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们的情绪因此更紧张了。当时充当第一批请愿代表的泥木工人老同志，回忆毛泽东在这个时候鼓舞群众的情形说：“毛泽东同志插在队伍里面，要我们坚持下去，他领导工人喊口号。他带了一个口哨，他吹一声，工人们喊一句，连吹连喊，群众的情绪更加高涨了。这时衙门里的人发觉他是领头的，便来捉他，他从靠墙的几棵树间穿过去，跑到工人队伍中间去了。事后有个报纸上说：‘工人们口号一喊，长沙县的瓦都起飞。’”

天快黑了，大家一天没有吃饭，由工会买来几箩筐饼子充饥。这时造币厂、电灯公司和缝纫、织造、理发等业工人纷纷派代表前来送茶水点心；有的还送来灯笼、草纸、油布等件，准备泥木工人露宿之用。工人们的劲头就更足了。

第二批代表坐在县知事的会客室内，逼迫周瀛干接受条件。周曾打电话给赵恒惕，请示可否将为首的代表抓起来；说枪毙为首的以后，工人就会吓散的。赵恒惕大概由于杀黄、庞有了教训，没有答应。代表们听见周给赵恒惕打电话，便厉声地对周说：“省长、吴佩孚我们都不怕，还怕你们长沙县吓人！”

晚上8点时，赵恒惕派一个参谋长来“调停”。他出来问工人们的意见，大家仍一声高呼：“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上工！”这个参谋长说：“省长答应三天内解决，你们暂且回去吧！”工人们又一齐喊。“无得三角四分，坚决不出衙门！”这样，代表们在里面，几千工人在外面，坚持到半夜。后来政务厅厅长吴景鸿来电话，答应第二天下午2点召集公团会议，请工人代表出席，无论如何总有结果。毛泽东同代表们商量，暂时同意了这个办法。全体工人才整队出来，工人们分头到鲁班庙和吕祖殿歇宿，这时已是24日早晨3点钟了。

10月24日上午10点，全体工人到教育会坪开会，决定公团会议如仍无结果，再向省长公署请愿。下午2点，派出任树德、仇寿松、朱有富、杨福涛等12个代表去政务厅坐催公团会议，全体工人即在教育会坪等结果。斗争已进入最后阶段了。毛泽东这时指示，斗争目的应明确转为争取泥木工人的营业自由，这是赵恒惕“省宪法”上明文规定了的。

为了彻底战胜反动政府，取得最后胜利，并因为昨夜周瀛干曾有意加害为首的代表，毛泽东这天便亲自担任首席代表，率领工人代表去政务厅。

在谈判时，毛泽东手里拿着赵恒惕的“省宪法”，用上面的条文驳倒了政务厅厅长吴景鸿。吴景鸿仍打官腔，说涨价之事各街团绅商有理由慎重考虑。任树德立即反驳：“他们增加房租，抬高米价，经过我们百姓考虑过没有？”吴继续拿官架，重复老一套辞令：“你们应听从县署指令。”于是毛泽东从容地说道：“既然涨价不涨价都要听从官厅，那么请问，商家涨价莫非受了官厅的怂恿？”这句话如一把匕首，刺得这位厅长恼羞成怒。他知道这位首席代表不是泥木工人，是外间传说的一伙“过激主义”派来帮助工人闹罢工的，而不了解他的对手正是五四运动以来湖南人民群众的领袖，便问：“先生贵姓，是不是工人？”毛泽东微微一笑说：“先生问我的资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最好改日再谈。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资格，要求政府解决工资问题。”泥木工人老同志的回忆说：毛泽东代表工人说话，讲得头头是道，句句有理，弄得政务厅厅长吴景鸿没有话说。谈判3个小时之后，还没有结果；于是教育会坪打来电话：“没有结果，只好全体来署请愿。”

