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19日，陈济棠又接到有关莫秀英病重的香港来电，为此，他再度请假从重庆到港为妻治病。

但妻病未愈，12月8日，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军侵占了香港。这时，香港再次盛传有关陈济棠“变节”的谣言，有的说陈济棠已经在广州发表对日媾和演讲，甚至有言陈济棠已经投奔南京汪伪政权。

当时的南京汪伪政府在香港沦陷后，又派遣陈璧君、褚民谊、林柏生、陈君慧等，前往香港九龙地区“抚慰”滞留在那里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和已被日军扣押的重庆要员。陈济棠也被汪伪政府列为能够“汇合”于日汪“和平运动”的“军政界有力人物”的名单中。

陈济棠也说：“香港已全告陷落，自此余遂置身于敌人势力范围之下矣，日本人索余益急，危机四伏，随时有被捕之虞。”

很快，陈济棠的好友沈以甘果然来告：“汪已派伪广东民政厅长某（在香港）到处寻访，谓汪渴欲公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这一消息，使陈济棠决心逃出香港，奔赴国民政府统治区。

由于陈济棠“深知如在港为日军所获，必将被迫与汪伪政权合流，而为其所利用”，之前就曾电请蒋介石并获允准派遣飞机前来九龙，接他全家回重庆。不料所派飞机在粤北南雄失事，且九龙的启德机场也为日军侵占，使“乘机赴渝之举，乃告绝望”。

12月18日，日军由九龙往港岛渡海，战火延及港岛的铜锣湾，陈济棠判断“香港决难久守”；他的妻子莫秀英也说：“日寇欲得子以为傀儡者必甚于他人，子晚节将何以自全？”劝他迅速化装逃难。

病妻之嘱，使陈济棠在感激之余，坚定了出逃的决心，随即把莫秀英和子女托付亲信江茂森。

经与朋友沈以甘、邓瑞人等相商，决定由邓瑞人所属盐业公司职员林绍荣负责带领陈济棠出逃。19日化装下山时，陈济棠对子女说：“有人问我行踪，可言我于12日（即日军占领启德机场的前一天）乘飞机到重庆去矣。”

陈济棠还安慰莫秀英：“余昔日历险已多，均能履险如夷，此行决无危险，汝可安心。”并告诉她，为安全起见，这次出行暂改乳名“何养”，并决定先至云咸街华侨中学暂住数日，等待“停战三天”时再行外逃。

而就在陈济棠做出逃准备时，其妻莫秀英和长女陈佩馨、幼子陈得宁等所藏防空洞上的住宅，中炮起火，“几乎全葬烈焰中”，令陈济棠“惊慰交感”。

12月27日，香港完全沦陷后的第三天，陈济棠为安全而迁居邓瑞人之侄开设于中环的兴发祥号。由于兴发祥号条件简陋，床铺无垫褥，陈济棠腰部受寒剧痛，连饮食也不能起来。陈济棠虽然认识许多在港名医，但为了保守秘密，他忍痛不医。后林绍荣也得此病，经治痊愈，陈济棠也用此方治疗，疼痛终于停止。

此外，陈济棠也做好“舍生存义”的思想准备，请林绍荣取来鸦片“钱余”，准备在必要时服食，以“成仁取义”；同时找来算命书和卜卦龟壳，假装星相算命术士，以掩人耳目。

但就在这个时候，又有旧友二人来访，相劝隐匿香港，必要时可出面维持香港大局。来意明确，企图借陈济棠的名声为日本维持对港统治，以与南京伪政权相呼应。陈济棠对此二位不速之客明确表示：革命者只有走直线，不能走曲线。言毕，便向他们出示所藏鸦片，表明抗日之志不可夺的决心，使他们扫兴而去。

陈济棠因行踪已经暴露，被迫再次转移于一卖粥的小店租其斗室暂避。身居港岛的陈济棠，急着过九龙入粤，但是，日本兵每日都在枪击渡海出逃的人，使陈济棠终于打消经九龙回内地的念头。

