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王玲回到了哈尔滨后，匆匆地回家收拾了一下东西并联系到了李松威，在得到了李松威相对兴奋的肯定答复后我们三个人马不停蹄地乘着飞机赶到了上海，和王玲先到达那里的那位从事资深策划的朋友——一个戴着眼镜，满脸斯文相，但同时又很幽默的小胖子会合。

在短暂的互相介绍并寒暄之后，我们找到了一家小餐馆简单地吃了点东西便开始找落脚的地方，因为王玲和她朋友的钱都用来注册了那家广告公司。所以我们只能选择一个相对便宜的房屋作为我们腾飞今后梦想与承载我们个人历史舞台的据点。在四个人将近一天的努力下，终于在一条年代久远的巷子里找到一个看似比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年龄都不知道大了多少的二层民居。

随着资讯的日益发达，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得到空前的提高，特别是伴随着近几年的警匪题材火暴于荧屏，人们对犯罪的了解和防患都有了新的认识。当四个操纯正的东北口音、身材较显魁梧的东北人出现在房东面前时，这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影视剧题材里那些满身文身、体毛浓重的东北坏蛋形象，外加那些发生在长江以南的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等大案、要案80%出自东北人的手笔。于是在防患于未然加上本土特有的地域歧视双重思想的驱使下，敏感的房东大妈除了向我们索取了和这套房子实际情况不符的房租外，还让我们外加了1000元的所谓“安全保障押金”

一切手续办好之后，王玲留在房子里开始收拾，而我们三个男人到了附近的一家电脑城配了两台电脑和一些我们所需要的设备，我们没日没夜的苦日子也就标志着开始了。

老房子的特点就是阴暗潮湿，外加上海正值盛夏，让我们几个东北人感到很难受，三个男人几乎天天光着膀子，蒙着湿毛巾在30多度的高温天气下围在两台电脑面前。而王玲则大多数待在唯一的一个房间里，客厅就成了我们三个男人生活起居和工作相结合的地方。王玲除了和我们一起忙乎和定期地与她那个在这家游戏代理商工作的同学叙旧以便套取情报外，还负责我们的后勤。由于钱和时间的问题，我们基本每天的伙食就是王玲煮的挂面，偶尔考虑到我们也需要营养会加几个鸡蛋和火腿肠，唯一奢侈的是周末会炒个菜。这一情景也基本和大多数创业者的初期遭遇相吻合，于是我们谁也没有抱怨。

在这段乌烟瘴气的日子里，我每天都会在晚饭后选择到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的一个小公园去走走，除了利用这段时间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放松一下心情外，还有就是静静地坐在长椅上思念秦可一，我几乎每天都会利用这段时间给秦可一打电话，但不是关机就是无人接听，这让我感到很害怕并开始胡思乱想，于是我只能把每天想对她说的话用短信发给她，我知道她一定会看到。

在这个公园里，我同时很有幸地交到了一个朋友，确切地说是一个聊友。他是一个坐着轮椅的50多岁的残疾人，我是在一次帮助他捡起了他坐在轮椅上不方便捡起掉在地上的东西后认识的，也就从那时起我们成了很好的聊友，他有着一种很强的亲和力，使你和他接触后很愿意坐下来听他讲各种趣事和对某些事物的看法，而他丰富的经历和某些富有哲理的言论也深深地吸引着我愿意坐下来和他聊天，于是每天晚饭后除了给秦可一发短信外，和他聊天也成了我的一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