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回去后，向张作霖报告了张宗昌部队情况，张作霖也认为张宗昌可以重用，于是张学良让与张宗昌关系不错的另一位奉系大将李景林去把张宗昌请到沈阳，然后又把郭松龄请来，说：“我们这个团体，内部不要闹意见。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联合起来，同心协力地对付直军，打倒吴佩孚。茂宸（郭松龄的字）和效坤（张宗昌的字），不要把你们别扭的事情搁在心上。”

由此，郭松龄向张宗昌赔礼，彼此表示歉意后，这事也就算过去了。李景林趁热打铁，提议四个人结为兄弟，于是彼此关系更进了一步。由于在这次的联合秋操中表现出色，张宗昌所部被改编为奉军第三混成旅，成为奉军的正规军，各方面待遇也得到了提高。一年后，张宗昌的这支部队便作为奉军的主力军参加了第二次直奉战争。

虽然张作霖对张宗昌的部队待如亲兵，但张宗昌心里却不糊涂。在出战之前，张宗昌对部下说：“这回我们要是战胜了，毫无问题，什么都有……要是战败回来，奉天是不会养活闲人的，到时我们就找个山窝去落脚吧！”

开战后，张宗昌的第三混成旅作为奉军第二军的前锋进攻热河北部，首先遭遇的是直系劲旅董政国部，在经过一番血战后，张宗昌迫其退却，并攻克冷口，奇袭滦州。而此时正好冯玉祥倒戈，直军一片混乱，张宗昌乘机挥兵追击，并大肆收编溃散的直军，其部队一下就膨胀了七八倍，成为奉军中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

只有到了这时，张宗昌才算是扬眉吐气，多年寄人篱下的他，终于占据一方，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军阀之一。不久，张宗昌就此衣锦还乡，当上了山东督办。

惊天绑架

在许多人眼里，军阀张宗昌是个胸无点墨的“狗肉将军”，靠着给奉系军阀张作霖卖命和组织流亡白俄军团，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中国横行一时。殊不知，他还干过一起震惊世界的涉外事端，那就是悍然劫持并炸沉苏联客轮“列宁纪念”号，同时绑架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的夫人达半年之久。

1926年广东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后，北伐军从军到师几乎都有苏联顾问参与指挥和制定作战计划。这还不算，苏联还在华北积极支持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面对苏联支持下的两股铁流，在北京组建安国军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及其门下张宗昌惶恐不安，除了军事上顽抗外，他们还企图拿苏联在华人员开刀。

1926年年底，消灭吴佩孚集团后，广东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根据安排，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等人乘火车沿粤汉铁路前往武汉。巧合的是，鲍罗廷的夫人鲍罗廷娜刚随苏联外交信使抵达上海，准备与丈夫团聚，遂决定搭乘轮船前往武汉，而鲍罗廷娜乘坐的就是刚在上海完成任务的苏联客轮“列宁纪念”号。

1927年3月1日，“列宁纪念”号航行至南京下关附近，桅杆上高悬的苏联国旗引起了当地海关人员的注意。当时中国海关由驻北京办公的英国籍总税务司安格联掌控，安格联得到伦敦的训令，积极配合张作霖等军阀对进出中国港口的苏联船只实施重点缉查。根据安格联下达的“通令”，南京海关人员拦下了“列宁纪念”号，在登船检查的过程中，发现了三名自称苏联外交信使的白人男性和一名自称“格鲁斯堡夫人”的白人中年妇女。由于苏联信使以“外交行李享有豁免权”为由拒绝检查行李，海关人员立即向驻当地的直鲁联军司令张宗昌报告。

张宗昌随后派出白俄士兵登船检查。交涉中，白俄士兵强行检查了那名白人妇女携带的行李，结果搜出一份写有俄文“鲍罗廷夫人”字样的文件。获悉此事后，张宗昌如获至宝。3月6日，鲍罗廷娜及3名苏联外交信使、47名船员被押往济南。

鲍罗廷夫人被扣的消息传出后，舆论为之震惊，武汉国民政府各机关和团体纷纷通电斥责张宗昌的暴行，希望北伐军“速张挞伐，灭此朝食”，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也连续三次向安国军政府提出严重抗议。3月21日，苏联驻华使馆代办约见安国军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警告说安国军政府应立即下令张宗昌放人放船，否则苏联政府将“采取相应对策”。

在张宗昌眼中，国际公法毫无约束力，他现在琢磨的是如何利用鲍罗廷夫人迟滞北伐军的前进。为此，他派人秘密赴汉，给鲍罗廷带去一封书信，要求鲍罗廷“以自身之威力，督促双方签署休战之协议”。但鲍罗廷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我相信中国人民的能力，他们一定会很好地保护她的。”

