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杨树诚为了保住倾半生心血创办的宝兴面粉厂及植物油厂，计划把蚌埠宝兴面粉厂迁至西安附近的扶凤。由于南京沦陷，日军沿津浦线铁路大举进犯，李宗仁受任第五战区司令，驻节徐州，负责指挥津浦铁路的防御。李上任后，徐、蚌两地大军云集，为解决军粮民食，特意召见了杨树诚。李当时对杨推心置腹地谈道：“讲私谊咱们是兄弟，现在国难当头，应以民族大义为重。我希望三哥不要临危而退、举厂内迁。在徐、蚌两地，三哥开设的面粉厂首屈一指，五战区的军粮民食很大程度上得仰仗三哥了。”杨听了这一席话，深明大义，当即表示：“我徐、蚌两地面粉厂一定全力以赴，日夜开工，供应面粉麸皮，兄弟和属下愿与五战区抗日将士共存亡。”同时，杨还应李宗仁要求，让徐州防空司令谭辅烈在宝兴面粉厂大楼顶安装了防空警报系统，担负空袭警报的任务。前后约五个月时间，宝兴面粉厂就地坚持生产，为军队提供面粉60余万袋。中国军队以宝兴面粉厂提供的这些军粮，在蚌埠与日军展开了闻名全国的“淮河阻击战”，并支援了台儿庄战役。

1946年，杨树诚年逾花甲，因历经磨难，身体及精力大不如前，于是辗转北平养病。当时，李宗仁在北平任行辕主任，便邀请他协助其高参刘仲华制定开采煤矿的计划，在此期间，杨树诚因蚌埠沦陷时期“捐款献机”而受指控为汉奸。杨在被传讯时申辩了被迫“捐款”的真相，后由李宗仁过问，北平行辕军事法庭最后审判，撤销了对杨树诚汉奸嫌疑案的指控。1948年淮海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全线溃败，李宗仁曾致电杨树诚，“期望仁兄早日南下”。杨当时筹划将蚌埠宝兴面粉厂迁至南京，因受当地面粉业阻止，又欲改迁常州附近的奔牛，由于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这些计划均落空。新中国成立后，李宗仁去了美国，杨树诚去沪疗养。

沧桑巨变，故人又相逢。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先生偕夫人郭德洁女士，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到祖国大陆，当年在北平行辕为李宗仁高参的刘仲华，原系中共地下党员，后改任北京园林局局长，这时，他特致函杨树诚之子杨春曦，告诉他李宗仁归来的喜讯。杨春曦夫妇立即回信，由周总理直接转交李宗仁先生。1966年5月18日，李宗仁先生在程思远和尹冰彦的陪同下到上海参观，当天下午便约杨树诚一家在锦江饭店会面。因宋庆龄副主席闻讯拜访，会面改在5月20日上午，这天早上，李宗仁派专车接来了杨树诚及儿媳一家人到饭店，在九楼的特别套间会客厅里，李宗仁与杨树诚一见面便拥抱在一起，相互问候。李握着他的手说：“我们兄弟之间有这次见面，真是世间奇闻。三哥年已八旬，身体这样硬朗，我感到很高兴。”杨树诚向他谈了自己在解放后继续从事早年的探矿，为淮北地区勘探发现了一些新矿区，了却了埋藏心中多年的意愿。李宗仁感慨地说：“我回国后，亲眼目睹共产党的政策，感到这条路走对了。”时近中午，两人话别，为照顾杨树诚年事已高，李宗仁亲自送他到楼下门厅，并为他打开轿车门。这时，两双饱经沧桑的大手再次紧紧相握，他们似乎意识到这可能是最后的一面，久久难以松手。最后，李宗仁先生以手护车顶，将杨树诚送入车内坐下，在即将启动的轿车旁边对杨树诚鞠躬送别。

大树底下难乘凉

李宗仁身居高官要职后，多少年以来，不知有多少他的同学、同乡和亲戚朋友前去投奔他，或开口或伸手向他要事做要官当。但是李宗仁敢于撕破脸皮，不论亲疏，量才用人，虽系亲朋故旧，若无术无才，绝不重用。

