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9月发生军阀派军队镇压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大惨案后，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曾总结了当年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主要教训：由于罢工的胜利，工人在政治、经济上的权益得到改善，“由此我们产生了和平麻痹观念，对可能发生事变，缺乏警惕性”。同时“不懂得在合法条件下所需要的秘密工作方法，不懂得做秘密工作的干部应和做公开工作的干部分开，要有一、二线的区别”。

毛泽东在求学时期，就怀抱为中国人民求解放的宏伟志向，并努力追寻实现这个理想的道路。他为此批判地研究了有关实现这个理想的中外各种学说思想，同时尽力在自己的行动中从事各种有意义的实践活动。在五四运动时期，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他不断克服自己的唯心主义思想，将马列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逐渐同实际革命斗争密切结合起来，继承和发展了中国近代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在实践行动和思想理论两个方面，显出同样的胆略，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寻找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

1918年至1923年初在湖南的革命活动，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他在这一个时期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现代的革命事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结合，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代表了当时我们党产生的历史，代表了当时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正确革命方向。

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是从领导学生爱国运动、驱逐军阀运动和人民民主运动、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也即是从领导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运动开始的。当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他就全身心投入工人运动，领导着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干部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灌输给工人阶级，全心全意为工人群众的利益而坚决奋斗，唤起了广大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了胜利的斗争，从而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在工人运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基础上，他首先在湖南地区建立了坚强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党。

在早期革命活动中，他以自己的革命实践，正确地指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按照他后来规定的公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他一开始革命活动，就认定中国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特别是帝国主义；并且从自己具体的革命实践，从中国近代革命历史的教训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中，极其明确地认定领导这个革命的责任完全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虽然当时他还没有直接从事农民运动，但他是在农村中长大的，他极其熟悉农民，同农民有着天然的纽带关系。在同军阀赵恒惕的斗争过程中，逐渐深刻认识到要彻底摧毁赵恒惕的社会基础，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因此，从1925年开始，他就集中精力领导农民运动了。

由于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善于确切衡量革命中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毛泽东在一开始革命活动时，就将建立广泛的人民革命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政策之一。在当时的革命活动特别是工人运动中，他极其注意革命的策略，非常善于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缝隙，善于给自己找寻各种各样的同盟者；广泛地争取和联合中间阶级和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

当时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党和团的组织，是全国最大的地方党、团之一，尤其质量高，是在长期群众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中产生的、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从他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和干部情况可以看出，当时湖南地区的党组织具有许多优良作风，它建立在人民群众之中，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极其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注意党的思想建设；党内有民主的生活和纪律的约束；党员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工作能力和不为任何困难所吓倒的牺牲精神。特别重要的是，在他的直接熏陶影响下，大多数党的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都具有实事求是和联系群众的朴实作风。

由于中国的历史情况和无产阶级的幼小，从全党情况来说，在创立以前，没有足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准备；在创立以后，又立即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理论宣传工作做得很不够，开始那几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被翻译到中国来的还很有限，因而使我们党在很长时期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建设比较差。毛泽东在开始革命活动的时候，没有可能接触多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尤其《资本论》长时期没有翻译过来），他同当时党内一些领导人一样，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比较肤浅甚至存在不正确的理解。毛泽东高出同辈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教条，还努力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创造性地运用其原理。从现在所找到的有限的文献中，就足以看到毛泽东曾是如何注意理论宣传的工作。关于世界情况与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关于人民民主运动的方略、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关于工人运动的政策和策略等方面，当时他都有不少深刻的、独创的见解。自然，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著作，尤其是1919年前的文章，还具有许多唯心主义的和不正确的思想观点，还远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但是，这正是毛泽东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理论上做准备的开始。

