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你翩翩的在空际云游。

自在，轻盈，你本不想停留

在天的那方或地的那角。

你的愉快是无拦阻的逍遥。

你更不经意在卑微的地面。

有一流涧水，虽则你的明艳。

在过路时点染了他的空灵。

使他惊醒，将你的倩影抱紧。

他抱紧的是绵密的忧愁。

因为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

他要，你已飞渡万重的山头。

去更阔大的湖海投射影子！

他在为你消瘦，那一流涧水。

在无能的盼望，盼望你飞回！

——《云游》

志摩初至美国，就读于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攻读历史系。入学十个月即告毕业，获学士学位，得一等荣誉奖。但他并不以此满足，当年即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继续攻读经济学。因为他立誓要做中国的汉密尔顿，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正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

志摩在美国待的这两年，获得了广泛的哲学和政治学认知。尽管他主攻的是经济学，但选修的课程多数是政治、劳工、民主、文明和社会主义等社会学科，且他倾心于政治、劳工、民主等社会问题的研究，当时的硕士论文正是《论中国妇女的地位》。在《论中国妇女的地位》一文中，志摩论述了中国妇女自古以来的文化修养，并呈现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妇女得到解放的情形，在对中国知之甚少的西方人面前完美展示了中国新女性的卓越风采。

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经济学的这年，正值中国“五四运动”爆发。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波及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留学生，留学生们纷纷组织起来，开展各项爱国运动，志摩毫不犹豫地投身到爱国热潮当中。除了勤奋学习之外，他关心国内时事，经常进步报刊，如《新青年》、《新潮》等。而面对与东方文明大相径庭的西方文化，志摩同样如饥似渴地去学习，去了解。他思想活跃，好学健谈，任何新知识、新理论在他面前都如最消融的春雨，顷刻溶入了心，他企图从西方这些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理论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很多年后，重新回望走过的这一段路，一个异乡求知的年轻学子，渴望打开西方殿堂的门，执火走向光明的未来。他手中的星星之火，是以燎原的生之希望感染着中华大地的莘莘学子。有人说他苦，因着他没有实现最初的抱负；亦有人说他堕落，丈夫豪迈之言终坠于儿女红尘。然，心知心意，他无悔。

无拘无束、满怀信念与理想的大学时代，是志摩一段意气风发的人生。他积极参加校内外各项活动，早在克拉克大学就读时期，他便加入了陆军训练团接受军事训练。待到哈佛大学游玩之时，他又与吴宓、梅光迪、赵元任等中国留学生一道，加入了哈佛大学的中国学生国防会。他喜欢结交朋友，积极参加各种报告会、演讲会，与人辩论，从辩论中吸收知识、拓展眼界，以丰富自己的学识与思想。

志摩的海外求学生涯，可以说，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西方求经史。爱因斯坦相对论、羌德拉泊司在植物学中的发现、爱尔兰民族复兴、塞尚绘画、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哲学、罗素的和平理论……在他有限的学习生涯中，几乎西方的每一种思想、学说与哲学教义，他都一一研读与反思。

“感情之浮”与“思想之杂”，这是一位相熟之人对志摩的评价。暂且不谈感情之“浮”，单单思想之庞杂，从他所涉猎的学识与哲学思想中就已探得。他曾经一度被中国的留学生称为“布尔什维克”，旨在说明他有一阵子迷恋社会主义思潮。

“我最初看到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前期的，劳勃欧温一派，人道主义、慈善主义以及乌托邦主义混在一起的，正合我的脾胃。我最容易感情冲动，这题目够我发泄的。”

如果说是出于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而导致志摩开始偏向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那么有关他亲身见闻的两件事，成为他彻底摒弃资本主义的源头。

他同情社会主义的起点是因为看了一部揭发资本主义残忍与自私的。中讲芝加哥的一家制酱厂，非法用童工操作机器，有一个小孩不小心将手臂碾入正在运作的机器，与猪肉一起做了肉酱。那家工厂将产品远销东方各大城市，于是一周之内至少有几万人尝到了那个小孩的臂膀。读到这里，志摩不得不痛恨资本主义的贪恋与功利，他说：“肉酱厂是资本家开的，因此我不能不恨资本家。”

而另一件事，则是他亲身经历的。他求学时期曾在乔治湖畔一家餐厅打工，负责用推车运送餐具。有一天，车不慎被撞翻了，碗碟碎了一地，志摩非常惶恐，后来多亏助手的及时帮助才将一堆碎片清理掉，但彼时他的双手却染满鲜血。

天性里的仁爱与善良，使得他倾向于弱者。他曾经一度出国求学寻找资本主义解救国民的新出路，但所见所闻却让他灰了心，绝了念头。彼时，他是茫然的，亦是痛苦的。

志摩为什么弃商从文，自有他骨血里安逸不切实际的成分。他生长在世外桃源的一处安宁地域，家乡富饶恬静的山水是今世向往的田园。他是散漫的人，既闲散又浪漫，并不适合将闲握的一支歌颂风花雪月的青青竹笔化为讨伐天地乱世的利刃。是以，他不能在革命的烽火中安身立命。他非革命的诗人，而是乱世的才子。文学是他的天命，于是，才有了接下来的康桥寻梦，才有了酝酿之久的弃商从文。