李福生是他的原配夫人李秀文的表叔，早年在他胞兄李德明手下当工打杂。李德明见他忠厚老实，手脚麻利，做事勤快，就把他推荐给李宗仁当卫士。从此，李福生一直在李宗仁身边22年，随他潜逃香港、流落西贡、北伐抗战，辗转南北，历尽坎坷，在硝烟火海中进进出出，置生死于不顾，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他却大字认不得一箩筐。因此，李宗仁并未因为他是“内亲”和在身边多年的“亲信”而提拔重用。李福生从卫士升至少校随从副官以后，就一直官居原职。而与他同时或很晚才来到李宗仁身边工作的人，不管是不是同乡，几乎没有一个不提拔的，或中校、上校，或少将、中将。所以，当时国民党的一些军政要员都承认李宗仁比蒋介石能容人、用人。为此，李福生和一些同乡抱怨连天，牢骚满腹，常在背后说李宗仁“不认人”和“寡水”。

李宗仁听了，不但置若罔闻，而且依然我行我素，以致对他儿子李幼邻的老庚张幼邻也未能例外。张幼邻原来就是第四集团军司令部的少尉传达排长，20年后仍然是此职。1943年中秋，张幼邻的一位亲戚从家乡来到湖北老河口，要张幼邻帮他向李宗仁引荐谋一官半职。当他看到张幼邻还是十数年前的“炒排骨”(即排长)时，不禁大为惊讶，张幼邻唉声叹气地说：“我恨不得当军长、总司令，只是没办法，我能搬石头砸天？”接着向这位亲戚倒出了自己的一肚子苦水：一次，张幼邻的上司要提升他为上尉连长，可是报到李宗仁那里却通不过，朱笔一挥就把他的名字和任职划掉，而后，对军务处长梁家齐说：“张幼邻是我同年仔，又在我眼睛鼻子下工作，对他我清楚明白，他一无战功，二无突出贡献……”这样一来，张幼邻理所当然地被“委屈”和“埋没”了。

张幼邻的亲戚听了，愣怔了许久，然后不无伤感地说：“看来大树底下也未必好乘凉啊！”

其姨表兄黄敬修，陆军大学将官班毕业，想当师长，李宗仁只派任师的上校参谋长，黄坚辞不就，牢骚满腹，虽多方疏通，李仍不允，后改派为某步兵团上校团长。该团曾一度驻广西百色区田阳县附近，归梁家齐指挥(当时任该区指挥官兼行政专员)。李宗仁一向回避近亲在身边工作，后来王建平因故力辞第五战区军法执行总监职务，并一再推荐黄敬修补缺，李宗仁再三考虑，始允其请，但交代先试后委。又如李宗仁的堂侄儿李常谦到老河口，希望谋得一官半职，李宗仁对他说：“你想做事，应照规定备详纲履历，送军务处梁处长审核后，再报请委用。”后来报委为《阵中日报》印刷厂厂长，李常谦接任后成绩显着。

李宗仁消灭盘踞在广西的大小军阀之后，于1925年秋，统一广西，励精图治，开始积极整顿军、民、财、建、教各政。值此用人之际，李宗武(李宗仁的嫡堂弟)等三个亲戚南下谋职。遂以李宗仁的亲戚关系，由桂平税务局给他们安排了税务员的工作。三个亲戚还好，自幼攻读私塾，也曾上过几年新学堂，若论知识，多晓孔孟之道，擅长毛笔字和算盘，但对于专业税务却是难以胜任的。尤其是李宗武书不成文，言不达意。经过两个月工作的考察，皆不称职。但鉴于三人均为李宗仁的亲属，有裙带关系，故税局上司有口难言，无可奈何。

