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监院于1月20日电催李宗仁返国，并多有指责之词。李宗仁于29日回电答复：因身体欠佳，小能立即返台。力逼李宗仁返台，后台当然是蒋介石。台北更于2月4日刮起了抨击李宗仁的台风，《中央日报》、《中华日报》、《扫荡报》同时发表社论，抨击李宗仁29日复电。《中央日报》干脆呼吁蒋介石复职。监院再于2月14日电催李宗仁返台，并质问李宗仁是返国，还是辞职？如果李不能按时返国，则由蒋介石依据1949年11月27日临时中常会议决议，继续行使总统职权。

四日以后，李宗仁只得回电说明，即使要回台北，因身体尚未复原，也不能够，这是医生嘱咐。

形势发展很快，蒋介石在台复职，已为大势所趋，不久即可实现。但杜鲁门却不理会这一切，决定请李宗仁以国家元首身份到白宫赴宴。蒋介石闻知后，便加快了步伐，于2月23日召开国民党中央常会，议决蒋介石复职。第二天，立法院全体委员电请蒋氏复职视事。2月25日，监察院弹劾李宗仁。3月1日蒋介石发表文告，宣布复职。

蒋复职后，于总理纪念周上对两千名中下级干部讲了话，表示他接受大陆失败教训，要彻底改造中国国民党的决心，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争取“最后胜利”云云。

蒋复职的同一天下午，李宗仁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指责蒋介石复职是违宪行为，杜鲁门则于第二天将李宗仁接进白宫，待以元首之礼，从旁助威，表示仍支持李宗仁。并和李宗仁个别讨论了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问题。谈后李宗仁回纽约定居，静观时局的演变。

此后美国将于1952年举行总统竞选，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共和党欲以民主党援蒋不力，导致国民党失败，追究民主党责任，从而击败民主党。1950年7月，共和党领袖罗伯特·塔夫脱邀李宗仁夫妇至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滨的一个小岛上游览，礼之以上宾。一天，塔夫脱在海滨别墅表示要与李长期合作。他对李说：“在1952年的总统选举中，对华政策的失败，将成为两党竞选中的主要问题。我们正在调查民主党政府未能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有力支援的责任，阁下如能从旁证明这一点，那么彼此之间，就会出现合作的广阔前景。”

李宗仁想了一下，坚定地说：“就我所知，国民党所以失败，实由于蒋介石二十年的独裁专制，政治腐败，人心离散；军事上指挥错误，全无斗志。这些是主要因素”。他表示不能和共和党合作。这给塔夫脱当头一棒。

共和党人这次实在是找错了人。他们想为蒋介石开脱罪责，李宗仁怎么会作证呢？但他们仍不死心，便对李的外交顾问甘介侯说，李宗仁如果拒绝合作，将来参议院外委会就举行听证会，公开讨论李宗仁致民主党的密信。就是李宗仁于1949年5月5

日给杜鲁门写的，信中谈到一个重要机密，就是蒋当政时对美援的使用问题。李当时是这样说的：

“可惜由于我们当时的政府未能对此项援助作正当的使用，未能采取政治经济与军事适当的政策，以致此项援助未能产生预期的效果。”

美国国务院收到这封信后，把它作为最后的对华政策根据。塔夫脱为要挟李宗仁，要求参议院外委会举行重新检讨美国对华政策的听证会，并函请李宗仁到会作证。李的朋友克拉布劝李不去，因为参院外委会无权召一位外国的副总统出席听证会，李便派甘介侯和一律师前往，本人拒不到会。此听证会自然也就无法举行。外委会主席汤姆·康纳利也坚决支持李宗仁。这之后，美国不愿再继续援蒋。

几个月后，即到11月初，毛邦初自美返台述职（负责驻美空军购料处工作）。蒋要毛将一千万美元外汇款汇返台北。这些款项毛已奉命存入私人名下，现在又要提出汇往台北，毛很不情愿，就于返美后向李宗仁报告了这事。此款原为蒋引退后汇到美国的，李宗仁有权审查，即嘱毛邦初不得移交。毛又进一步向李宗仁汇报了蒋介石上年命驻美大使陈之迈和武官皮宗敢在美国向共和党人游说的机密。李暂不声张。美国俄勒冈州参议员摩尔斯于1951年7月，突然脱离共和党，投向民主党，向参院建议，由军委会和外委会联合调查台湾当局是否利用美国援台专款进行游说活动。参院旋作出决议，进行调查。这当然是民主党对共和党进行的反击，以争取大选胜利。

听证会上的资料，均为陈、皮向台北发电的影印本，这当然就是毛邦初提供的了，因为陈、皮的报告，均由毛邦初负责发电。其内容共三个方面：（一）1949年11月28日，陈之迈致电台北，说美参议员兰诺和众议员周以德，曾向大使馆说出许多国务院制订的远东政策机密情报。（二）1950年4月7日，陈电台北称，周以德将赴台北访问宋美龄，调查前太平洋学会主要负责人，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拉铁摩尔亲共材料。（三）1950年7月，陈曾向塔夫脱说，当世界局势世变时台湾将站在美国一边，但美国必须援台“反攻大陆”，以获取中国广大人力、物力资源，不久，这些听证材料又由美国《报导》杂志发表。蒋介石看后，自然对此极为恼火，于是决心罢免李宗仁。

