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将军在南京有两幢官邸，一处在东郊陵园新村(被日军毁坏)；另一处在城西宁海路中段。他节俭惯了，在南京一直粗衣素食，特立独行。蒋介石为了拉拢他，曾亲邀这位昔日的盟兄，到陵园内小红山国府主席官邸(即美龄宫)吃饭，并一同做礼拜，但冯将军不愿意让蒋做戏给别人看，使别人误会他们过从亲密，便拒绝前往。不久发生了一件大事，在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召开会议时，原在十九路军任排长的孙凤鸣，以晨光通讯社记者的身份混进了会场，本想开枪行刺蒋介石，却误伤了汪精卫。孙凤鸣重伤后被捕很快死去。与会的国民党大员深受震惊，冯玉祥等很多有识之士感到中枢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会大失民心，确应做出政策上的调整。

1935年11月中旬，时已近初冬，冯玉祥听说栖霞山秋景很美，为舒展一直沉闷的心情，遂前往散心。冯玉祥在副官警卫们的陪同下，观赏了陆羽亭、桃花涧、舍利塔、藏经楼等景观。在栖霞寺方丈室，寂然、大本、志本等三位当家僧人接待了冯玉祥将军。寂然和尚是一位阅历颇深、办事沉稳的人，他请大本和志本两位先暂时避开，自己与冯将军相对品茗。寂然先说了对冯将军带兵，爱护百姓和艰苦奋斗的钦佩之情，继而谈起了其他话题。冯玉祥很欣赏寂然宁静的气度和渊博的才情，感到这位僧人既谙熟古今典故，又了解当前时事，是一个有着忧国忧民之心的高僧。于是冯将军决定多在寺中停留一会儿，并在寺中吃斋饭。在谈话间，寂然向冯玉祥诉说了寺院方与紧傍栖霞山的省立乡师为争夺一片土地引起的冲突与自己的烦恼。寂然法师俗姓严，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进入栖霞寺，1935年初接替明常和尚出任监院，主持寺内外一应事务。那时栖霞寺与栖霞乡师的地产之争已经聚讼数年，广受社会上的关注并惊动了国民党高层。支持栖霞乡师校长黄质夫的是陈果夫，当时的省警察厅长王固磐、省教育厅长周佛海等都唯陈果夫马首是瞻。

戴季陶则是栖霞寺的支持者。戴提出让栖霞寺发动各个寺院、尼庵的出家人集中到南京城内，向政府游行请愿。在这次方丈室的会面中，寂然法师再三表示，他与常来寺里烧香的考试院长戴季陶只是一般关系，他认为游行请愿的方式，在国难当头之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这个土地之争的问题只是一个触点，它仅仅是国民党上层的派系之争的外部反映。出家人不宜介入这种争斗，这也有违佛教理念。寂然和尚希望能够平等协商，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解决，不要因这个问题影响了抵御外侮的准备，而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当时的内政部长薛笃弼的态度。薛笃弼当年是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旅部秘书长兼军法处长，深受冯玉祥的信任。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薛经冯推荐到南京政府任职，1928年2月出任内政部长。中原大战后，冯、阎讨蒋联军失败，薛也因这个原因呈请辞职。1934年蒋为了拉拢西北军旧部，又授意行政院任命薛笃弼代理内政部长。在栖霞山的土地之争中，陈果夫本已倾向栖霞乡师，但看到戴季陶等人反应强烈，便把此事推给了内政部长薛笃弼，由他做最后定夺。寂然法师从国民党高层获悉了此事，所以就有了这次谈话。

其实寂然法师没有说出来的另一层意思是，日本全面侵华在即，东北三省已经沦陷，南京作为当时中国的首都，肯定是战略打击目标，而南京人口甚众，一旦受到攻击，必定会有大量的难民流离失所，作为出家人应该为此做些工作。而收容大量的难民，仅仅凭小小的栖霞寺是远远不够的，为此必须有一大片能够安置难民的土地。以冯玉祥当时的身份也不便与寂然法师议论战局，但他作为职业军人，看了栖霞山的地形，也似乎想到了什么。这是一个双方都不便触及的问题，但又都在不言中。