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最伟大的功劳，从一开始革命活动就如此辉煌地表现出来的，便是他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以解决中国革命中一系列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是东方几千年封建主义统治农民的国家，近代又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这乃是一件特殊困难的事业，这绝不是如那些教条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和一切空谈家、书呆子所想的，只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以熟读、背诵和摘引，就可成功的。这必须将高度的革命精神与高度的科学精神相结合才能办到，不能有丝毫主观随意性。这不但必须具备对无产阶级事业、人民事业的无限忠心和百折不挠的愚公移山精神，尤其需要有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素养，以及丰富的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和斗争经验，包括官方经典的和民间流传的。这样，才能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客观情势作精确的科学分析，从而真正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同时还必须时刻不脱离群众，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善于把群众的经验、意志、思想集中起来，又应用到群众中去。只有这样，才能依据历史进程和中国的具体环境及条件，对马克思主义作独立的创造性的补充和发展，并用中国人民的通俗语言和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中国的特殊条件和新的历史环境，从而为中国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所接受，成为自己的战斗武器。毛泽东在早期革命活动的时候，就正是这样出色地开始进行了这种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方法，他随时随地联系着当前革命的实践，对周围的具体的社会情况作具体的分析，这就是用他自己后来常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判断客观情况和考察、集中革命实践经验，以求得工作方法和方针”。从早期革命活动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实践家的身份超过理论家的身份；他总是用自己的行动来证实自己的设想，用革命的实践来证实革命的理论，即“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从而使两者不断发展，永远前进。他在每个工作阶段中，都站在最前面、最重要的岗位上，埋头工作，不事喧哗，接触实际最多，联系群众最广，对革命操心最切。思虑最深，既丝毫没有陈独秀这类人的书呆子的习气，又丝毫没有王明之流的纨绔子弟的习气。因此，从创造党起，即成为我党最卓绝的代表。

从五四运动开始直到工人运动和后来的农民运动，毛泽东为党培养了最早的一批从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干部。他们在这位非凡的领袖的培养和熏陶下，具有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独立的工作能力、密切联系群众的习惯、埋头苦干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没有这样一批坚强的骨干及其影响下的广大群众积极分子，则大革命失败后的秋收起义和井冈山的斗争，就是不可能的。正是这批干部和安源、长沙、水口山等地的工人和后来的平江、浏阳等地的农民，成为这支“星星之火”的武装的基础之一。

关于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本书所叙述的材料自然还是不很完整的；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毛泽东思想，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培养后，在他的早年——30岁以前就已开始扎扎实实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它们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东西。

本书结束时，1923年的书中主人翁——30岁的毛泽东，这个出现在中国现代历史面前的即将影响并在后来主宰过中国之命运的人物，读者已经看到，除开还不是军事家之外，其他特质是很清晰的：首先是一个讲究实际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也是一个组织家和策略家；此外，还是哲学家（思想家）或哲学嗜好者；一个好教师、好报人（主笔兼编辑兼记者），两者是他的生平志愿；还是才华横溢的文章家（古文、时文都擅长）和气质浪漫的诗人。他已初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论；然而读过的马列经典著作还很有限。他博览群书，尤好文史哲，熟悉中国文化典籍和民间。他的性格特别倔犟，我行我素，好斗好胜，以斗为乐，绝不服输；他意志坚定，吃苦耐劳，具有勇往直前，天不怕，地不怕，敢做超乎常情的奇行异举。他来自下层，熟悉下层，不是书香子弟，而是农民的儿子，同农民有深厚的感情。他对一切事物有自己的看法，善于独立思考，多谋善断，决断专行，尤好自行其是。因此，希望读者认识30岁以前的早年毛泽东后，从而学习克服千难万险、走向胜利的中年毛泽东，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56岁，到1957年64岁；更进而探讨逐渐走下坡路的晚年毛泽东，1976年83岁去世之前，为什么还要说“我生平做了两件大事”：打败了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从他个人来说（当然个人离不开环境，主观与客观是互相影响与制约的），自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原因。历史有偶然性和必然性，必然性是通过许多偶然性反映出来的。研究毛泽东，学习毛泽东，鉴戒毛泽东，是当代也是后代中国人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