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和给中央的报告大纲，由于其主要锋芒是指向党内和统一战线内一部分人的右倾思想，以及来自阶级敌人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诬蔑的，因而在一些具体策略分析上，不能不带有当时形势的具体特点，存在某些不足。譬如：（1）将那些‘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闹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即流氓无产阶级当做贫农的一部分，列入革命先锋之中，说他们‘最革命’，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2）认为组织时期、革命时期的农村中本来就无统一战线，只有到第三阶段才进入建立联合战线的时期；（3）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作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提出。”这是李维汉在他的晚年著作《回忆与研究》中，对当年毛泽东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左”的思想观点的委婉批评。“毛泽东在口头报告时，还讲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话，一时流传甚广，到处写成标语，影响极大。”

其实，这句话在当年《报告》发表时就有的（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报告》已经过文字修饰）。

在“‘过分’的问题”这一段，“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一句之后，紧接着有如下一句：“造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50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也叫他劣绅。”在“痞子运动”小节中，在“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都是些痞子……”之后，原文这一句也是在编《毛泽东选集》时删去的：“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的。”《报告》的原文中，对“矫枉必须过正”，农民诸多的过火乃至落后行为，是基本持赞扬态度的；对游民（流氓无产阶级）最初混入农会队伍甚至掌权（这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土改运动中大家都是熟悉的）这一难以避免的情况，《报告》原文中没有作一分为二的分析。

例如原文中还有这样一些话：谈到“夫权这种东西，自来在贫农中就比较的弱一点”之后，她们“性的方面也比较的有自由，农村中三角及多角关系，在贫农阶级几乎是普遍的。”

“农民禁阻谷米，谷米价值极廉，去春每谷一担价六元的，去冬价只二元，贫农可以用较少的钱买较多谷。”关于农民反对“洋学堂”，欢迎私塾，笼统地表示赞赏，也是不够全面，缺乏实质分析的。

到1927年4月为止，湖南全省农民协会会员已发展到518万人了。据当时的各地报告，农会组织的概况如下：

会员满60万者：衡阳1县。

会员满30万以上者：湘潭、湘乡、浏阳、平江4县。

会员20万以上者：长沙、醴陵、宁乡、衡山、益阳5县。

会员10万以上者：汉寿、湘阴、岳阳、耒阳、常德、安化、郴县、攸县、华容、宜章、南县11县。

会员在5万以上者：茶陵、宝庆、新华、澧县4县。

会员在1万以上者：安仁、绥宁、泸溪、嘉禾、沅江、桃源、临武、慈利、常宁、新田、桂东、资兴、酃县、新宁、桂阳、汝城、临湘、近郊区19处。

会员在1万以下者：芷江、麻阳、零陵、城步、宁远、道县、溆浦、安乡、蓝山9县。

其中已成立县农民协会的35县，成立农民协会筹备处的16县，完全统一于省农民协会的领导之下。

这时农民已将土地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的第一项，雇农提出了“均佃”的口号，广大贫农迫切要求分配土地，有的地方已经自动丈量土地，开始分配土地。例如长沙附近的霞凝乡是首先实行的地区之一。农民将田按照人口分配，不过采用了不全合理的分配方法：一个成年人得产谷八石的土地，不成年的分得四石或六石。农民已普遍有了梭镖，无不热切谋向团防抢枪，湘潭、平江、衡阳、益阳、浏阳、宁乡等地，团防反动武装大都被农民群众夺过来了，农民自卫军中成立了“常备队”。同时乡村政权已实际归农民协会掌握，农民并进一步要求管理县政权。由于有了前一时期的革命的经验，农民对地主阶级反动派普遍提高了警惕。可是，群众运动发展得太快，党的领导远远跟不上去，特别是干部准备不够，因此群众运动的基础这时是不够巩固的。

4月10日，在共产党员、真正左派分子领导下的国民党省党部，发表了“告全省农民书”。这个文告明确提出了农民运动的目的是：（一）不仅在打倒土豪劣绅地主，尤在打倒土豪劣绅地主所赖以生存的封建制度。（二）不仅在减租减息，而在解决土地问题。（三）必须使农民取得乡村中的政权，并组织农民自卫军，以镇压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

5月初，共产党的长沙、常德、衡阳三个地方委员会，已准备各成立一个武装的工农师，但是并没有能迅速抓紧组织起来。在“马日事变”以前，各地农民武装还是处在零碎散漫的状态中；许多地方，旧团防的力量也没有完全解决。