冯玉祥将军来过的第三天下午，内政部的一名办事人员乘车来到了栖霞寺。将该部对黄质夫申请报告书的批复函复制件交给了寂然法师。此函明确表示“争地产事件，经部办公会议研究，拟同意维持现状，栖霞乡师必须退出有争议地区。损坏围墙，应由校方修理……”很显然，冯玉祥将军回城后找了薛笃弼，讲述了他的理由，而薛笃弼支持了老上司的建议。后来这段往事还被载入了《栖霞县志》等地方史料中。

果然不出寂然法师和冯将军所料，此后不久南京城遭到了日军的攻击，日军的暴行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而此时的栖霞寺，正因为有了这一片土地，才得以收容了两万多名难民。

白沙募捐

在抗日战争困难时期，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为募集抗日经费而奔走呼号。1943年他赴四川20多个县市卖字、卖画、演讲、游说，动员各阶层捐资献物。那年的3月，冯玉祥在江津县(今重庆市辖)的工厂、学校、机关、商会、教堂作了一场场情真意切、慷慨激昂的演讲，深深地打动了听众，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踊跃解囊支援抗战。特别是3月15日傍晚在白沙镇的演讲更是让人难以忘怀。

白沙镇位于长江畔，距江津县城45公里。那天，冯玉祥和夫人李德全乘坐小轮船从江津逆水行驶，于傍晚时分抵白沙镇码头，在江津县县长肖烈(四川宜宾县人)和夫人郑玉冰，江津国立九中校长邵建工、顾仿百等陪同下来到镇公所。稍事休息，吃过简单的饭菜(一饭、一菜、一汤)后，冯玉祥和大家一起步入镇公所礼堂。没有寒暄客套，开门见山就讲抗战形势，不虚不浮，实实在在，听众心悦诚服。冯玉祥突然刹住话头，问：“怎样才能把日本鬼子赶走？”自答：“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中的每一分子，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校长、士绅们恭听着，礼堂内寂静安然。冯玉祥激昂亢奋地讲道：“德国打苏联，打到斯大林格勒。苏联危急万分，于是发起献金运动。在3个月又21天里，苏联人民献出七十万万四千万。斯大林拿这笔钱买了飞机、大炮、坦克，就把德国鬼子赶走了！”冯玉祥停了停，注视着听众，提高音调说：“苏联是一万万七千万人，我们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如果按苏联的比例献金，是二百万万。用这笔钱可以买两万架飞机、两万辆坦克以及其他军需物资，就可以把日本鬼子连轰带推赶出中国去！”听众击响阵阵掌声。

趁大家兴奋难抑、激情洋溢之时，冯玉祥喝了几口白开水，清清嗓子继续说：“节约献金，是当前一项最重要的救国工作，希望诸位本着唤起民众之旨，深入学校和民间大声疾呼为救我们国家多多努力！”经久不息的掌声，震响会场内外。被热情与激情感动了的冯玉祥兴致愈高，精神愈振，把本来可以结束的演讲推向高潮。他声情并茂地说：“在座有许多大、中学校的校长，我向你们讲一段教师献金抗日的动人事迹。前几天，我在县城北岸国立九中作抗战募捐演讲。讲话结束时，女教师于翔九当即把手上的金戒指取下交给我，托我献给国家。我对她说，你有三个孩子，家中很苦，把它换点钱买点肉给孩子们吃吧！于老师回答：‘冯先生，无论如何要替国家收下我的戒指。只要国家好了，孩子们差不了！如果国家亡了，孩子们吃得越好越可耻，穿得越好越丢人！’诸位，这是多么好的老师、多么爱国的民众呀！这就是抗战胜利的希望所在，这就是抗战必胜的力量所在啊！”冯玉祥难抑胸中的忧伤与感动，他掏出手绢，在双眼上揉擦揩拭……

第二天午后三时，冯玉祥应邀对大学先修班和十七中师生演讲。登上讲台，冯玉祥问：“国父训示我们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同学们，什么是大事？”讲台下齐声回答：“抗日救国！”冯玉祥用直奔主题、抓住人心的演讲方式开始了讲演。

