应由政府运回大陆，分发各部队使用。

（四）所有军队，一律听从国防部指挥调遣。

（五）党中央的决策，只能作为建议，不能强制执行。

（六）拟请蒋先生出国考察，并设法争取外援。

白对此完全同意。但适于此时，蒋自上海拨给白崇禧三万两黄金，最后一万两由中华“剿总”补给司令许高阳夫人黄纫秋本人带回武汉。因此，白崇禧又转而支持蒋介石了。并私劝李宗仁请蒋复职，李宗仁当场拒绝。两人从此开始存有芥蒂。

这个谈话记录，于5月4日送到了上海，蒋见到后，自然又是十分气恼。针对李宗仁的六条，他作了如下赌气的答复，一切推开，与己无关：

“一、总统职权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

二、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依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部册俱在，尽可嵇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

三、美援军械之储存及分配，为国防部之职责。引退之后，无权过问，部册罗列，亦可查核。至于枪械由台运回，此乃政府之权限，应由政府自行处理。

四、国家军队由国防部指挥调遣，凡违反命令者，应由国法之惩处，皆为当然之事。

五、至于非常委员会之设立，为4月22日杭州会谈所决定。当时李代总统曾经参与，且共同商讨大纲，迄未表示反对之意。今李既欲打消原议，彼自可请中常会复议。惟民主政治为党的政治，党员对党负有遵守之责任；党对党员之政治主张，有约束之权利，此乃政党政治之常轨，与训政时期以党御政者，自不可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