这时谈判的条件已经不在每天工价三角四分，而是根据“省宪法”争取“营业自由”了。这就是说，现在的工价三角四分，将来情形如有变更，工人要加工钱，政府也不得干涉。“总管值年”们是反对营业自由的，说破坏行规；因为这样一来，就没有人上会了，乡里来人也可以自由做工了。工人代表中有人反映了这种顾虑。吴景鸿便借口工人内部意见不一，说有人操纵工会。毛泽东要吴派人去问工人的意见。当政务厅的官员提着灯笼到教育会坪观看时，成千工人都蹲坐地下没有散，秩序很好；关于“营业自由”问题，并无任何争执。回来将情形报告了吴景鸿。代表们坚持到晚上8点钟，吴景鸿终于只有应允：由泥木两行具一呈文，请求营业自由，经政府批准。毛泽东便当场将代表与吴的谈话记录写下，由吴看过，并声明长沙县“告示”无效，工人有营业自由。于是代表一边将谈话记录带往教育会坪向工人报告，一边就写呈文，交赵恒惕批。

据第二天长沙的报纸记载，“谈话记录”的全文如下：

泥木两行工人，要求将工价增加至三角四分，不承认长沙县知事阴历八月十四日之布告而罢工争持一案，既据该业代表声称，此事本为劳工与雇主之自由契约关系，应由双方自行协定，非有强迫行为（此句是吴厅长添的），官署不必过问。本厅长代表省长允照上述主张办理，望以此意通告各工友。左列文句在省长公署政务厅，当吴厅长景鸿记录。

“呈省长文”中，特别提出此次请愿要求营业自由，是“根据‘省宪法第16条’陈诉疾苦”，并写明：“现自总司令部以次各机关各学校各住宅，纷纷来函承认三角四分工价，请求开工，独长沙县知事，坚持不决，实属违反《省宪法》，阻抑工情”。

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坚持19天的长沙泥木工人争取营业自由、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至此已获得最后胜利。于是党的组织连夜动员，决定在25日下午召开一次全长沙城工人的庆祝大会。

10月25日上午，仍由毛泽东率领任树德等12个代表到政务厅，催吴景鸿将“呈文”批准。中午，全体泥木工人以及第一纱厂、黑铅炼厂、电灯公司、粤汉铁路、理发、笔业、缝纫、漆业、印刷等有组织的工人群众，共约两万人，齐集教育会坪，召开庆祝泥木工人罢工胜利大会，并照相留纪念。因唯恐代表在政务厅发生临时变故，2万人随即出发到“省长公署”去等候。队伍刚刚走到又一村口，碰到代表们回来联络说：“呈文”已由吴景鸿拟好“批语”交“省长过目”去了。于是队伍由老照壁经八角亭、药王街、小东街，一路高呼口号，游行到省公署，在省署坪前等候全体代表出来报告最后结果。

当吴景鸿最后盖印时，工人代表发现“批语”中有“其工价尤应随时协定，不得由该工人等一方面加以限制”的话，毛泽东即坚决不同意这一句，外面2万人的队伍又在等着，吴景鸿只好删掉“不得由该工人等一方面加以限制”一语。至此，泥木工人的罢工最后彻底胜利了。

代表们到省署坪中，向工人群众报告：最后的胜利已经完全争取到了。2万工人欢声雷动，一齐高呼：“营业自由万岁！”“劳工万岁！”“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随着放了许多鞭炮。然后又整队游街。到县公署时，工人们冲到县衙门的大厅内，大放鞭炮，高呼“罢工胜利万岁”、“打倒周瀛干”的口号。工人们兴奋极了。这是长沙工人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胜利。

“泥木工人请愿大会”在10月26日贴出胜利布告，结语中说道：“今后若某家不出三角四分，我们不到他家做工就是。这个营业自由权，《省宪法》上本早已经规定，只是从前没有保障，现在算是有了保障，从明天起，各人照常开工。”