“对，抗日救国就是大事。”冯玉祥肯定而满意地点点头，继续说：“今天，没有哪一件事，比赶走日本鬼子更重要的了。大家翻开地图看一看，用手量一量，从抗战首都重庆到宜昌有多远？真如同一个强盗拿着手枪对准我们的胸口，我们哪有工夫去乱想，去看电影哩！你们说是不是呀？”停了停，冯玉祥又说：“学问越多，对救国的责任就越大。美国、英国的大学生从军的很多，许多大学教授也在军中服务。苏联的女学生丹娘，就是读了俄国历史和许多文学作品，受到历史的启迪和正义的熏陶，才决心去当游击队员的。我们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国家，我们应该怎样和人家讲平等呢？白纸黑字的平等是没有用的。非得人家想爱我们的国家，我们才配和人家讲平等！”学生们鼓掌，窃窃私语，向冯玉祥投来敬佩、信任的目光，有节奏的掌声不息。

演讲结束时，冯玉祥殷切地期望在战时艰苦中求学问的同学们，要比平时更加努力，要有发奋求学求知的精神，手不释卷、笔不停挥、汗不停流；要把握时代，做到科学救国。冯玉祥激情满怀地号召同学们：为节约献金做贡献！

来到白沙镇的第三天上午，冯玉祥给坐落在驴溪半岛的修平中学等五所学校师生讲话。

下午，冯玉祥步行到位于镇南三公里处的黑石山上，为聚奎男中、新本女校师生演讲。两所学校学生在穿着笔挺、仪表威严的军事教官指挥下，分列石板路两旁热烈欢迎冯玉祥等莅临。当头戴平顶帽、身着棉长衫、脚蹬棉布鞋、扎着棉布裤腿，看上去完全与质朴的北方老农民无异的冯玉祥向学生队列走来，笑容可掬地挥手示意时，师生们未曾想到曾任总司令、统率几十万大军而身经百战、叱咤风云的将军，竟是如此简朴，如此可亲可敬，半点都看不出来他是一级上将、副委员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

冯玉祥从礼堂巷道经过时，几百双手使劲地鼓掌，几百双眼睛集于他一身。他健步登上主席台，微笑着抬手示意安静。身高1，86米的冯玉祥，站在讲桌前似一座铁塔，稳稳实实。没有主持人，也用不着多余的介绍，他开门见山地讲话了，声音洪亮，抑扬顿挫，风趣幽默，浅显易懂而富有教育意义。他一边比划手势一边说：“同学们，你们捐了钱、献了物，帮助国家买飞机、买大炮打日本鬼子。我冯玉祥万分地感谢你们，全中国人民感谢你们！到时候买回了飞机，一定在机翼上写下几个大字。一架写‘聚奎号’，一架写‘新本号’，让两架飞机飞临黑石山上空，叫它盘旋几圈，让你们看看你们捐钱买来的飞机！”学生们欢呼雀跃，热情奔放，感到无比自豪与荣耀。

隔日，冯玉祥又来到位于驴溪半岛马项垭西长江边上的新运纺织厂，慰问为抗战前线生产纺织品的职工。这个厂是宋庆龄于1939年创办的，安装有印度造铁制纺纱机40多台，纱锭1000多个，职工大多数是抗战志士家属。冯玉祥在袁宝珠女士等陪同下参观了厂区厂貌、车间库房，与纺织工人亲切交谈，向袁宝珠厂长和管理人员了解工艺流程、操作规范、产品质量数量等。冯玉祥对袁厂长井井有条的管理、职工的十足干劲大为赞赏，夸奖她们纱纺得好，布织得好，鼓励她们为抗战继续努力，多做贡献。在会见未当班的女工时，冯玉祥说：“现在，妇女从不平等和被压迫的地位解放出来了，同男子一样负担国家的责任。”“今天，我们国家的形势很严峻，女同胞们应该做些什么呢？那就是努力工作，节约献金。两个方面一个目的，竭尽所能支援抗战前线。”袁厂长和女职工们都深受感动。