总的说来，同反革命决战的时期是逐渐成熟了。但是革命阵营内部却存在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广大群众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了，革命的威势空前高涨，以农民力量为主体的革命群众是赞成进行最坚决最奋勇的革命行动以反对一切反动阶级的，而且反革命方面的阵营并不稳固，革命的力量是超过反革命的力量的；可是另一方面，共产党队伍本身却是很不巩固的，没有经验，特别是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党的领导远远落在群众的后面，还不懂得如何将成千成万的革命群众的力量团聚起来、武装起来，以应付可能到来的事变，取得革命的胜利。列宁说过：“在自己的队伍里有改良主义者，有孟什维克，就不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就不能捍卫住无产阶级革命。”“在革命的前夜和为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进行最激烈的斗争的时候，党内的最小的动摇都能葬送一切，都能破坏革命，都能使无产阶级丧失政权，因为这个政权还没有巩固，因为对这个政权的攻击还非常猛烈。”湖南当时虽然是能够直接受到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影响的省份，但是，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而且主要是在广大群众中间。当时湖南党的领导方面，没有能够彻底地坚定地站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方面；相反地，还不能不受到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领导的影响。因而在反革命的突然袭击之下，党的领导不可能立即将群众的力量组织起来，对反革命进行有效的抵抗。

“马日事变”及其教训

1927年3月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就进行了一连串的屠杀：3月11日，杀害了江西赣州总工会的委员长陈赞贤；蒋介石本人于3月17日到了九江、3月23日到了安庆后，就立即组织特务流氓攻打了当地所有的革命机关团体，制造了白色恐怖；四川军阀王陵基受蒋介石拉拢之后，在3月31日重庆群众大会上进行了大屠杀，造成“三三一惨案”。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即以他所直接指挥和影响下的北伐军及国民党右派为骨干，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布置对革命群众的大屠杀。各地反动派无不受到他的“鼓舞”，加紧血腥的阴谋活动。在湖南，四五月间反动派即积极做宣传准备，大肆散布谣言，说乡里什么都共产了，哪天40岁以上的人都要被共产党杀光，等等。在北伐军中，谣言传得特别厉害，说士兵们寄回家去的月薪都被农民协会没收分配了；军官的家庭都被抄了（其实当时打倒土豪劣绅只是个别地影响到北伐军军官的家庭，如何键也只是他的岳丈家被斗了一下，谭延恺的女婿只是被派捐款）。5月间，何键率领的部队，就在湖南各地先后开始屠杀了；5月中旬，临湘农民协会委员长李中和被惨杀；18日，常德近郊农民协会委员长被凌迟处死；19日夜，何键部将益阳县工会、农民协会等革命机关、团体占领，农民自卫军及工人纠察队被缴械；5月20日晨，何部熊震旅的军队，将常德所有革命团体都包围起来，工人纠察队等起而抵抗，遭机枪扫射，当天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被杀害的约80人。

5月21日夜10点，受何键指使的驻长沙独立33团团长许克祥，35军教导团团长王东原，留守处主任陶柳等率兵千余人突然分途袭击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省党校等所有革命机关，将工人纠察总队和农民自卫总队缴械，捣毁特别法庭，释放被关押的土豪劣绅，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当夜被杀害人数无法统计。

据李维汉《回忆与研究》所载，五次大会后，李决定调中央工作，湖南省委书记由夏曦接任，即回到长沙准备交卸。“马日事变”前夕，省委负责人都在长沙。5月20日晚上，省委开会，对事变有所准备，决定已经公开的负责人，为郭亮、夏曦、李维汉等应立即转移，成立秘密的临时省委，由薛世伦、王则鸣、林蔚3人负责。第二天晚上省委开会，由郭亮代理书记。散会不久，10点即枪声大作，事变发生。李维汉当时隐住在郊区一党员家中，同省委还有秘密联系，通过三次信。《回忆》中说：“省委来信计划组织长沙城区郊区暴动（并非后来的各路农军进攻长沙的计划），我不赞成，认为工人纠察队武装已被缴械，省农协武装已转移或溃散，搞城郊暴动，实属冒险，而且此事关系全局，应当请示中央。当时不知省委是谁在主持工作，直到1979年，经了解才知道，郭亮于22日即离长沙去湘阴，24日到武汉，薛世伦临阵逃跑，只有林蔚和王则鸣在长沙坚持，临时省委由林蔚主持。”5月31日上午，听到浏阳农民自卫军来了。“我感到突然（因为不知外县农军有攻长沙的计划），当即前去联系。在路上看到自卫军正向小吴门前进，妇女宣传队走在前头，后面男自卫军有背枪的，有肩梭镖的，还有挑炊事用具的，行列混杂，不像要攻城打仗的样子。我在离城不远处，找到县委潘心源，我问他们怎么来的？他说是3天前，柳直荀自株洲打来电话，要他们5月31日来长沙会师。他问柳直荀来了没有，我说不见来。我问他农军开来多少，他说动员仓促，只通知各区如期开拔上路，未能总集合，数目不知多少。谈话间，忽闻小吴门方向有枪声，农军随即退却。潘心源问我城内敌人有多少，我告知大约3000人，他说那攻城没有把握。又问我政治形势，我说报上登载以谭平山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的特别委员会要来湖南，可见国共两党合作关系没有发生问题。他问我现在农军怎么办，我说可以退回原地自卫，听候中央指示。潘未再说什么，就赶队伍去了。”