这一次泥木工人罢工的胜利，鼓舞了全长沙和全湖南的工人，湖南的工人运动更加蓬勃开展。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威信在工人群众中更加提高了。还残存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少数工人，都彻底转过来了，觉得黄、庞领导罢工失败了，共产党人讲话硬是兑了现，因而，完全相信共产党是真正为工人谋利益的政党了。随后，长沙各行业工会纷纷成立。长期未获解决的理发工人罢工和正在罢工的织造工人，都在泥木工人罢工大胜利影响下取得了胜利。

罢工胜利以后，杨福涛、朱有富等加入了党，舒玉林等加入了团。在1927年革命失败前，长沙泥木工人中的党团员曾达到300多人。其中许多优秀分子都在革命斗争中先后牺牲了。杨福涛是1928年牺牲的，时任衡阳特委书记。朱有富是1927年底牺牲的，时任长沙县委书记。

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2年9月，粤汉铁路工人经过流血的斗争和15天罢工，获得了伟大的胜利。

这次罢工是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斗争。由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并得到湖北党组织和工人团体的配合一致行动，工人群众在军阀的残酷枪杀和路局的软化政策下，英勇奋斗，始终不屈。最后在湖南、湖北两省内外广大工人特别是全国铁路工人的援助下，北洋军阀吴佩孚、肖耀南不得不完全答应工人的要求。

中国铁路工人最早的罢工发生在粤汉路。1920年12月粤汉路南段工程部为索欠薪、1921年3月车务段为军队殴打工人，都曾举行过罢工。但这两次罢工对外影响不大。1921年10月，粤汉路武长段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罢工5天，获得胜利。毛泽东这时已很注意铁路工人的工作，曾亲自花许多时间了解粤汉路工人情况，并派党的得力干部到长沙新河总站办工人夜校。1922年初，粤汉路新河已成立工人俱乐部。后来为了加强对粤汉铁路工人的领导，党派郭亮负总的责任，这次粤汉路的罢工比以前的几次，内外影响就深广多了。

郭亮是长沙铜官人。在小学读书时，各科成绩优良，尤善于作文，口才也极好，自幼学过拳术，好打抱不平，被称为奇童。16岁辍学在家时，教过族学；他个子矮小，长得比他高大的学生，也都尊敬这个小先生。他富有爱国思想，同情贫苦农民，曾将乡下一些剥削不公情况，写文投寄《湖南通俗报》发表，引起地方豪绅不满；他由于书教得好，奈何他不得。1920年至1922年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他加入新民学会，是学生运动的领袖；当时就在毛泽东领导下，参加组织人力车工人的工作。党成立后不久，经毛泽东介绍，成为湖南最早入党的党员之一，也是湖南初期工人运动中主要领导干部。他平易近人，善于接近群众，做事细心敏捷，尤长于通俗、鼓动的讲演。一直到北伐战争时期，他担任湖南省委的工人部部长、省总工会委员长，是妇孺皆知的有名的群众领袖。1927年党的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马日事变前后，他积极主张武装工农，进行武装斗争，反对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马日事变前夕，省委书记夏曦自动离开工作岗位后，他曾短期任省委书记。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后任湖北省委书记。1928年初，担任湘鄂赣特委书记时，由于叛徒出卖，3月27日夜在岳州被捕，押解到长沙狱中，只待了几个小时，反动政府害怕引起群众骚动，29日就将他杀害了。审问时，他昂首说道：“我承认是总工会委员长郭亮，你们就可以杀了，不必多问。”国民党的法官还想追问党的组织，他幽默地说道：“开眼尽是共产党人，闭眼没有一个。”这就是一直被传下来的他的口供。他的头颅被挂在长沙闹市司门口和他的家乡铜官示众，还宣布要挂到岳阳去。鲁迅当时从《申报》看到这事的报道，评论说：“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铜官的工人冒险将他的头颅偷偷埋了。