冯玉祥离开纱厂回到白沙镇，一位小司号员和一名小工友迎上来，把平时积攒的钱亲自交到冯玉祥手上，托他献给国家买飞机大炮打击日本鬼子。冯玉祥见这两个小青年穿着十分简陋，深受感动。他代表国家收下这两笔小小的捐款，欣然泼墨作画，挥毫题诗相赠。

冯玉祥在白沙镇几天来为抗战募捐的宣传鼓动，唤醒了民众的觉悟，推动了献金热情，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献金感人事迹。

官场轶事

1928年6月北伐结束后，冯玉祥将军来到南京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有一次他应邀参加一个重要会议，通知上写明会议时间是下午三时。冯玉祥准时到达会场，可是会场上冷冷清清，他等了两个多小时，与会人员才陆陆续续到齐。当宣布开会后，只见桌子上放满了水果点心，与会人员一会儿吃水果，一会儿吃点心，一会儿嗑瓜子，而对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或充耳不闻，或含糊敷衍，不知所云，后来则干脆丢开议题不管，而是大谈起不相干的社会新闻与吃喝玩乐来。这样拖了一个多小时，就宣布散会。冯玉祥回到住处，越想越生气，挥笔写下一副对联。文曰：

三点钟开会，五点钟到齐，是否革命精神？

半桌子点心，一桌子水果，哪知民间疾苦！

横额是“官僚旧样”。

冯玉祥的这副对联很快传遍了南京官场，后来又传到民间，使得那些达官贵人又气又恨。

早在民国初建不久的北洋政府时期，冯玉祥担任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时，曾带兵驻扎在南京长江北岸浦口四个多月，也曾发生过一起“官场轶事”。

那时，南京城里掌权的是以直系军阀、江苏督军李纯为首的一批达官贵人，他们几乎天天举行大小宴会。李纯为拉拢冯玉祥，常常邀冯玉祥入城参加宴会。冯玉祥生性淡泊，常常找借口拒绝，有时碍于官场交往情面不得不参加宴会时，也总是尽早退席。

一次，冯玉祥又被李纯从浦口请过长江来到南京城中的督军衙门，全城官吏与地方头面人物都来了。宴会开始不久，李纯宣布让参加宴会者“出条子”即在妓女名单上点名画圈，让听差去传呼妓女来陪酒作乐。冯玉祥不肯附和。一会儿一大群妓女被召进宴会厅，各自坐到传呼自己的官员旁边。李纯召来两位妓女，让她们坐到冯玉祥身边弹唱劝酒。李纯还对冯玉祥说：“你来到大城市，不该苦了自己。你没有熟识的姑娘，我给你介绍了两位。”冯玉祥怒不可遏，但又不便发作。未等李纯说完，他霍然站起，拔脚而去。全场达官贵人愕然，李纯目瞪口呆。

冯玉祥回到浦口军中大哭一场。第三天晚上，冯玉祥召来排以上军官到旅部饭堂会餐。这是少有的事。大家入席后，只见酒菜极简单。冯玉祥介绍了南京官场吃花酒出条子的种种情景后，说：“难道只能让这些达官贵人行乐？今天我们也来学学他们，我们也来出条子，每人叫一个！”众军官知道冯玉祥的脾气，听到这番话十分惊讶。冯玉祥见众军官不响也不动，就说：“我已经给你们出了条子了，每人一个，每个一元。她们快来了。”少顷，饭厅大门洞开，涌进来一群衣衫褴褛的乞丐，或男或女，或老或幼，或盲或跛。这些人都是冯玉祥预先派人从南京街上召集来的。众军官更加惊讶。只见冯玉祥站起来说：“这些人就是我给大家所叫的‘条子’。他们都是我们的叔伯、兄弟、姐妹！我们应当照顾关心他们，请你们每人给他们一元钱！”众军官大为震动，感慨之余，纷纷解囊。

冯玉祥的这番举动轰动南京，达官贵人骂冯是个大怪人，而穷苦人民却说冯是中国官场中一位难得的平民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