蒋介石为作准备，于1953年9月27日以行政院建议，批准1946年11月选出的“国民大会代表”继续行使职权。立法院则于10月1日公布《国民大会代表递补条例》，由台湾补齐所有未到台湾的缺额。然后公告各代表前来报到，报到日期自10月14日至12月底止。蒋又于12月29日促立法院修正《国民大会组织法》第八条条文，将法定出席人数改为三分之一以上（原定为过半数）。

李宗仁见蒋介石任意修改宪法和国民大会组织法，便致函蒋介石，批评他在重蹈袁世凯和曹锟覆辙。并指出他的这一切活动和他的“国民大会”、“立法委员”均不合宪法和有关法规。李宗仁信文内容如下：

（一）“中外人士，均认为此种选举违法乱纪，决不可行。（二）国民大会代表任期六年，小能延长。（三）“动员戡乱临时条款”，只能为紧急时期之非常处理，小能用来延长国会代表任期。（四）立法委员任期三年，现在立委已于1951年任满，不能行使权力。因此，无权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和通过《递补条例》。

但蒋介石并不理睬。立法院和监察院将弹劾李宗仁的案卷于1954年2月19日交“国民大会”秘书处。蒋并派洪兰友赴美促李返台答辩。李宗仁因为这一切均不合法，置之不理。李宗仁于3月10日由“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罢免”，蒋介石再次当选为“总统”。

为长子经国开道

蒋复职后，立即组织“新内阁”。由陈诚任行政院长”接替阎锡山；周至柔任“参谋总长”兼“空军总司命”；孙立人任“陆军总司令”；佳永清任“海军总司令”一元老何应钦和重臣顾祝同，离开“中枢”。

1950年儿子经国，则委以“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后又改称“总政治部主任”。同时兼管“总统府资料室”，总管台湾各系统特务机构。政治部第四处，负责保、防业务，取代保密局。

彭孟辑原任台湾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此次因于蒋复职前一日，协助破坏了三大地下组织案（苏联地下电台、中共地下组织和中共经济案），而被委为“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为台岛特务机构的总揆。

关于总政治部工作，蒋介石规定了五项：

（一）领导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和建立精神武装。（二）军事组织的筹划和官兵思想的考核，以及防止士兵逃亡和思想反动。（三）监督人事经费，核实人员、马匹。（四）鼓动官兵斗志。（五）推行保密防谍教育及其工作。其主要任务是教育监督和检举两大任务。

蒋又于1950年9月建立政工干部学校（台北近郊北投竞马场）。次年招收新生。其建校方针为：“以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忠党爱国，坚决***抗俄之健全政治工作干部，使能参与陆海空军各级部队，……共同完成国民革命第三任务之使命为教育宗旨。

实际上，这就是蒋经国的黄埔军校，用之掌握三军，把军队完全变成了蒋经国政治部控制的新的蒋家军。校中标榜信仰“伟大领袖”——蒋介石和“青年导师”蒋经国，其目的是为造成蒋经国的新的个人独裁和新的封建王朝。董显光说蒋经国并不想当“总政”主任，当然是违心之言。

1952年10月，又成立“中国青年***救国团”，直隶蒋介石和蒋经国。前者任团长，后者任主任。建立该团的宗旨，是为了***和“复国”。他认为过去大陆青年被中共解除了精神武装，所以导致他蒋家军队的失败。但他不敢说大陆青年当时为什么拥护中共。不少人说，蒋介石只检讨技术上的失败，而不俭讨本质上的原因。他从来不公开承认他的政治腐败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这个“***救国团”即是大陆上的原“三青团”。蒋介石把蒋经国安排好以后，就开始把二陈挤走，为小蒋让位子。此时，陈果夫多病在身，无足轻重，陈立人成为真正的cc头子。蒋于1950年就将陈立夫放逐到美国新泽西州去养鸡。当他走的时候，宋美龄送他一本圣经，让上帝给他以慰藉。但陈立夫却忧伤地指着蒋介石的肖像说：“夫人，那活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陈立夫走了，中统解散。余下的障碍是陈诚，但陈已年老。还有孙立人虽年轻，但无根底，不是嫡系；加之蒋经国又任总政治部主任。“总政”抓军队，孙自然不是小蒋的对手。

彭孟辑任“台情会”要职，数年来权力炙手可热，众人侧目。但其父，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对儿子的职务很不为然，就劝他激流勇退，不可恋官。彭即于1954年力辞此职，果为蒋氏所准，即由蒋经国以“总统府”资料室主任兼管“台情会”。

彭辞职后，升任二级上将、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等职。后又升一级上将，可谓“扶摇直上者九万里”！