由于军阀割据的关系，当年粤汉路分湘、鄂两段，每段都设局长；岳州有北军驻扎，归鄂段统辖。1922年夏初，毛泽东曾同长沙的铁路工人陈地广来到岳州，亲自到工人中了解情况。陈在岳州有朋友，岳州工人早已受到新河站的影响，有组织工会的要求。郭亮于8月被派到岳州。8月中旬，粤汉路岳州工人俱乐部便成立了，郭亮担任俱乐部的秘书。俱乐部成立的宣言中说：“工人是创造世界幸福之母，可是工人自身一点幸福都享受不到。如今工人有了自觉了，我们粤汉路的工人，也自觉了。我们已得着潮流的教训，谋得幸福的方法，首在同一阶级的工人有坚固的团结，这就是我们要成立俱乐部的第一个必要。”俱乐部成立之后，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学校中设有许多娱乐设备，以引起工人学习的兴趣。

当时粤汉铁路工人最痛恨的有两件事：一是监工虐待工人；二是工资常被扣着不发，而物价一天天涨，工资到手，就贬值了。岳州站许多工人加入工人俱乐部后，受到党的阶级教育，觉悟迅速提高。加以各地工人、学生风起云涌的罢工运动和爱国运动的鼓舞，他们更增强了斗争的勇气，要求改良待遇和保全工人合法权利。

粤汉铁路武长段有个行车监工叫张恩荣，原来是小监工，由于跟鄂段局长王某是同乡，善于阿谀献媚，被提拔当了监工，成为王的得力爪牙。这人又与王某的另一亲信——翻译苗凤鸣（那时中国铁路上的高级技术人员中有外国人，需要翻译，这种翻译通称“员司”）相勾结，倚仗权势，狼狈为奸，肆无忌惮地虐待工人，工人做工时，常故意捣乱。他们又收买一批流氓，沿途贩卖鸦片，大发其财。有时工人偶与流氓发生口角，张、苗就趁机开除工人，以流氓补充，流氓就更逞凶了。因此粤汉路工人十分痛恨这两个家伙，一致要求撤销他们的职务。岳州工人俱乐部依照工人的意见呈文给王某；王对工人的要求置之不理，反叫张恩荣设法开除那些“闹事”的工人。

在全国工人罢工高潮和粤汉路前次罢工的教训下，王某十分害怕工人起来闹罢工，千方百计破坏工人的团结。岳州工人俱乐部成立后，王唆使苗凤鸣和张恩荣组织“粤汉铁路职工联合会”，收买工人，同工人俱乐部唱对台戏。张、苗威胁工人说：“不加入的，送官厅重办。”但是广大工人不予理睬。参加职工会的300多人，大部是技术人员。张恩荣只是利用封建同乡关系，才拉拢少数落后工人加入了这个工贼的破坏组织。

罢工的着火点，是下述这件事引起的。一次，张恩荣带着鸦片烟上车，叫工人阮康成给照顾；阮没有应允，遭到张、苗二人的殴打。阮被打急了，就骂苗为洋奴，狗仗人势。当时两个英国人，粤汉路总管卡麦克尔、工程师威尔士也在场，竟也帮着苗、张一起殴打阮康成。这时，加油工吴青山等买米回来，经过这里，急忙扯住凶手，质问他们为什么打人。张即命令路警将吴等买的米全部没收，并且诬陷他们偷米、偷煤。吴青山等回家后，将这件事马上告诉了郭亮。郭亮立即以岳州铁路工人俱乐部的名义，向王某提出抗议，再次要求革除工贼张恩荣和苗凤鸣的职务。

王某自以为有职工会来对付俱乐部，还有湖北督军萧耀南做后台老板（当时岳州驻有北军两个连），不仅将俱乐部的抗议置之不理，反而把挨了打受了气的阮康成和吴青山开除了。这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广大工人知道这事的原委后，无不愤激之至，议论纷纷。郭亮认为罢工斗争的时机完全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