一日，恰逢李宗仁因公事来到桂平，当即有人据情禀报。李宗仁平生最反对“刘公得道，鸡犬升天”的恶习，极力主张任人唯贤。闻罢自觉脸面无光，愧疚交集。翌日，李宗仁请嫡堂弟和妹夫到他的住处就餐。席上笑容可掬，共叙家常。待饭罢茶后，李宗仁就开门见山、郑重其事地说：“你们吃不动这碗饭，还是回家去吧！这里我给你们一点盘缠，回去好好种田，不然做点小生意也好，以后不要再出来外面跑了。”就这样，三人被解职还乡了。三人怅然而归，走到村口便哭了起来，家里人见状莫名其妙，惊诧万分。待闻知其故后，众说纷纭，多为李宗仁用人无私的精神所感佩，此事一时传为趣谈。

白崇禧：小诸葛铸成大错误

白崇禧没有官架子，反对打骂士卒，主张吃苦耐劳，禁烟禁赌，反对不良嗜好，在国民党统治阶层中比较自律。他是军事战略家，国民党新桂系军政首脑人物之一。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以副总参谋长之职制定全局战略计划贡献颇多。一生足智多谋，最终却死于非命。

一代战神

白崇禧字健生，广西临桂县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有“小诸葛”之称，属国民党“桂系”。

白崇禧与李宗仁、黄绍纮最初联合时，总共只有4000人马。然而很快就击败了盘踞在广西的旧桂系陆荣廷、沈鸿英、谭浩明，而统一广西。在这些战斗中，尤数前敌指挥官白崇禧亲率8000士兵，北攻柳州，西击南宁，以少数兵力荡平陆沈谭部，从而奠定了统一广西的基础为人称道。

北伐期间，白崇禧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统筹全局，指挥作战。当北伐军进至南昌九江一带时，孙传芳以三倍兵力进行猛烈反扑，蒋介石亲自统领的军队都被孙击败，九江被孙夺回，南昌也被围。是李宗仁与白崇禧亲自率领从第七军中挑选出来的精锐，以急行军速度赶去救援。在与孙的先头部队相遇时，一个回合就把孙的两个师给歼灭了。尽管孙传芳仍有大量后续部队，双方兵力对比极为悬殊，而且还有孙在南京安庆的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军需品，但白崇禧仍决定集中兵力攻击德安以断绝南浔线从而收复九江，并解南昌之围。于是双方展开了三天三夜的肉搏战。最后终于击溃了孙的主力，并俘虏师旅长三人，官兵两万余人，此乃北伐以来最大的胜利。收复九江后，李宗仁调任江右军总指挥，白崇禧则担任前线总指挥，向东追击，扫荡全浙江。之后断绝宁沪线交通，以破竹之势收复了上海。后来，北伐军内部闹分裂，汪精卫、唐生智在武汉宣布讨伐蒋介石。孙传芳乘机反攻。在敌众我寡的情势下，白崇禧与李宗仁沉着冷静，经过浴血奋战而全歼了孙传芳的部队。取得了北伐以来的第二次大捷。

宁汉分裂一事解决后，白崇禧任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继续北伐。亲自指挥了攻占保定、石家庄、北京等地的战斗。滦东之役，把张作霖、张宗昌两部彻底打败，占领了山海关。长城以南，已无敌踪。

台儿庄一战，也是白崇禧和李宗仁一道指挥的。所以当捷报传到国民政府的行都武汉，人们高兴地举行庆祝游行时才会将李、白两人的巨幅画像装载在卡车上做先导。之后，李宗仁因病不能主持战事时，白崇禧便代行战区长官一职。在进一步部署保卫武汉的外围部队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继武汉会战后，白崇禧还参与指挥了南昌会战、桂南会战、长沙会战。曾指挥杜聿明、夏威、邓龙光、叶肇各部，在广西昆仑关歼敌万余人，并击毙日军旅团长中村。

和平运动

1948年，为了迎接解放军进城，武汉的各界爱国人士聂国青等在武昌成立了一个名叫“十人座谈会”的组织，任务是想与湖北省参议会内争取和平运动的人士相互呼应，与中共地下党密切联系，迎接解放。