蒋经国接管特务机构后，对台湾特务机构进行整编。中统解散，把军统改成“国防部情报局”，主持对大陆军事情报。

这时，蒋经国一手抓总政，一手抓台湾特务总部，成了名符其实的特务头子，权力膨胀可称神速。但每次开特务工作会议，那些戴笠的部下，总是张口“戴先生”闭口“戴老板”，并表示要听小蒋的话，像狗一样效忠蒋介石。蒋经国觉得和戴笠“并驾齐驱”不甚光彩。便于同年又提议建立“国家安全局”，以取代“台情会”，并且自己退居第二线。但在幕后却牢牢控制特务机构，丝毫不放。

1964年委小蒋为国防部二级上将副部长，实主部务。1965年任一级上将部长。1969年任“国家安全会议总动员委员会”主委。1969年任行政院副院长。1972年又升任行政院院长。

至此，蒋介石已为蒋经国出任总统完全准备好条件。

蒋日关系

英美等国于1951年9月4日召开旧金山和平会议，决议对日媾和，蒋“政府”未能参加签字。

美国于1951年7月在远东委员会十三国会议中，由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对日讲和。苏联对此坚决反对，坚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美苏英四国外长会议，并需一致通过方可。双方坚持不让步，民国政府亦未能参加旧金山和平条约签字，特发一声明“中华民国”有与一切盟国的平等地位，日本必须尊重“中华民国”领土主权完整，视“中华民国”为主权国，代表整个中国；中日和约可以和旧金山和约精神一致。

1950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主要是防美。美国则怕日本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便急于扶植日本，将日本拉入他们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朝鲜战争6月25口爆发后，美国扶植日本的步伐更加快了。蒋之驻美“大使”顾维钧10月20在纽约城外成功湖，与美国国务卿顾问杜勒斯（后任国务卿）会谈对日媾和问题。

杜勒斯对顾氏转达了五项提案：

（一）凡参加对日战争之任何国家，同意媾和者，均得为缔约国。（二）考虑日本加入联合国。（三）日本承认韩国独立。（四）日本同意以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交联合国托管，并以美国为治理国。（五）关于台湾、澎湖列岛、南库页岛及千岛群岛之地位，将来由英、苏、中、美四国决定。

台湾和澎湖各岛归还中国，是在1943年11月的《开罗宣言》肯定，并由1945年《波茨坦宣言》中再经认定的事。为此，顾维钧向杜勒斯提出质问。杜勒斯说，“冻结”，对“中华民国”是有好处的，不然，台湾就有落人中共和苏联控制下的危险。他的理由如下：

“美国虽切望世界大战不再爆发，但并无把握，不愿台湾落人仇视美国者之手，尤不愿为苏联所利用。美国人力不足，对太平洋防卫，只能利用海军、空军树立强国防线。倘一旦有事，美国能控制亚洲大陆沿海，而台湾岛正在防线之内。是故冻结台湾地位，即是维持中华民国地位”。

顾维钧复于同年（1950年）12月19日，第二次和杜勒斯会谈，再次表示：台湾等领土地位明确地由开罗、波茨坦两宣言予以规定，“毋须日本各别追认拨归何国”。到1951年1月22日，顾又受命表示愿缔结对日和约意向，同意台湾冻结议题。美国遂于3月底将和约草案分送五十三个国家。蒋为自保又一次对外妥协，同意了台湾地位冻结的条件，因为这时他自己对能否守住台湾，也无把握。

一向对蒋介石没有好感的英国，于4月中旬提出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对日议和。5月和6月间，苏联也两次主张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美、英三国共同举行四国外长会议，讨论对日和约，杜勒断为说服英国政府跟美国走，于6月15日赴英见莫礼逊外相，结果是杜勒斯失败而归。他与英外相的协商结果是：由日本自主对海峡两岸任何一方签约。杜靳斯即将此结果于6月17日转告顾维钧。并要求顾维钧严守秘密为条件。同时又对顾说：“日本政府对贵国态度甚好，必愿与贵国签约，而反对与中共建立关系。”

对杜氏向英让步态度，蒋介石未能接受，他于杜氏谈话第二天，6月18日（1951年），就发表声明，坚决反对这种折中方案。他说他是参加对日战争的盟友，绝不容许歧视。

杜勒斯于7月6日将最后和约草案在美国务院面交顾维钧。但条约未列“中华民国”名字。9月4日，旧金山歌剧院五十一国对日媾和会议召开。原参战国五十五国中，有印度、缅甸、南斯拉夫和蒋之伪政府未参加。会议中，苏联代表葛罗米柯仍然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参加会议的要求，但被会议否决。日本代表为首相吉田茂，于7日晚间发表接受和约讲话，并对蒋之伪政府未能参加表示遗憾。同时公开表明强烈的***立场，叫嚣“共产主义的压迫、专制相伴随的阴险势力，加深了远东的不安与混乱。一面对此集体性的侵犯，日本为谋自由国家的集体防护，将与美国缔结安全保障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