1942年1月9日晚，林绍荣对陈济棠说：“汝如能耐苦者，可由西环坐小船赴大澳，总较渡九龙被日人枪杀为佳。”

急于离港的陈济棠，完全同意林绍荣所提逃出香港的新路线。10日，林绍荣亲往西环侦察情况，果然不见有日军守备，陈济棠获悉，高兴万分。次日凌晨四点半，即在林绍荣的陪同与保护下，踏上离港之路。

由住处至西环的15里步行中，陈济棠见到沿途都是持证购米者（当时日本人规定每日每人配给六两四钱大米），接踵延绵达数里，不时可见体弱者晕倒在路侧，陈济棠对此感叹不已。

上午7时，陈济棠抵达西环的码头，但出乎意料地见到两名日本宪兵持枪在岸边对上船的人搜身。于是，林绍荣在前，陈济棠随后，均未化装，俨如主仆。日本宪兵先搜陈济棠身，只见兴发祥名片一张和鸦片一盒，别无他物，以为是黑社会中人物，挥手而去。

再搜林绍荣身时，拿走他20元港币后，也放行了。如此顺利过关，陈、林二人同样出乎所料。

从日军枪口下逃生的陈济棠，急急与林绍荣走下小船离港。陈济棠后来得知，他们走后的第二天，日军即为搜捕他们所要捕获的人，而禁止任何人员从各口岸外出，真是大幸。

李宗仁：青春戎马，晚节黄花

李宗仁是现代中国的传奇人物，他一生的最大特色，就是他以杂牌军的军头地位，与黄埔系一路分分合合20多年，而始终没被“吃”掉。他与蒋介石一路纠缠，但在翻云覆雨之中，蒋介石始终未能完全斗垮他，他们最后在国破山河在时劳燕分飞。最终思乡心切，回归祖国。

杀出一片天

“二次革命”中，龙济光因效忠袁世凯而窃据广东都督职；袁称帝时又封其为一等公加郡王衔。袁世凯复辟帝制时，龙虽然宣布广东独立，参加军务院而为抚军之一，但他却未真心讨袁，不愿护国军假道粤境北伐。袁死后，龙立即宣布拥护段祺瑞而取消独立，并派兵在粤省韶关阻止护国军北伐，从而引发了护国军的讨龙战役。此时，陆荣廷已被段祺瑞发表为广东督军，为攫取粤省地盘，他乘机指使桂军进攻广州。

讨龙战役爆发后，林虎第6军在粤汉铁路南段沿线与龙军发生接触，李宗仁所在第13团也由肇庆出发开赴前线。这是李宗仁从军后第一次参加战斗。

隆隆的炮声和犹如鞭炮的枪声，响彻云霄。李宗仁自己内心忐忑，神经紧张，脚步轻浮，呼吸有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他深信他的爱国热忱与人无殊，而视死如归、不避艰险的胆量，尤不在他人之下，何以一听到枪炮声，情绪就如此紧张，连自己也莫名其妙。

其实，即使是最勇敢的军人，第一次参加战斗时也很难避免紧张的心态，如果不是这样，倒反而不正常了。不过尽管如此，李宗仁第一次参加战斗，实际表现却十分出色。

战斗打响后，李宗仁所在连队的连长因胆怯而临阵离职，营长也不知去向，士兵便也畏葸不前，所以在龙军的进攻下，阵脚开始动摇。李宗仁见状，决定以逆袭阻止龙军进攻。他挺身而出，命令掌旗兵高举连旗，号令全连士兵冲锋，并一马当先冲在了前面。战斗中，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右颊，顿时血流如注，满嘴都是碎牙。李宗仁第一次参加战斗就挂了花，确实有些意外。不过，幸好他的伤势不重，子弹没有留在头部，而是从左边鼻孔穿了出去，因而免去了开刀之苦。受伤之后，李宗仁在后方医院养伤十余日，营长黄勉即催其早日归队，原因是原来的连长临阵畏缩，为人所轻，战斗结束后回到连队已无法约束士兵，只好请准辞职，而李在战斗中表现勇敢，故连长一职由李递补。李宗仁接到命令后，又在医院住了20余天，便回到部队正式接任连长职。这是他从军后第一次因军功而擢升。