得到鲍罗廷冰冷的回复后，张宗昌恼羞成怒，将“列宁纪念”号挟持到长江入海口，然后邀请上海的各国媒体目睹他们是如何把苏联轮船炸成废铁的。紧接着，张宗昌又把鲍罗廷娜等人解送北京，交由张作霖处置。

这时候，张作霖在日本支持下，正进行疯狂的反苏***活动。4月6日，张作霖派兵冲击苏联大使馆，逮捕了在使馆避难的李大钊等人和10余名苏联外交官。4月28日，张作霖绞死李大钊后，放出风声说要处死鲍罗廷娜及苏联外交人员。5月2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向中国驻苏代办郑延禧递交公函，严厉警告北京当局：“此等人员（指鲍罗廷娜等）若与李大钊等同一命运，则苏联政府将采取相当之手段。”

7月10日，北京高检厅开始审判鲍罗廷娜等人。审判持续一周未有进展，后突然传出消息：鲍罗廷娜被释放了。原来7月16日，美国参议院议员皮汉拜会张作霖。会谈期间，张作霖吹嘘说：“我最近杀了20多个赤色分子，明天我要杀鲍罗廷太太了。”一听此话，皮汉大惊失色，他警告张作霖，如果不经审判而处死鲍罗廷娜，“那么西方媒体会把您看做禽兽。在西方，即便判决妇女有罪，也很少处以极刑，更何况鲍罗廷娜是一位外国女士。”张作霖听后颇为沮丧，恰巧负责审理此案的高检厅法官何隽前来请示，张随口说：“或可开释。”一向对苏友好的何隽抓住这个机会，马上当庭开释鲍罗廷娜，然后弃官跑到天津租界避难。就在宣判结束仅两小时后，醒悟过来的张作霖又下令搜捕，但“夫人已不知去向”。对被释放也感到疑惑的鲍罗廷娜躲进东交民巷一个外籍人士家中，几天后经蒙古返回苏联。不久，武汉国民政府背叛大革命，鲍罗廷遭到驱逐。7月27日，鲍罗廷离开武汉，取道西北返回苏联。至于“列宁纪念”号的船员，后来由苏联政府支付了25万美元赎金，才被允许回国。

超级大票友

张宗昌的最大爱好，那就是听京剧，这在当时是出了名的。

张宗昌与当时着名的京剧演员关系十分密切、融洽。1925年4月，北洋政府明令发表他任苏、鲁、皖、豫四省剿匪督办，继又任命为山东省军务善后督办，彼时恰值其母60大寿，张宗昌大宴宾客，祝寿三天。余叔岩、杨小楼、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等名伶，均应邀至徐州演唱堂会，生、旦、净、末、丑各行名角荟萃一堂，盛极一时。其后督鲁时期，张宗昌在督署里建有戏楼一处，曾先后在济南、北京、掖县老家演唱堂会。“九·一八”事变后，他回归北京，仍不时在东城铁狮子胡同和西城石老娘胡同私邸以及奉天会馆(即后来的西单哈尔飞剧院)举办堂会演出。应邀演出的仍然是这些名伶。

堂会演出的戏，有的在外面剧院是无法听到的，例如余叔岩与梅兰芳同台演出《打渔杀家》。在西城石老娘胡同私邸小戏台，还曾演出《六五花洞》，饰潘金莲者除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外，尚有筱翠花(于连泉)、王幼卿，名丑如萧长华、慈瑞泉、曹二庚等均参加演出。旦角是一流旦角，丑角是一流丑角，如此众多一流名角在当时能同台演出，实属难能可贵。若非张宗昌倡议，并出资置办行头，恐难实现。

1927年春节期间，张宗昌曾在济南督办公署东大楼庆寿唱堂戏。

正月十五日是正寿。寿堂设在珍珠泉前大厅，大厅内悬灯结彩，挂满了寿屏、寿幛，还陈列着许多金寿星、金麻姑上寿、金镶玉翠、珍珠玛瑙，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到上午10点开始拜寿。张宗昌将他父亲请到寿堂正中坐下，他自己穿上将大礼服，在军乐声中进入寿堂，首先向他父亲行三跪九叩大礼，来宾也依次拜寿，有的叩头，有的鞠躬。拜寿毕，中午举行盛大宴会，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宴后即到剧场看戏。白天剧目均由济南各剧院上演，故来宾看戏者甚少；晚上全是北京名伶演出，一直演到深夜两点多钟。这天晚场由少将副官李文征亲自把门，凭请柬入场。台前的池座均设方桌铺台布，放有烟、茶、糖果、糕点等，就座的均是贵宾，如当时知名的前清遗老康有为，下台的大总统曹锟，号称大帅的吴佩孚，名为联帅的孙传芳等。只见他们都穿着长袍马褂，康有为身躯矮小，须眉皆白。