“十人座谈会”中有的人负责策反国民党军政人员，有的人呼吁和平，撰写文电，制造舆论。1948年秋，由“十人座谈会”中的几名参议员在湖北省参议会的全体会议上公开提出了和平运动的倡议。参加会议的议员，有识时务的进步人士，有风吹两边倒的“墙头草”，也有效忠蒋介石的顽固分子，刚刚当上“立法委员”的刘树任就借机吹嘘蒋介石实力雄厚，足以抵挡中国人民解放军，仍可转败为胜……使得少数立场不稳的人犹豫不定，不知所从。因而议而不决，没有达成共识。尽管如此，和平运动却在武汉、在湖北、在华中乃至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

总揽华中军政大权的华中“剿匪”司令白崇禧得知这一信息后，出于他拥李（宗仁）倒蒋（介石）的立场，对和平运动不仅未加反对，而且表示欣然赞同。于是那些踟蹰不前的省参议员们一改初衷，在第二次会议时，争先恐后地在提案上签字。参议会决定派代表与白崇禧联系，商讨和平问题。

尽管白崇禧手摇橄榄枝的表态未必可靠，但湖北省“人民和平运动促进会”仍然抓住这个契机在武昌阅马场湖北省参议会成立，发起会员有张难先、李书城，耿伯创、喻育之等30余人。

和平促进会由22岁就参加辛亥革命、刚过花甲之年的喻育之等执笔，与省参议会联名致电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首席和谈代表周恩来、张治中。电文“略陈人民痛苦与意见，藉供参考。总之人心士气，不堪再战”。

呼吁和平的电报发出之后，汉口市也成立了和平促进会。豫、湘、赣、桂四省代表也相继来到武汉联系和平运动。白崇禧装出一副顺应民情的姿态，和平运动声势迅速波及全国，要求蒋介石接受中共和平谈判八项条件的呼声响彻云霄，蒋介石终于在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次日，李宗仁乘势上台，当上了“代总统”。

正是蒋介石下野这一天，湖北省和平促进会公推李书城、李伯刚两位代表赴河南解放区会晤人民解放军刘伯承、陈毅两位司令员，联系和谈问题。白崇禧对此极力支持，不仅派专车、送路费（银元300元），还亲笔给刘、陈二司令员写了一封求和文，似乎有诚意和谈。

1949年3月，李书城由河南解放区回到武汉，满怀希望想面见白崇禧，然而几次都未见到，李书城只好写了一份书面报告给白崇禧，也不见回音，很显然，白崇禧所谓的和平愿望和他对和平运动的种种支持，其实只是一个骗局。

1949年4月下旬，周杰等地方耆宿去见白，恳求他维持武汉的和平秩序，白崇禧一听，站起来，板起面孔说：“你们的意思我知道，无非是要我退出武汉，不在武汉打仗。可是，如果我退到长沙，长沙也要我维持秩序，不在长沙打仗；我又得退到广西，广西又要我维持广西的秩序，不在广西打仗；试问：我再退到哪里？”接着白崇禧挺了挺胸，整了整腰间的皮带道：“我是个军人，守土有责，我不能以别人的意志为意志！”顽固嘴脸，暴露无遗。

尽管白崇禧出尔反尔，但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已兵临武汉城下，和平促进会仍不断变换方式与白崇禧周旋，目的只有一个，力求人民休养生息，城市不受破坏。张难先、李书城、喻育之等又联名给白崇禧写了一封要求维持武汉地方秩序的信。

对于人民的呼声，白崇禧无动于衷。因此，和平促进会配合中共江汉军区的地下工作者对汉口市长晏勋甫、汉口市警察局长李经世、武昌市长蒋铭、湖北省警察局长胡慎仪进行策反。还利用湖北省政府“应变方案”中所说的“为适应时势需要，人民可以组织团体、维持自己”的规定组织了武汉市民救济委员会。救济会成立之时，已传来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捷报，白负隅顽抗已不可能，但在逃跑之前对武汉进行一次大规模破坏，烧杀抢掠是完全有可能的，救济会在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和帮助下，做了大量工作。

5月15日上午，白崇禧和他的总部已由汉口撤到武昌大东门一所学校内，准备南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