1920年秋

这一年，志摩23岁。23岁，正是一个男子风华正茂的黄金岁月。倘若他要立业成就个人一番海阔天空，23岁是最光明的起航。倘若他要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23岁，如每一个有志之士漂洋过海，或去日本吸收政治军事新主张，或去西洋学习最先进的经济理论。无疑，他们有朝一日都会成为一个民族的中流砥柱。

彼时，这个胸怀抱负却抑郁不得志的青年是一个两岁孩童的父亲，一个兴旺家族的唯一继承人，他有温婉能干的妻子，有矍铄豁达的慈父，他们在千里之外的大洋彼岸思念他、惦记他，期待他带着允诺的誓言回归故里，掀起一个时代的新篇章。

两年的时光，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这一年，志摩获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他本应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可这时他已对过去心心念念的“汉密尔顿”失去了兴趣，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压榨与不公平的一面，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一个人，英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伯特兰·罗素。

如果说梁启超是他开启西方之学路的启蒙者，那么，伯特兰·罗素则是他思想上的领路人。这位20世纪英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数学家、社会活动家有着非凡传奇的一生，他出生英国贵族阶级，祖父约翰·罗素勋爵在维多利亚时代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罗素四岁时失去双亲，由祖母抚养。他的祖母在道德方面要求极为严格，精神上无所畏惧，敢于蔑视传统习俗，曾以经文“勿随从人作恶”题赠给罗素，这句话成为罗素一生的座右铭。

孤独而束缚的童年深深影响了这位大思想家，他是真正的学院派，一生与学术为伍。他是逻辑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而更卓著的功绩在于，他永不妥协地一生追求和平。

志摩对于罗素的着迷乃至崇拜是源于罗素的几本关于反战的论著：《战争中的公理问题》、《社会重建的原则》、《政治理想》、《往自由之路》、《我们对外在世界的认识》等。而其中，有两本分别是1916年出版的《社会改造原理》与1918年出版的《往自由之路》将这位被誉为“二十世纪的伏尔泰”——伯特兰·罗素深深烙入了前者的心。

志摩对罗素的崇拜不无根据。这位伟大的和平主义提倡者对人类和平与文明的贡献有目共睹，他本出身无尚荣耀的贵族阶级，但他漠视阶级狭隘的划分，以一个平和的学者身份周游列国，去实现他理想的“和平世界”。

而志摩，与罗素有着相似之处。他出身于商人之家，却浑无商人的市侩与贪婪之性，有的只是对和平与理想的纯真向往，如一只蝶，尽享万花丛中的芬芳，他的心比天高，深感人生自当花团锦簇，欲求皆善。所以，一旦触及美的事物，他便心花怒放，身心皆投入，反之，若遇到丑恶及与理想背离的一面，他不前进着抗争，反倒转身寻找可栖身的安逸之窝。这说到底，还是与他的成长与天性相关。

正是这一年，1920年，志摩决定放弃攻读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转而去英国伦敦寻求他的“和平真理”，即罗素的思想与哲学。这位影响志摩一生的哲人给予了他可预知神光的新天地。

每次我念罗素的著作或是记起他的声音笑貌，我就联想起纽约城，尤其是吴尔吴斯五十八层的高楼。罗素的思想言论，仿佛是夏天海上的黄昏，紫云里不时有金蛇似的电火在冷酷地料峭地猛闪，在你的头顶眼前隐现！矗入云际的高楼，不危险吗？一半个的霹雳，便可将他锤成粉碎——震的赫真江边的青林绿草都兢兢的摇动！但是不然！电火尽闪着，霹雳却始终不到，高楼依旧在云层中矗着，纯金的电光，只是照出他的傲慢，增加他的辉煌！

罗素的思想，罗素的人生观、价值观，甚至是婚恋道德观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志摩，纵然彼时他们尚未相见，但字里行间衍生的深义，正如夏天海上的黄昏，以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撼动一个人最深处的灵魂。

我到英国是为要从罗素。罗素来中国时，我已经在美国。他那不确的死耗传到的时候，我真的出眼泪不够，还做悼诗来了。他没有死，我自然高兴。我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买船漂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

当志摩预备前往英国师从罗素之时，却收到了罗素被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解职的噩耗。而彼时，罗素已动身前去中国讲学，他不幸地与罗素失之交臂。但一切皆无回头路，他早已厌倦了美国枯燥无趣的学习生涯，更痛恨美式典型的资本主义蚕食弱者的社会制度，民主与自由是他的向往，正如罗素提出的“简单而又无比强烈的三种激情主宰了我的一生：爱之渴望，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的极度同情”，志摩也因着对“爱的渴望、知识的追求、人类苦难的极度同情”去民主自由的英国寻他遗失的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