这天晚上，北京名伶演的是全本《穆桂英》，由四大名旦(梅、尚、程、荀)轮换饰演穆桂英，梅兰芳演的是穆桂英挂帅一段。直到深夜全剧将演完时，只见由张宗昌陪着出去的曹锟又回来了，随着又加演一出《游龙戏凤》，余叔岩饰正德皇帝，梅兰芳饰李凤姐，珠联璧合，堪称绝佳。当剧演至中场时，忽然刹住锣鼓，出来“天官赐福”，为曹大总统“加官”，接着一个人高举现钞两千元(当时可购面粉1200袋、猪肉1，25万斤)高唱“谢曹大总统的赏”，同时余、梅二人并肩到台前深深一鞠躬，然后继续演唱起来。这时人们才知道是曹锟点的戏。这台祝寿戏到此也就演完了。

张宗昌后来最喜欢听的一出戏是《霸王别姬》。虞姬自然是由梅兰芳扮演，霸王则由杨小楼扮演。张宗昌后来之所以偏爱这出戏，可能是与他失败的切身经历密切相关。楚霸王项羽起兵江东，征战四方，盛极一时，然而最终被困垓下，陷入穷途末路，发出无可奈何的凄凉悲苍感慨。正是这种感慨唤起张宗昌在思想感情上的共鸣。每当自家堂会演唱这出戏时，往往是先摆好酒席，正如戏里常说的“酒宴侍候”，锣鼓一响，他便如剧中人楚霸王一样，举杯畅饮，一边听戏，一边有姬妾把盏进酒。此时此刻，他或许恍如剧中人，而与之融成一体。

张宗昌一向挥金如土，对这些名伶的精彩演出自然要重金酬报。不仅如此，而且敬如上宾，礼貌周到。在徐州演唱堂会时，除赠酬金外，还赠送烟土，50两一包，根据角色等级不同，数量也有所不同，最多者15包，依次有12包、10包、8包等等。

这些名伶是很讲义气的。张宗昌下台以后，特别是闲居在北京时，无钱又无势，还要唱堂会。这些名角依然如故，招之即来，不仅如此，往往还随便派戏，从未同台演出的，一经提出，就能合作演出，余叔岩与梅兰芳合作演出《打渔杀家》，便是突出的例子。李藻麟在这方面是深有体会的，因为那时唱堂会，李经常担任安排剧目的任务，有时考虑不周，他们还主动想方设法出主意，为李补台。

有一次，李藻麟想提携年轻演员李万春，就派了一出戏，由余叔岩与李万春合演《八大锤》，事前也忽略了征求余叔岩的意见，便脱口而出。由于辈分与水平的差异，余叔岩面有难色，杨小楼在一旁立即看出问题，便主动向李提出：“还是由我和叔岩合作演出，您看好不好？”李藻麟立刻醒悟。向余表示歉意，是自己考虑不周。这些堪称泰斗的演员能如此屈己从人，实属难能可贵，若不是看在张宗昌的分上，万难办到。余叔岩就曾对李藻麟说过：“当初，人家(指张宗昌)有钱时，我们花过人家的；现在不能因为人家没钱了，就不侍候了。”

余也曾当面对张宗昌说过：“您什么时候想听，您自管说话，我随叫随到。”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余叔岩每次堂会演出，不仅自己分文不取，而且连场面也由他自理。梅兰芳自己也是分文不取，只要脑门钱80元，用以支付琴师、鼓师等伴奏人员的费用。

张宗昌在位时举办堂会，为每位名演员确定演出酬金数额，是一个颇感棘手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对每位演员的评价及其在梨园界的声望和地位等诸多方面。处理得当，皆大欢喜；处理不当，就会产生意见。因此，他请余叔岩全权处理，由余提出名单，规定酬金数额，令有关人员照此支付。最高者，一次可得一万元。

张宗昌对京剧的喜爱，对我国京剧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四大名旦这一称谓的出台，就与之有关。在1925年左右，梅、尚、程、荀四人在张宗昌府中演出堂会戏《四五花洞》，因四人旗鼓相当，难分轩轾，故而始有四大名旦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