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件发生之后，眼看着东北三省全都要丢掉了。无论国内国外，没有人不说“你这国民政府是干什么的”？蒋没有办法了，先找孔祥熙给我一个电报：“国内严重，如何办法，请指教。”我复电：“‘九·一八’的祸首就是蒋介石，蒋要向大家认罪下野，然后可以商议，不然，我是不同蒋谈话的。”过了两天，接到蒋的电报：“一切的事都是我做错了，请大家到南京来，赶紧商议救国大计，下野的事，已经完全准备好了，我一定下野。”我的老朋友刘允丞（守中），当时由晋南来看我，刘说：“蒋若诚心认罪，先生应当到南京去商量救国大计，这种危险的事情我也愿意去。”我同刘先生到了太原，知道阎锡山已由大连飞回来了，在太原北边一个中学内，我同阎锡山并阎的朋友在一起谈了一天。阎锡山说：“怕蒋介石没有真的觉悟，他愿意做儿皇帝，不愿意抵抗日本。”我就同阎锡山说：“这是国家存亡问题，他不抵抗，我们也得抵抗。蒋介石既来电说：‘一切都是他的错，请大家去。’至于有什么危险，我是不管。”由太原开车，到了娘子关，有位黄师岳师长上车来见我，这位黄师长两只手拉着我说：“老将军快出来救国吧！我们的国家不得了啦。”一面说着，一面哭。看他的年纪有三十多岁，知道他是东北的军队。他请我下车看他的队伍，我在车站上看他的队伍，大约有一营人，个个都精壮得很，他就是东北军张学良负责指挥的。我问他：“你们是东北军？怎么到娘子关来住呢？”那位黄师长落着泪说：“不是这样，日本鬼子怎会把东三省占了呢？”我又问黄：“你们怎么到这里来的？”黄师长说：“蒋介石调我们到这里来的。”开车后，由丰台转天津，都有很多朋友来看我。我对他们说：“东三省丢了，我们要抗日，谁要不赞成抗日，谁就是卖国贼。”我的火车到了济南府，韩复榘是在车站上来欢迎我，我对他说：“只有拼命抗日，才是英雄豪杰，爱国男儿；也只有为收复失地，为雪国耻去努力才算对得住祖先，才算对得住先烈。”韩说：“我要谨记先生的话，我要奉行先生的教训。”

车到了浦口，很多党里的老朋友来接我，在摆渡上，我说：“我们一定要抗日，蒋介石已经认了罪，已往的事，可以宽恕他。我们是为专制、独裁来打他的，他要不专制，不独裁，决不会有‘九·一八’的事。”我在南京住在张之江先生家里。我在中央党部讲话明明白白地对大家说：“扩大会议为什么打仗？是为打倒独裁。早看清楚，在民国里有独裁，一定要招出大祸来，现在蒋介石有电报说一切事情都是他做错了，他请我们大家来，我为了共赴困难来的。”且郑重地说：“我们要抗日，我们要收复失地，谁要阻止抗日，谁就是卖国贼。”会散了之后，就有人说：“蒋不会抗日的，你若这样说话，恐有生命危险。”我的回答是：“我来就不怕，我怕就不来。”

每逢和蒋介石谈话，他都是哼哼哼是是是，并且一天到晚都是同汪精卫在一起。就在这个时候，上海的朋友们约我到上海说抗日的主张。我坐的火车是下午两点到的上海车站。那天车站上是人山人海，车刚停止，上海市长张群就来上车对我说：“今天秩序是没法维持的，因为上海工人、群众都要看看你，没有法子叫他们不看。我站在先生的背后，若有人掷炸弹，我也跑不了。”我对张群说：“别开玩笑，不会有人炸我，一个我是老百姓，一个我是老百姓的仆人，老百姓喜欢的话，我就说；老百姓不喜欢的话，我不说；老百姓喜欢的事，我就做；老百姓不喜欢的，我不做。你明白这个，就知道老百姓不会炸我的。”当时车站上放鞭炮的，放火炮的，喊口号的，拿着旗子的很多，非常的热闹，有一个多钟头才出了车站。在上海住在胡汉民先生的房子里。一连几天，每天都有三四次的演讲，有的是为学生，有的是为民众或社团。主要的意思，就是非抗日不可，谁反对抗日，谁就是卖国贼。

又到南京开几中全会，大家所讨论的事情都是为了抗日。蒋介石和他亲信的人大唱“抗日三天亡国论”。蒋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因为蒋这样说，何应钦、汪精卫说得更厉害了。何应钦说：“日本有多少烟囱，日本人有多少工厂，我们如何能比，不抵抗还可支持几天。”除了蒋、何、汪本人不主张抵抗外，他们的亲近人也都随他们一样的主张，因此会场里头分成两大派，一派即“三天亡国论”，另外一派是抗日派，说谁阻碍抗日，谁就是亡国奴。闹得非常厉害。这种情形，当然日本人都知道了。执政掌权的主张不抗日，日本的气焰就更高了，投降派里头的人很清楚地把会场的情形报告了日本人。