《回忆》中说：“中央对待‘马日事变’的方针，现在根据一些材料分析，是和平解决。”“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讨论‘马日事变’的解决办法，根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议记录记载，国民党中央‘讨论的结果，是对于湖南事件不用武力解决，免得引起纠纷。唐生智同志并愿意亲自到长沙去走一趟，以和平的方式，实行改组农民协会及农政部所提出之乡村自治条例等计划。毛泽东同志也承认不用武力的办法是对的。’会上吴玉童也赞成和平解决。”（按：当时毛是中央农委委员和全国农协临时执委负责人，吴是国民党中央秘书长）“他们赞成和平解决的方针不可能只是他们自己的意见，而是贯彻中央的方针的。”

“马日”反革命事变激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的义愤。柳直荀以郭亮的名义通知长沙附近各县，发动了成千上万的农民军，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枪械），从四面八方向长沙进军。在长沙外围易家湾等地消灭了一部分敌军后，5月30日包围了长沙。根据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许克祥团只有千把支枪），这个进军如果指挥得当，又有充分准备，城内还有接应力量，也许可能获得胜利，或者不能战胜敌人，却能影响以后局势的发展。当时省委的负责人受到陈独秀的唯恐“引起整个政局纠纷”的影响，匆忙赶到阵前，宣读陈独秀的命令：“农军不得进行武装斗争，湖南问题须静候国民政府解决”，取消了进攻长沙的计划，大多数农军因此退却。只有两个大队偶然没有接到命令，冲城攻打，经过英勇的战斗，寡不敌众而败退。这一总退却的结果，当然瓦解了革命群众的队伍，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几天之后，反动派接着进行了全省规模的大屠杀。

这是1927年革命失败的重大历史关节之一。

关于“马日事变”前后湖南的具体情况和事变的教训，当时湖南省农民协会的秘书长、革命烈士柳直荀曾在1928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有如下的叙述：

事变之前，我们知道事变之将到，原有一个反攻的计划。当时的共产党虽则组织尚好，但只是一个太平时代的党，没有斗争的经验，不能应付这个斗争的环境，而只是一个反攻，不是知道事变将至，取积极进攻的计划。因此事变临头，手忙脚乱，一切计划全归失败。仅有长沙附近数县有一个于5月30日进攻长沙的计划，同时屯驻了万余工农义勇队于湘潭附近30里的姜畲地方，但因没有适当的指挥人才，结果是被敌人各个的击破。而约定进攻长沙的各处工农义勇队，因为在省方的负责人不知道武汉方面的实际情况，又听说国民党中央派人来湖南调查和解释误会，以为不可暴动，破了面子，将来难于收拾，中途改变方针，叫他们停止出发。当时因发信太迟，浏阳的部队已经出发，因此有5月31日下午浏阳工农军单独进扑长沙的壮举。虽则失败，然而这次英勇的斗争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这次起义事件失败的总原因可说是中了机会主义的毒。当时曾用省农协临时办事处的名义，发了一个告全省农民书，主张没收地主的土地，主张镇压土豪劣绅。虽有这个纸上的空言，然而不能坚决地执行，一则专注于攻城等军事行动，而没有注意到这种根本的工作；一则虽主张普遍的没收土地分给农民（上面没有提出没收100亩以上大地主的土地等口号），然而没有提出具体的办法，使农民无从下手；虽则主张镇压土豪劣绅，但是当时的农民还没有受过‘马日事变’后的大清乡大屠杀，以为这种举动未免太过火了，不忍动手；虽则发展了广大的民众，各县都有好几万人集中，一切粮食都是由各地征发得来的，即未集中的，也在本地担任戒严的工作，然而没有好的组织、好的指挥，尤其是没有武装起义的经验。结果是失败……

湘潭起义虽然失败，然而各县仍继续起义。而当时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尚抱一种幻想，致不愿公然采取起义政策。郭亮同志以千余言的长信，请求在乡间组织游击队，实行打倒土豪劣绅和没收土地，但被阻止。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英勇斗争是可歌可泣的。湖南等地排山倒海的革命风暴，敌人是难以抗拒的。然而中国共产党当时还在幼年时期，历史没有来得及使毛泽东正确的革命路线——同中国实际结合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全党取得决定性的领导地位；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这同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领导有关），使得革命人民在这个紧急时刻不能组织对反革命的有力的反击，因而革命陷入了失败。

毛泽东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原因道：

“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因此，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分，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中，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而使革命遭到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