李宗仁回部队后不久，讨龙战役即以龙军的失败而告结束。李宗仁随林虎部驻军广东雷州，之后又进驻高州。此时，李宗仁并不热心政治，但政治局势的变化，又一次使他有了显露军人勇敢禀赋的机会，并因此而再次迁升。

护法战争开始后，李宗仁所在第13团随广东护国第一军开抵湖南，经宜章、郴州、永兴、仁安、攸县直驱醴陵。此时北洋政府冯段失和，冯免去段的总理职务，北军作战情绪受到影响，因此南军进展顺利。11月底，南军继克复醴陵后占领了长沙，次年1月，又攻占了岳州。护法军的节节胜利，迫冯同意段复出，北洋军劲旅吴佩孚再次入湘，战局发生逆转，南军渐处下风。

1918年3月，南军长沙失守。李宗仁所属营随中路军退至安仁县后，奉命在绿野圩附近阻击北军。部队刚刚进入阵地，营长忽然生病发烧，必须回后方治疗，于是命令李宗仁代理营长指挥战斗。翌日拂晓，战斗开始。北军发射炮弹后，利用地形向南军阵地猛扑。李宗仁在阵地前沿指挥，发现中央阵地已被北军突破，友军纷纷溃退，战况十分不利。在这紧迫关头，李再次使用逆袭战术，令号兵吹响冲锋号。不料，号声过后竟无一兵一官向前冲锋。情急之下，李宗仁大吼一声跃出战壕，高举着营旗冲向敌阵。全营官兵见他身先士卒，立即精神大振，蜂拥向前冲杀。北军遭到李部反冲锋后，开始全线后撤，李宗仁指挥全营追击。这时，北军射来一排机枪子弹，击中李的胯下，顿时将他击倒。他不顾伤痛，倒在地上仍大呼冲锋不止，并悬赏500大洋夺取敌炮。在他的指挥下，对阵北军丢弃4门山炮而逃。

战斗结束后，李宗仁检查伤口，发现1弹射入大腿，另有3弹穿裤而过，却不曾伤及皮肉。士兵用一木梯将他抬到安仁县城，因无医院，只好请来一位草药郎中医治。郎中告李，子弹未伤到骨头。

第二次负伤，又使李宗仁第二次晋升。原营长奉调回粤，李宗仁补任营长。因每次打仗都冲锋在前，异常骁勇，李宗仁得了个“李铁牛”的诨名，在军中也渐渐有了些薄名。不过，当时李宗仁所在部队已归桂系马济指挥，作为一名与旧军系统毫无关系的下级军官，他的前程并不光明。

南方军阀参加护法战争，并不是为了维护《临时约法》，他们的真实动机主要是借护法而攫取更多的地盘，以扩充个人势力。所以，护法运动难免失败下场。1918年春，南方军阀开始酝酿南北议和，同时，开始对孙中山进行排挤。4月，在桂系操纵下，国会非常会议通过改组军政府的决议，改大元帅制为总裁合议制，实质上就是要剥夺孙中山的大元帅职务。5月，孙中山大元帅职被正式解除，孙愤然离开广州，发出“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的感慨。是年底，陆荣廷与北洋直系军阀言和，桂军相继返回广东。1919年2月，李宗仁所在营也从湖南宜章开拔，奉命往广东新会县城驻防。

李宗仁驻防新会后，因暂无战事，闲时不免思念妻子。此时他已升任营长，生活条件比以前有了很大改善，因此他决定把妻子从家乡接来。两广交通毕竟方便，不久，他的妻子就在他的副官专门护送下来到了他的身边。两人久别，见面自有一番高兴。李宗仁一生结婚3次，只有第一位夫人给他生养了一个儿子，而这个儿子就是在新会出生的。儿子出生后，李宗仁十分高兴。待儿子满月时，他给孩子取名叫幼邻，这与他自己的字号德邻仅有一字之别，显然有因承的含义。

新会是侨乡富庶之区，驻防于此的历届长官，无一不借机中饱私囊，腰缠万贯而去。李宗仁率营驻防后，亦不乏发财的机会。他驻防后立即声明公事公办，对不法绅商毫不通融，视黄金如粪土，不愿苟取一芥。可是地方乡绅富贾出于个人目的，对其奉迎买好，乘幼邻满月的时机争相送来贺礼，他挡开了几宗大的礼品，但金锁、金镯、金罗汉等贵重贺礼，他也确实笑纳了不少。

李宗仁在新会驻防了9个月。这期间，他身为驻防军营长兼代理县长，是地方最高首脑，第一次领略了掌握权力的滋味。不过，作为一个平民出身的下级军官，李宗仁尚知体恤百姓，并未滥用职权图谋私利。与驻粤其他桂系地方官敲骨吸髓而广结民怨的情况相比，他在新会时的作为却颇得当地绅商与百姓的称赞。

李宗仁涉足军旅时间不长，但按照那时职业军人的标准衡量，他已经具备了在军界谋生的一切本领。他不仅敢于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善于协调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而且有了依靠军队掌管地方权力的最初经验。这一切，都为他以后在军界的崛起，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扬名台儿庄

徐州位于黄淮两水间，地据鲁、豫、皖、苏四省之要冲，是津浦、陇海两铁路之枢纽；徐州四周山峦重叠，河川纵横，在我国历史上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京政府鉴于徐州地区的安危直接关系到全国的抗日大局，决心全力防守，在此进行一次会战。这次会战以徐州为中心，史称徐州会战。1937年10月，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指挥津浦路沿线作战。

李宗仁在指挥津浦路艰难抵抗北进之敌的同时，又积极阻截华北日军南下。为确保徐州地区的安全，李宗仁命孙桐萱部向运河以西推进，袭取济宁、汶上的日军据点，以牵制敌人主力。孙部第22师负责攻取济宁，于2月12日晚由大长沟渡运河，14日晚有一小部攀登入城，双方短兵相接，血战竟日，终因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入城部队伤亡极大，17日晚撤至运河西岸。与此同时，第12军81师也直取汶上，于12日晚由开河镇渡运河，一部由城西北攻入城内，与日军进行激烈巷战，终因人少势弱，损失严重，13日奉李宗仁之命撤向运河西岸。19日，日军攻陷安居镇，22日突破曹福林第55军阵地。25日，日军突破杏花村阵地，守军被迫撤至相里集、羊山集、巨野一线。但李宗仁在这一线布置大量兵力，不断侧击北段南下之敌，使敌军在这一带徘徊不能南进，暂时稳定了战局，摆脱了危机。

日军津浦线主力南攻不成，遂改变策略，由少壮派军人板垣征四郎、矾谷廉介率两师团企图会师台儿庄。台儿庄位于津浦路台枣（庄）支线及台潍（坊）公路的交叉点上，扼运河的咽喉，是徐州的门户，在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日军一旦得手台儿庄，便可策应津浦路南端日军攻势，一举拿下徐州。板垣、矾谷两师团，是日军精锐之师，大部官兵都是参加过“二·二六”日本政变的，此次进攻，来势相当凶猛，大有豕突狼奔、一举围歼中国军队之势。3月下旬，日军以七八万兵力，在华北方面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指挥下，分两路向台儿庄进发。一路为坂垣第五师团，自1月12日在青岛岭山湾、福岛两处强行登陆后，沿胶济路西进，至潍县转南，经高密，循诸城、荣县一线，进逼临沂；一路为矾谷的第十师团，该师团沿津浦路南下，直取台儿庄。

2月，中国军队为堵截日军前进，在临沂、滕县同日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揭开了台儿庄会战的序幕。

在李宗仁的指挥下，临沂之战取得了惊天动地的胜利，它砍断了津浦路北段日军的左臂，粉碎了日军会攻台儿庄的计划，促成了以后台儿庄会战中，李宗仁围歼孤军深入台儿庄的矾谷师团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